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战PM2.5元年 需要等上18年才能呼吸达标空气

北京率先提出PM2.5治理目标，但市民需要至少等上18年才能呼吸达标空气。中国这场空气战争能否打赢，充满变数，答案未知

按照北京市政府最新公布的方案，北京最早要到2030年，空气质量才能达到国家标准：PM2.5年均浓度每立方米35微克。

2012年2月初，《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方案》（下称《工作方案》）出台。该方案提出阶段性目标：到2015年，北京市空气PM2.5浓度降至每立方米60微克；到2020年， 降到每立方米50微克。这样下去，预计2030年达标。

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由于其细小，不到头发丝的二十分之一，可以不受鼻毛阻挡，直接进入呼吸道，深至肺部，甚至渗入血液。其负载的有害物质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同时，这种细颗粒具有强吸光性，是造成灰霾天气的元凶。

很多北京居民为此失望。堂堂中国首都，居民呼吸到仅达到世卫组织初级水平标准的空气，竟然还要等上至少18年。其他城市的居民或许更加失落：连拥有政治优势的北京都需要如此之久，他们岂不需要更长的时间？

刚刚卸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受访时则表示，北京在过去十几年采取超常规手段治理空气，未来治理将更加艰难。他的个人看法是，如果北京的PM2.5在18年后达标，已属奇迹。2012年堪称中国向PM2.5宣战的元年。由网民掀起的声讨灰霾天气的巨大声浪，终于影响了中央政府决策层，PM2.5被纳入中国最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该标准将于2016年正式生效；而各个直辖市及各省会城市则在2012年实现对PM2.5的监测。

宣战元年，中国各级政府和民众正面对一个尴尬现实：多名学者指出，如果中国各城市现在公布PM2.5数据，将有80%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学者普遍预计，中国至少需要20年以上才能打赢这场战争。但是不少地方官员为了迎合民众关切，不切实际地喊出用数年时间“打赢空气攻坚战”等政治口号。运动式治理苗头已显现。

战争打响

2012年春节过后，北京率先公布大气治理行动计划和PM2.5控制目标。接下来几个月，其余直辖市和30多个省会城市，将陆续公布类似计划。

这场战争的态势如何？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冯银厂指出，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大城市PM2.5年均浓度水平为十几微克/立方米，中国各大城市多为七八十微克。新的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为年均35微克，其实较为宽松。但现实污染水平仍是国家标准的1倍甚至以上。

冯银厂介绍，空气污染一般分为三个类型，即简单的煤烟型污染；叠加扬尘污染，称为混合型污染；混合型污染再加机动车尾气污染，即为复合型污染。后者最大特点是污染颗粒经各种化学反应后，形成大量二次污染物。

他表示，中国三类污染并存。中国东部三大都市圈的多数城市以复合式污染为主；而大多数中国二线、三线城市以混合型污染为主，西部二线城市如乌鲁木齐以煤烟型污染为主。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中国在30余年间走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路程。快速工业化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城镇化则让举国城镇成为一个个大工地。

学者指出，复合型污染最难治理。正因为此，北京的《工作方案》推出了八大措施，分别在监测、交通、燃煤、扬尘、工业等八个方面着力。

在公众最为关注的交通方面，北京提前了淘汰老旧车的时间。此外，2015年前中心城区公交出行比例将达50%。

在工业方面，北京提出，到2015年千余家沥青防水卷材、玻璃等企业退出本市，东方化工厂也将停产。到2020年，全市经营性水泥厂全部关停退出。

在燃煤方面，北京计划将年使用量，从目前的2600余万吨降至2020年的1000万吨以内，削减幅度惊人。

而在第四大污染源扬尘方面，北京提出未来全面执行“奥运标准”，严控土石方作业面积，清扫道路推行无尘化机械作业，严查渣土车。

未来北京出现灰霾天气时，还将实施更完善的空气质量重污染日应急预案：暂停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和渣土运输，部分企业停产、减产，市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停驶部分机动车。

北京还计划在五年内新增100万亩平原林，以生态工程消解部分PM2.5。

冯银厂评价说，北京的八大措施，力度已然很大，实属不易。但这样的力度，北京仍谨慎地提出到2015年PM2.5仅下降15%，可见防治之难。

北京预备战成败

未来的空气战争到底有多难，或可从北京十几年PM10治理过程一窥端倪。

PM10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PM2.5是其一部分。在中国多数城市，PM2.5占到PM10的一半乃至六成以上。

“当下中国城市中的空气质量，并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在冯银厂的统计中，1998年至2000年前后，才是中国大城市空气最糟糕的时期。

杜少中持同样看法。他印象中，北京空气最差的是1998年。当年空气颗粒物PM10，达标天仅100天。一个采暖季共134天，其中106天超标。

经过十几年努力，北京市区2011年空气质量达到现行标准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累计达286天。

在冯银厂看来，北京十几年间利用作为首都的政治优势，采取了不少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措施。

在交通方面，北京在全国较早禁止排放严重的“黄标车”进城，还在中国第一个使用符合新国标的油品。在工业方面，搬迁了首钢等大批大型重工业企业，关停了大批中小污染企业。此外，北京花巨资以天燃气等能源替代燃煤。

北京还“管”到了周边的河北省境，迫其关停大批污染企业。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后，河北不少合规企业也停产停业。

作为微博名人的杜少中，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总结说，十几年来北京采取了200多项措施治理空气，进行了十几个阶段的工作。治理成效可谓显著，但这期间“北京的空气从未达标过”。

