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单伟建：从赤脚医生到“门口的野蛮人”

无疑，单伟建是亚洲第一代“门口的野蛮人”，或者并购基金(Buyout Fund)经理人。

(有一种认识是，并购基金是下阶段，国内PE的方向之一。至少，现在不会有人对“门口的野蛮人”有歧义了。)

作为太盟投资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单伟建于近期募集了一支总额8.75亿美元的基金，面向亚洲不良资产。

知青后传

单伟建，1953年10月生。

他这个年龄段，刚好同知青这一历史身份对应起来，从北京来到了内蒙。

戈壁滩的生活对年轻人来说，或者相对枯燥，于是同伴总是在打扑克，而单伟建对此颇为反感，他一直在阅读。

应该包括苏轼的《留侯论》，既然他后来提及，留侯就是汉代张良，文中写道：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单伟建对过去谈得很少，不作回忆文学，不过《纽约时报》却挖掘出，他从事过赤脚医生的工作。

那个时期，不少下乡的知青，在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即承担基础医疗工作，没有固定薪酬，仍然在农田种地，于是被形象称为赤脚医生。

忙碌之余，半导体收音机传出英语广播，单伟建如此就学习了外语。

在结束知青生活，返回北京之后，单伟建进入了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是英语系。对外贸易学院是在1973年恢复的，之前一度迁往河南固始，并被撤销。(的确是这样，1984年9月，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正式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毕业后就留校任教，教授英美文学等。如此可以不断重温，文艺复兴到20世纪美国文学。

80年代初期，国门渐开，人们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兴趣。留学是那个时期重要的社会现象，单伟建成为其中之一。

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外他还拥有旧金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87年，作为“青年专业人才计划”的一员，他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担任投资官员。

之后，单伟建重新成为老师，受聘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于1985年5月26日在纽约成立。是由中国在美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和学者自发组织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性学术组织。“是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上成立最早、最具规模的经济管理学类的学术团体。”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在《海归时代》一书中回忆：最早的创办理事有6个人，包括目前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教授钱颖一，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还有我弟弟王辉进。

那么在1988年，单伟建曾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理事。

在沃顿商学院期间，单伟建要致力一份学术期刊的建设，即《中国经济评论》， 1988年至1993年间他担任该期刊的创始主编。

有一位经济学家，回忆起一件事情，当时留学生之间时常聚会，一次谈到一个话题，说学技术出身的是一些没有价值观的人。平日里话不多的单伟建，马上站起来反驳，相当认真。

1993年，单伟建转入投资银行界，加入了JP摩根亚洲。

除担任该行董事总经理外，他还担任该行中国区代表、北京办事处、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

这一时期，这家机构正在变化中。1996年，时任JP摩根CEO的道格拉斯-华纳指出：“我们在过去10年所进行的投资现已见到了成效，我们最重要的战略性任务，即转变为一家集全球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业务于一身的公司，已基本完成。”

时间上可能早了一些，那个时期，投资银行的业务没有现在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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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一银行

1998年，单伟建加入新桥投资。

在这前后，发端于东南亚的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席卷韩国，对包括银行业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形成巨大冲击。

10年后，友利银行中国行长金禧泰回顾：当时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企业无差别化的资金拆入只注重外向型经济增长，金融机构疏于风险管理所致，所以社会各领域金融重构和体系转换迫于眉睫。

新桥投资(Newbridge Capital)成立于1994年，由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和布蓝资本(Blum Capital Partners)创办，面向亚洲地区投资。

TPG创始人庞德文，或者大卫-邦德曼(David Bonderman)同美国储蓄银行并购案相联系，这是并购基金中的经典案例，在1996年庞德文将其出售给华盛顿互惠银行。

在金融风暴环境下，作为国内主要银行之一，韩国第一银行遭遇的麻烦谈不上特殊。大客户陷入经营困境，其实这还在金融风暴之前，银行的风险表面化。

于是进入重组，先是缩减注册资本金，之后韩国政府与韩国储蓄保险公司增资。到1998年10月，作为财务顾问的摩根士丹利向国际金融机构发出了投标邀请。有浓厚兴趣的是两家，即汇丰和新桥。而花旗则倾向于收购网点。

