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收入分配改革需重点研究农民工群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腾讯财经讯 2011年12月10-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在海口合作举办第七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邀请国内外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深入讨论“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等关系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课题。腾讯财经、腾讯微博对论坛进行了现场直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论坛表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收入分配需要重点研究的一个群体，如果这个群体不解决，民富优先基本达不到。

以下为宋晓梧发言实录：

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很好消费主导、民富优先，这和“十二五”确定的经济发展转型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要转型就改变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我们投资过多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很大，我们现在重点不是怎么使大款多花钱，大款都到海外花钱了，重点是一般老百姓怎么提高消费，普通的老百姓占绝大多数。

收入分配这个题目从“十二五”前期做研究到“十二五”规划公布以后，讨论的非常多，我也在不同的场合做过多次的演讲，今天让我做个主旨演讲，我呼吁迟福林院长提出的“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这也是我自己一贯提的，但是没有他提的鲜明。我觉得目前农民工收入是现在经济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先看农民工的现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资料：

——2010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223万，其中外出外出农民工由2005年的9809万增至15335万。广东、浙江、江苏、山东4省占了50%。

——占建筑业90%，煤矿采掘业80%，纺织服装业60%，一般服务业50%。

——月平均工资由875元提高到1690元，年均增长14.1%。其中2010年比上年增长19.3%。

——接受过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4%。

——全国工会会员中农民工8855万人。

还有一个数据是根据有关研究材料总结的：

——从事建筑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70%以上；

——从事城市中苦藏累险工作的70%以上；

——工伤事故受害者中的70%；

——大中城市外来农民工70%住在城乡结合部；

——城市各类刑事案件中70%发生在城乡结合部；

——刑事案件中涉案人员70%是农民工；

——刑事案件中受害者的70%是农民工及其家人。

这些问题说明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收入分配需要重点研究的一个群体，如果这个群体不解决，民富优先基本达不到。农民工最不满意的是工资低，农民工的月工资刚才提到一些，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重庆等6个城市最新的调研资料，农民工月工资平均为1720元，62.5%的人月工资在1000-2000元之间。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平均9.19小时，每个月加班时间平均4.79天，通过加班等获得的工资补贴为511元，占月工资的30%。农民工对工资不满意的程度达60%，比2006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这值得我们深思。

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差别最大的东莞，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每月3293元，农民工是971元，不到城镇职工的30%。这两年工资增长较快，但仍然偏低，今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对农民工的输入大省浙江和输出大省四川两个大省进行调查，浙江农民工最低工资从1994年的200元，提高到2011年的1310元，仍只相当于当地社平工资的37.5%。四川农民工2011年人均劳务7827元，同比增长15.8%，但仅与最低工资标准下限持平，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61元差距很大。且调查表明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5小时，一周工作6.5天。

现在大家都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我们看一下，这是浙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最不满意的公共服务提了很多像收入水平、居民生活状态等，最不满意的是收入，占60%的农民工对收入水平不满。农民工需要政府做哪些工作，比如说，政府完善社会保险，在调查里把这个列为第一项，结果农民工选的是工资水平太低。农民工的工资为什么这么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说，它是由于行政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行政分割所形成的，这是一种分析。还有一种分析，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刘易斯拐点是一种分析。我认为这是两个转型的交织点形成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的现象，我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两个转型交织在一起才能形成。像巴西，只有贫民窟，不会有农民工，工作了就是工人。关于刘易斯的拐点，我这里不展开说了，我想说的是不能仅仅用刘易斯拐点解释农民工工资低的问题，这里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体制原因，就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进城，我们的土地制度又拉住它，农民的身份是刘易斯没有预测到的，我们的农村户籍制度不是当时刘易斯研究到的，仅仅用刘易斯理论解释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是不够的，要看到我们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现在总体来看也不是农民工已经有转移，我们现在农村劳动力占的比重和农业产值占的比重是很不匹配的，如果按照刘易斯的理论应该是农村劳动力所占的比重和农业产值比重大致上差不多。现在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不是总量供求出现关系出现了逆转，主要是供求结构出现了调整。

在农民工的收益方面，土地收益值得研究，刚才我谈的是工资收入，实际上，农民及其土地在一些开发区征地的过程中他们受到的损失相当大，有资料显示全国的失地农民四千万，我最近看到的资料是五千万，农民在土地方面拿到的收益大概是上万，这样累计下来数字很大。这个情况对收入消费有巨大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农民土地收益的例子，湖南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农民的19.3亩地被政府、开发商收购后的收益分配格局：开发商为850万、政府为620万、农民为47万。开发商、政府收益分别是农民收益的18倍、13倍。

现在看来到了一定的阶段要充分的审视，由于社会财富不能在公民中合理分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了，只要发生国际经济危机，订单减少，农民就会回到农村，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要重新认识，收入分配差距不能过大，而且新生代的农民工是不是要回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年的一项调研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 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跟原来想象的经济下滑农民工就回农村，社会也稳定，这个也值得思考了。有些农民工从小就在城市长大，不认为自己要回到农村。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我觉得一些学者有这样的倾向，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太好了，前一阶段确实起到这样的作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这个阶段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巨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另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亟待改善，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很少。

农民工这个词的身份不好解决，单独评选农民工的优秀人物，成为一个固定的团体，我觉得这么下去的话，就把至少1.5亿人的社会群体变成一个社会固定的群体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农民当了干部就不叫农民干部，当了军人不叫农民军，当了教师不叫农民教师，当了歌星不交农民歌星，而当了农民就叫农民工，我认为这是一种歧视。

农民工的出路在哪，绝不是把农民工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方向是让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要想让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要真正的落实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民居民。二是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同工同酬。三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然这里面一个比较大的难题是改革户籍制度与农民的土地政策，最后实行城乡的统筹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