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编制里不如活在事业里

　　新年伊始，哈尔滨公开招聘的448名事业编制环卫工正式上岗。此前该市计划招录环卫系统驾驶员、维修员和清洁员457人，引来超过1万人报名，结果有包括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在内的7186人通过资格审核。最终录取了448名环卫工人，其中7名研究生。本来在“公考热”持续升温的今天，这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落选女硕士王洋的一句“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再度引发了人们对“编制崇拜”的关注和反思。

　　众所周知，“事业编制”的附加值扭曲了社会资源分配。哈市数千本科生、数十名研究生报考环卫工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们未必是真的喜欢环卫工这个职业，而更可能是奔着环卫系统的事业编制去的。用王洋的话说，她热衷体制内身份，不仅是为了“饭碗”稳定，更是因为能落户城市会带来就业、福利、教育、社会保障等优待。这份“编制”红利带来了一个人少奋斗若干年的诱惑。

　　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不科学、不公平的现象。本来就业就是希望能够人尽其才，学以致用，为“术有专攻”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创业环境。可是，体制内外的差别扭曲了他们的人生观，使他们把环卫工职业作为一块敲门砖，用以实现他们“体制内生存”的世俗梦想，但充其量只是赶上了“体制内”的末班车。

　　很少人关注“学历高消费”，也同样扭曲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光哈尔滨，也不只环卫工，我国“学历高消费”现象已经普遍存在。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聘或引进人员，动辄要求硕士、博士学历，有些后勤人员都是硕士。事实上，这些岗位只需大专甚至高中、初中生都能胜任。国家、家庭花费大量财力、精力培养大学生、研究生，但他们毕业以后，却从事着“低端”的工作，这就是一种人才浪费。另一方面，这种最低端岗位也需要高学历的现实，会误导大家要找到好工作，就得有高学历，造成教育资源错置。

　　在笔者眼里，职业稳定、生活安逸并非社会之福。拿被录取的7位研究生来说，其中有一位曾经是一家培训机构的教师，月薪将近4000元，成为环卫工人之后收入减少了2000多元，落差很明显，但他直言不觉得意外，因为图的就是稳定。如果年轻人把职业稳定作为普世认识观，把事业编制视为一劳永逸之事，那肯定不是社会之福，也不是一个社会所应当具有的创新竞争力的体现。我国古代先哲早就警示国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稳定”、“安逸”是事业单位“神仙日子”的代名词，从过日子来说，浙江乐清市某轻工业总公司不愧经典“好去处”。据说，这家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有25个包括公务员和事业编制的名额。公司员工基本没人管，从来不因迟到、旷工而扣工资；家里有事，也不用请假，因为几个领导基本上都不在；常年上班的只有十几人。据了解，该总公司下属13家企业，其中12家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陆续停产，早已面目全非。但在去年，这些“临垮企业”却招工34人。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家总公司还在接受财政拨款，还有数十个公务员和事业编制。

　　人员在编不在岗，“空吃”国家财政。可见，事业编制不等于能编制事业。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之下的今天，竞争的惨烈程度超过任何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都去追求稳定、安逸，追求体制内的生活方式，那么，国家创新、民族复兴、实干兴邦都将成为一句空话。与其死在这样的编制里，不如活在个人创业的事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