记者采访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益保护中心陈慧律师:“我们每年都会无偿代理10多起涉及欠薪的劳动争议案件,不过一般找我们走诉讼程序的,都是个人,而不是群体。信访不信法,毕竟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时间比较漫长。”她说,从法律上说,工人集体上街,堵政府门、堵马路等等各种手段,都涉嫌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等,是违法行为。
陈慧介绍,一般欠薪案件,劳动者可以先向劳动部门报案,或到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从起诉到裁决,法定时限是60天。但现实中,由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接办案件太多,裁决一件案子通常会超期。例如琅玥欣公司欠薪案,工人如果发现钱老板有可供执行的资产,可以申请仲裁。如果仲裁机构裁定由工人获得这些资产,工人才可以凭裁决书到法院申请执行,也就是拍卖变现发放。“但是,执行是没有期限的。”
在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益保护中心实际代理的欠薪案中,只走仲裁程序,一般需要3个月左右,劳动者才能拿到裁决书,还不算执行时间。如果劳动者和用工者双方对裁决结果不服,15天之内,才能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一般适用简易审判程序,拿到一审判决,也需3个月。如果双方对一审判决不服,15天内还可提出上诉,拿到二审判决又要3个月。全部程序走完,一般需要10个月左右。个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案例,甚至需要两年之久。“短则3个月,长则10个月,工人哪有时间拖呀?特别是年关跟前,工人没有这个耐心。” 陈慧说。除了时间成本,还要算上经济成本,打官司误工不说,如果自费请律师,至少还要花三五千元。
但工人回家过年的钱到底从哪里出呢?陈慧认为,从法律上说,老板欠薪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工人遭遇欠薪,不应该要求政府用财政埋单,替老板发薪。如果基于维稳压力,政府开了“口子”,只会形成“恶性循环”,鼓励工人凡事找政府,用更多更极端的违法手段“逼”政府埋单。可以改进现有法律制度,包括通过修改法律,规定假如出现老板恶意欠薪事件,劳动行政部门调查核实之后,可以向法院申请立即执行,拍卖其可供执行资产,而不用劳动者走仲裁等一系列程序。这样能筹出“救急”的钱。
从根本上说,冤有头、债有主,欠薪应由老板付。那么,就算公安机关及时抓获了钱老板,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财产支付农民工工资又该如何呢?陈慧认为,对老板应该依法做出刑事处罚。如果老板恶意转移、隐匿财产,公安机关和法院可以继续查证。如果没有,依据现有法律,这些欠薪就讨不回来了。
诚然,建设法治中国,需要上至权力机关、下至普通群众,都自觉依法办事。但现实中,被欠薪的工人、遭遇违法拆迁的被拆迁户、被违规征地的农民等“弱势群体”,往往首先遭遇“强势群体”的违法侵权,然后又不得不利用一些违法手段维权,形成“信访不信法”的特殊国情。我们不能片面批评这些被侵权者不知法、不懂法,但也不能出于同情而认可他们的维权方式,而应该从根源上引导他们选择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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