冯银厂分析说，北京虽在治理空气上作了大量努力，但过去十几年是这座城市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目前机动车数量比1998年增加了近400万辆。北京由此成为全国交通最差的大城市之一，大量车辆处于怠速状态，将尾气污染放大10倍以上。也就是在这十几年间，北京从三环扩至五环、六环，面积翻了几倍，人口也从1200余万翻至2000多万。“治了存量污染源，却又加了增量污染源。”

也有学者认为，北京在大兴基础建设的同时，扬尘管理并不尽如人意。其管理水平在国内尚可，但与东京等国外城市相差甚远。也有人指出，北京花巨资治理自身污染，却甚少考虑对相邻的河北诸地进行环境补偿，致使这些地方环境治理落后，最终影响北京。

亟待“尾气革命”

针对复合型空气污染，学者认为中国需要一场“尾气革命”。

以北京为例，该市环保部门的数据显示，机动车污染约占PM2.5污染的22%。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指出，如果中国提前十年治理PM2.5，情形将远不如今天复杂。他首先指向机动车数量。十年前，汽车对中国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尚是奢侈品，各大城市机动车拥有量仅为今天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如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汽车拥有国，局面非常复杂。

和朱彤一样，多位学者认为中国必须检视自己的汽车政策。当初，为了鼓励国产汽车，中国选了一条对汽车排放过于宽松的产业道路，致使污染严重的“黄标车”，一度在各大城市飞驰。

据官方数据，北京空气质量比上海更糟。原因之一在于，上海较早地限制了新车牌照额度。目前，上海有300余万辆汽车，而北京已经超过500万辆。

学者指出，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垄断炼油企业为保护自身利益，迟迟不肯推动油品升级，使中国大多数城市油品较为低劣，落后于国家标准，让机动车污染雪上加霜。（参见本刊2011年第37期报道“劣油凶猛”）

中国多数城市的功能定位混乱，道路规划落后，最终导致交通堵塞，将机动车污染成倍放大。以北京为例，车多并非主要问题，关键是政府机关、央企总部、银行总部等大批重要机构，扎堆设在城市中心二环路内外，而上班族放射状地居住于城市周边，最终，机动车每天都要进出市中心，引发交通拥堵。

在中国二线城市，单中心现象普遍突出。例如南京的新街口，该市交通情形类似北京。冯银厂认为，要管好机动车，各城市首先要做好功能定位划分，让机动车主能就近上班，少开车。

除了机动车尾气污染，工业污染约占北京PM2.5的20.5%，煤炭燃烧占17%，约16%是施工带来的扬尘。

上述四种污染源，在中国各大城市中比重各不相同。如天津处于基础建设高峰，扬尘污染就高过北京；工业城市兰州的工业和燃煤污染占到约七成。

冯银厂说，要想打赢PM2.5战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有革命性转变，高污染企业必须退出，必要的工业必须在严格的环境管制下进行；对燃煤的能源依赖也要改变。

在发达国家城市，工业企业基本上在离城市数十公里之遥的工业园区，园区统一执行严苛的环境政策。反观中国，工厂与城市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十分突出。

在施工扬尘污染方面，杜少中认为，中国的施工者普遍对扬尘污染认识不足。他们去执法时，不少施工方甚至认为“盖房修路哪有不扬尘的”，环保部门是找茬儿。

联防联控待破题

在上述四大污染源之外，中国多数城市的PM2.5还有第五个重要来源，即外来污染。PM2.5随空气气流移动，会影响相邻的其他城市。以北京为例， PM2.5有24.5%来自周边省市。

针对此项特点，环保部在2010年时即提出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办法，此次对PM2.5开战，联防联治再次被各地政府一再提及。

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个区域，以及辽宁中部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等九个城市群被环保部要求实行区域联防联控。

冯银厂说，联防联控这个提法非常好，但目前尚无实质举动，决策者和执行者也没有基本共识。

据了解，上述区域或城市群的环保部门已就互通空气监测信息、定期举行会晤协商等形成制度。但在此之上如何运作，尚无答案。而且这些区域或城市群之间，空气污染迁移情况的基本规律也没有摸清楚。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期间，均通过关停城市群内施工工地、污染企业，让部分机动车暂停上路等方式，实现赛事期间空气清新。但三者主要以中央政府行政命令方式实现，以相邻城市经济损失为代价，因此效果短暂，不可持续。

冯银厂指出，国际上其实已有联防联控成功先例，例如美国北部城市与加拿大南部城市之间，建立了二氧化硫排放额度交易制度，多排者要向少排者补偿损失。中国城市群经过细致研究后，未来或可借鉴这些成功模式，以市场方式破解联防联控难题，而非政治命令。

2011下半年以来，PM2.5受到中国民众和官方的空前关注。学者对此喜忧参半。喜的是关注必将推动空气治理，忧的是各地运动式治理苗头已现。

“全省（市、区）上下一心，打一场空气的攻坚战”，从2012年初以来，类似语汇频频出现在各地领导口中，也一再出现在各省、市、区召开的“两会”上。但是怎么治，拿什么规划、措施出来，拿多少钱出来，除了北京，其他地方迟迟没有亮牌。

上述学者最近两个月与多地官员有过交流，发现不少官员调子虽高，内心根本没做好改变经济方式的准备，总是试图寻找收效快又不伤筋动骨的办法。

多位学者的共识是，如果地方政府没有下定决心损失部分GDP保护环境，最终结果极可能是治理速度赶不上污染速度，输在治与污的赛跑中。

冯银厂给各城市治理PM2.5开出的药方是，各地政府首先要聘请科研人员研究清楚自己城市的污染源，以及在不同时期污染源的变化规律，然后“对症下药”。煤烟、混合、复合，各种污染类型治理要有所侧重。此外，治污要踏踏实实，尊重科学。

这场战争能否打赢？多长时间打赢？多位学者表示，路途充满变数，结果尚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