2010年11月财新峰会上，单伟建回顾：韩国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的国家，到了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的银行有很多都破产，很多陷入困境，这时候把外资引进来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他们愿意做这件事情。

其实处于一个进程中，金融风暴后，韩国同意将外商持股的比率提高，允许外商开设金融机构，开放金融与资本市场。

1999年，韩国储蓄保险公司对韩一银行出资42000亿韩元，韩一银行100%国有。

媒体援引单伟建的话，“如果为重组韩国第一银行已经耗资105亿美元的韩国政府不让新桥投入这5亿美元，而是自己再放进5亿美元，仍然是无济于事。因为其金融体制问题和银行体制问题仍然没有改变。”

汇丰的优势在于，它是一家大型银行，但是提出100%，持有80%和20%的认购权。新桥则提出了持有51%，韩方出让经营权，韩方还拥有5%的认股权。

后一方案意味着，韩方还拥有未来价值的一半。于是，单伟建在15个月的谈判后，拿下了这个机会。

之后韩一银行董事会有了一支外部团队，2000年后的16名董事中，有15名外部董事。目的大概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新的管理层引入通用金融公司作为顾问，实践了“彩虹计划”(Rainbow project)。包括风控体系设计，严格化贷款流程。

但是更重要的是顺应零售银行的趋势。1999年零售贷款占比22%，2004年达到69.55%。大客户贷款则从贷款总额的近一半，下降到10.29%。

有一篇介绍：韩一银行在五年的时间内实现了总资产的翻倍，达到了400亿美元，并且，韩一银行成为了韩国银行业中拥有最干净的资产负债表和最佳的资本充足率的银行。单博士在与韩国政府的谈判中以及随后作为董事在该行扭亏为盈的过程中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2002年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中银香港是原由香港中银集团所属的12家银行重组而成的，母公司为中国银行。香港地区的三大发钞行之一，在香港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位是中银香港的客户。

“那时候我已经是中国银行香港的独立董事，还是审计委员会的主席，已经参与到中国银行香港体制的改革当中，所以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单伟建后来回顾，他2004年在《华尔街日报》撰写了一篇有关银行业改革前景的文章，所以持积极的态度。

深发展

深圳发展银行是在对六家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成立的。既是一个国内金融创新的产物，也是国内股市发展的开端。

深发展是中国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商业银行。深发展于1987年5月首次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并于1987年12月22日正式成立。

2002年9月，深发展公告称，董事会决定设立收购过渡期管理委员会。

由新桥投资8位专家组成，包括新桥投资集团的联席主席庞德文，新桥投资董事总经理单伟建。

那么为什么是深发展？深发展分散的股权结构是一个方面。如果外资超过25％，即为合资企业，要遵循相关规定，涉及业务范围的问题。

“收购是一条异常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有太多无法预料的不确定因素，会影响谈判的进程和结果。”在收购韩一银行的时候，单伟建曾经如是说。好在他的业余爱好是长跑。

2003年5月12日，深发展发布公告称，董事会向管委会所作出的授权已经届满，4家国有股东与新桥投资仍未能就股权转让与收购事宜达成协议。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撤消管委会。这无疑是引发了外界对谈判停止的猜测。

中间的辗转是一本书容量的内容，并且已经是过去，这里略过。

“单始终是新桥收购深发展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双方谈判从来没有中止过，哪怕是在撤销管委会之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中方谈判首席代表、交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肖遂宁表示。

长跑也有终点，《深圳特区报》2004年11月24日刊载《期待深发展再创辉煌》一文。

肖遂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本原因在于深发展和新桥最终认识到，双方在根本利益上相互需要，“联姻”将会产生互惠互利的双赢格局，进而惠及广大的投资者。

新桥出资12.34亿元，购得深发展17.89％的股权，成为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同时承诺五年内不会转让上述股权。

之后又以9.92亿元认股权证行权增持0.52亿股，因此总金额为22.27亿元。

美国人韦杰夫(Jeffrey R.Williams)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界的第一位“洋行长”。

韦杰夫不止是中国通：我毕业论文是翻译魏晋时期文学家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把这篇中国音乐理论古文翻译成了英文。

这就忒厉害了，嵇康的这篇文章涉及的思考耐人寻味，嵇康发问，音乐自身有无情感，比如“哀乐”？音乐自身和人的情感应该没有关系，“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

