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将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到7.5%,首次放弃了坚守多年的保“八”目标。高层这一表态并非突兀之举,而是对中国经济即将进入新常态的认可。这一转变被外界广泛预期,但由此带来的财政压力可能还没有被充分认识。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税制和税收征管、财政体制基本理顺,财政收入随后连年大幅度增长。从1995年至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从6242亿元上升至103740亿元,增长了15.6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也从10%上升至22%。
随着经济增速降低、经济结构转型推进,首要的影响是财政收入增速大幅滑落。我们的量化模型预计,未来数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有可能从历史平均20%降低到15.7%左右,4年时间将少收7.1万亿元。
与此同时,经济减速压力之下,财政开支却可能被迫提高。从历次中国政府抗击经济减速的经验来看,赤字财政、上项目、放贷款、加大投资规模是不二法宝。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仍旧处于高速重工业化进程之中,只要大批项目上马,对投资品的需求上扬,景气从下游行业向上游行业传递,经济可以迅速热络起来。2001年、2005年、2009年中国遭遇经济减速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应对之道都是如此,效果也堪称显著。从某个角度讲,这条道路轻松写意、驾轻就熟,也受到地方政府及各级官员的欢迎——项目一上,地方政府的窘况可立即缓解。
除此之外,以前在民生开支、社会福利开支等全局性问题上欠账太多,问题积累到难以忽视的程度。加大民生福利开支是必然趋势,比较历史状况而言,将对中央财政形成极大压力。
更加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层面的情况,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法理与财政约束力造成地方政府经常透支社会与经济未来潜力。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地政府通过地方债务平台体制,极度放大债务杠杆率来拉动固定投资增速,积极对外开放来保证产能利用率。让迅速攀升的债务杠杆率为投资、城市化、出口增长的正循环插上翅膀。
如上格局在短期内难以看到根本扭转的期望,财政支出增速亦将相应上扬。按照我们的量化模型分析,未来数年财政开支增速可能高达23.5%,4年时间多支出1.9万亿元。一进一出之间,财政赤字可能比历史正常情况高出9万亿元。
2012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被迫扩大,规模最高可能达到1.5万亿元之巨,随后两三年都难以实现盈余。未来四年财政赤字总额最高可能达到10万亿元级别。因此应对这一趋势提高警惕。
首先,中国的债务状况远非大家认为的那样乐观。截至2010年年底,政府实际负债可能是国债额的4倍。如果汇总6.8万亿中央政府、12.4万亿地方政府(含乡村级)、4.7万亿国开行、2.6万亿进出口银行及农发行、2万亿铁道部、1.8万亿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债务或者负债,中国政府负债总额高达29.6万亿,占GDP比例高达73.9%。这其中尚未计入未来养老金缺口、政府对其他机构的担保等或有隐形债务。
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问题更加严重。根据中央审计署数据,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到2010年年底已达10万亿巨量,年均增速超过30%,平均不足3年时间即翻番。这一势头若不予以有效控制,中国政府债务在短短数年之后即可能超过100%警戒线。
2002年之前,中国经济曾经多次遭遇周期性过剩产能危机。2002年之后,这一痼疾似乎奇迹般地不药而愈。其实,2002年之后是另两个新因素起到了防护作用:首先,出口的高速增长让过剩产能释放到国际市场;其次,以不断扩张负债为代价拉动投资,为建成项目提供了市场。现在,经过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出口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增速有可能从历史上年均20%左右降低到个位数。如果债务超限而导致债务去杠杆化过程被迫启动,过剩产能将大幅冲击中国经济,因此应提前做好预案,小心应对。(刘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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