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私用”放大高利贷危机

　　“在高利贷巨额收益的诱惑面前，地方政府在初始阶段往往不予以干涉，部分地方领导反而主动参与其中，从而助推高利贷阶段性的规模以及风险。官权资本如此批量介入民间高利贷市场，对民众参与高利贷明显构成了‘事实可行’的误导，从而极度放大了民间高利贷规模及风险，而官权资本在参与民间高利贷的过程中，屡见不鲜的‘公法私用’行为，更是极度弱化了地方政府本已趋低的公信力”

　　如果说金融垄断滋生了高利贷的土壤，那么“公法私用”则放大了高利贷的危机。

　　据媒体报道，在温州立人集团债务案件处理中，出现“钓鱼式集资”先还领导本息的现象——在立人集团崩盘前三四个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已经获悉危机临近的情况下，仍然默许立人集团高息集资，并将这期间疯狂集资的9亿余元中的一大部分，用于清偿当地领导的本息。除此之外，去年12月份立人集团旗下的内蒙古煤矿亦以4.5亿元转让，转让款亦不知去向。

　　这是典型的“公法私用”，亦是立人集团虽已崩盘却迟迟不进入破产程序的根源所在，因为根据现行《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可以推测，为了让此前对当地领导本息的“优先清偿”行为，不触犯此条法律，立人集团的正式破产程序，极可能会安排在此举的半年以后。当然，地方当局对此的可能性解释是，给予所有债权人更为宽裕的登记时间。

　　事实上，除上述显见的“公法私用”之外，一条相对隐见的“公法私用”通道早已贯穿在“立人案”成立之前：在立人集团此前长达13年的集资期间，虽然明目张胆进行，但当地政府不但不予以制止，众多地方领导反而参与其中。

　　这种极其反常的现象，之所以变得日渐寻常，与官权资本参与高利贷的优越性密切相关。这种优越性一般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选择参与之前，官权资本对当地企业的运营状况更为了解，具有其他放贷主体不具备的信息优势；其二，在参与过程中，官权资本可以挟工商、税务、质监甚至供水、供电之威力，使得借贷企业不敢轻易对其违约；其三，在借贷主体崩盘时，官权力亦可通过对相关法律的变通执行，从而使自己成为“合法”优先偿还的放贷主体。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在高利贷巨额收益的诱惑面前，地方政府在初始阶段往往不予以干涉，部分地方领导反而主动参与其中，从而助推高利贷阶段性的规模以及风险。

　　金融垄断造成庞大高利贷市场。受高额收益的诱惑，官权资本不仅大量涉足民间高利贷，更变相参与到当地担保和小额贷款市场。因为与高利贷的法律风险相比，通过参股形式参与经营担保公司或小额贷款公司，不仅具有相对的合法身份，还可以通过变相手段同样赚取高额收益。其中，担保公司既可以收取表面的3%左右担保费，还可以通过“贷款保证金”、“代客理财”等手段变相获取更多的收益；而小额贷款公司则不仅可以通过20%以上的年利率公开放贷，还可以采取“咨询费”、“管理费”、“档案费”等名目，从而轻易使整体放贷利率突破4倍于基准贷款利率的政策红线。

　　因当下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均不具备公开吸储资格，致使其实际运作资本除一部分来自股东自有资金外，绝大多数亦是变相从民间拆借而来。所以，当下无论是违规高利贷，还是所谓合规担保或小额贷款公司运营，其实质均可谓极度放大了民间借贷规模。以2011年我国M0（流通现金）逾5万亿元计算，仅保守估计50%以上参与到民间高借贷市场，其总额即超过2.5万亿元。而如果再加上担保公司或小额贷款公司的部分变相高利贷行为，则其总额极可能高达3万亿元以上。

　　当然，无论是参与违规高利贷、还是合规参股经营担保公司或小额贷款公司，官权资本一般均是以代理人或暗股形式存在。但是，官权资本如此批量介入（或变相）民间高利贷市场，对民众参与高利贷明显构成了“事实可行”的误导，从而极度放大了民间高利贷规模及风险，而官权资本在参与民间高利贷的过程中，屡见不鲜的“公法私用”行为，更是大大弱化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杨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