早年间，韦杰夫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专业本科毕业，1982年获得哈佛商学院MBA学位。银行家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不过，在1979年的时候，他是北京大学执教的第一批外国专家。在那个时期，他介绍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韦杰夫指出，深发展有239家营业网点，网点间风格大相径庭，甚至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现象。“中国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基本采取松散管理，对分支机构考核主要以利润和规模指标为主，由于各分支机构过分强调区域特点，导致管理上存在一定真空。”他提出了“One bank”的理念。

“One Bank”包括八大个方面，即一致的服务界面、共同的操作平台、统一的控制体系、标准的工作流程、明晰的市场定位、一体的人本环境、一贯的经营理念，以及凝聚的企业文化。

同时期的，2005年1月，渣打银行宣布，已就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全部股份的事宜达成协议，将支付大约3.4万亿韩元，约33亿美元。

2005年9月28日深发展与通用电气金融财务(中国)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通用电气公司属下的消费者金融集团是世界范围的银行和金融服务提供者，在47个国家为客户、零售者和汽车交易商提供服务，拥有1.18亿客户。

无疑，媒体聚焦在法兰克-纽曼(Frank N. Newman)。2005年5月任深圳发展银行第六届董事会代理董事长，2005年7月起任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1993年至1995年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是财政部的第二号官员，曾被授予了美国财政部的最高荣誉奖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奖。

早前担任过美国富国银行的执行副总裁和首席财务官，美洲银行集团的董事局副主席和首席财务官。副财长之后，他作为董事局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领导扭转信孚银行的困局，公司实现了盈利。

纽曼后来谈到，深发展有很多问题，但最大的优势在于人，从业者不仅非常聪明，而且渴望变革，这在很多银行是没有的。

事业刚刚开始，但是，2006年2月韦杰夫就离职了。“董事会对韦杰夫先生为银行所提供的服务表示感谢，并向他致以良好祝愿。”这事情你得问单伟建。

2007年2月后，肖遂宁担任深圳发展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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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者

2005年第15期《财经》杂志上，刊登了《质疑“对价”一个独立董事致上市公司的公开信》一文。

内容不再叙述了，经历那一段时间的股民，对“对价”的文化交锋，是再熟悉不过了。

单伟建之后再次撰文谈及了观点：我作为宝钢的一名独立董事，对宝钢的股票全流通方案提出了强烈保留意见并明确表示不赞同。但问题是，根据宝钢2005年6月28日的公告，包括我在内的全体董事都对提议中的全流通方案投了赞成票。

原文在《财经》2005年第16期：……但仍然认为法人股东自愿认罚赎买流通权没有充足的道理和法律依据。因此我在董事会上已经明确表示，要将我的保留意见形成文字呈送董事会。

“我不赞成宝钢公告的全流通方案，但我完全赞同和支持宝钢配合国家主管部门，尽速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

可以想见舆论回响，他也因此当选为一家媒体评选出的“2005年股改风云人物”。

每家公司都要过那么一个坎，2006年5月28日，深发展公布股改方案。股价在一定波动幅度前提下，公司将向公司流通股股东定向现金分红，每10 股流通股所得现金总额最高不超过0.48元。有声音指这是“零对价”。

方案遭到了否决。投票的流通股4.3亿股，赞成38.9%，反对37%，弃权23.7%。

之后单伟建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经历这次股改，我觉得中国的上市公司有点像唐僧肉，不少人都想来吃一口，吃不着的，就倒打一耙，硬说你是妖魔鬼怪。”

单伟建：我觉得，第二次的股改方案出台一定比第一次还难。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将问题处理得更好。

2006年9月1日《华尔街日报》节选发表了单伟建刊登在《亚洲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依我所见，世界银行报告的中国企业的股本金或称净资产回报率计算有误。”

9月6日，世界银行的高路易和郝富满针对他的文章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来信。于是单伟建再回应，“两位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企业投资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企业留存利润，而银行贷款仅占三分之一甚或六分之一。这是不可能的。”

2007年3月公布的年报显示，2006年实现净利润13.03亿元、每股收益0.67元，比上年增长319%。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首次出现JP摩根和摩根斯坦利。

2007年5月28日，深发展公布二次股改方案。新方案是定向送红股，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得股份1股。非流通股股东放弃获取红股权利，相当于向流通股股东每10股支付0.257股的对价。此外，还增加了当时颇受市场欢迎的权证。

6月8日下午4时50分，法兰克-纽曼先请高管一起上台，然后再宣布结果。结果是，参与投票的流通股股东99.05%赞成，深发展股改获得通过。

“深发展提出向零售银行转型是符合自身特点的。” 2006年7月深发展副行长刘宝瑞在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谈到：

深发展历史上形成的不良资产中，96.5%是来自对公业务，只有3.5%是来自对私业务。这部分不良资产除了一些市场及信用风险的原因外，更多的原因是资产结构问题。

深发展零售银行的基本业务体系，包括6个一级部门，即信用卡中心、战略与营销管理部、住房与消费信贷部、私人理财部、运营部及汽车金融部。

由于股价大幅上升，之前2005年9月，深发展与通用电气签署协议，定向发行价值1亿美元的新股的计划终止了。但纽曼表示，无论参股计划最终结果，深发展都将与通用电气在消费金融项目开发上继续合作。

单伟建的关注不限于《留侯论》或者经济增长之类的。也关注大事，2007年6月单伟建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试解明代天启大爆炸之谜》一文。

“天启大爆炸和通古斯大爆炸很可能属于同一性质的爆炸，而彗星闯入大气层在近地点爆炸的学说也几乎可以圆满地解释两次大爆炸的所有共同的现象。”

或者需要做一下科普工作，1908年6月30日，在俄国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河畔，是早晨7点许，突然间发生巨响……周围2150平方公里被夷为平地。其爆炸威力，较为普遍的说法是相当于1000万到2000万吨TNT。至于成因，众说纷纭，且不再是本文的内容。

进入2008年，深发展的资产优化仍然在持续中，2008年9月末公司不良贷款余额为110.8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4.28%。贷款减值准备期末余额60.49亿元，拨备充足率达126.51%。

但是且不要认为，庞德文们每一单都是利润丰厚的。

华尔街金融风暴的背景下，2008年4月，TPG牵头的私人股本财团以总金额70亿美元入股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其中TPG投资13.5亿美元。支持管理层继续“银行业沃尔玛”之路。但是在9月银行倒闭了，由摩根大通以19亿美元的超低价收购。

庞德文进入了《商业周刊》2008年全球13位损失最多的投资者序列，虽然70亿美元可能是私募股权投资界创记录的损失，但是不算丢人，因为巴菲特也在这个榜单上。

新起点

2010年让财经媒体牵挂的事情是，平安和新桥的“换股”。

2010年5月4日，深发展公告，平安保险向新桥投资定向增发2.99亿股H股，新桥投资则以所持深发展的5.2亿股股份作为支付对价。那就是好几倍的获利了。

单伟建在11月的财新峰会上总结：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银行的总资产从200亿美元增加到600亿美元，涨了三倍，不良资产的比率从11.4%下降到去年年底的0.63%。

好了，变化总是会到来的， 2010年6月21日，太盟投资集团(Pacific Alliance Group，或者PAG)宣布，单伟建将出任该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原本打算自己创立一个植根于亚洲并长期着眼于亚洲的新的投资基金……”单伟建介绍，“我发现他们的战略构想与我不谋而合，所以我决定与太盟联手，希望与他们合作建设一个行业最佳的私人股权投资平台。”

PAG是一家多类型投资机构，总部在香港，投资类型涉及私人股权、房地产、对冲保值基金和不良资产的投资。在上海、东京等地设有办事机构。

PAG同时宣布，此前任职于野村证券的金载旻(David J. Kim)，也就是前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亚洲金融机构集团主管，将出任首席营运官，金载旻是新桥资本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及TPG出售深圳发展银行的财务顾问。

单伟建仍将担任TPG的高级顾问。这很好理解，除去相互的认同之外，一些项目的后续还需要单伟建的支持。

2006年，新桥以8.4亿美元收购台湾台新金融控股(Taishin Financial Holding)18%的股权。2007年末以资产排名，台新金控为台湾第二大金控集团，旗下拥有台湾第三大信用卡发行商台新国际商业银行。

2010财新峰会上有一个分组话题：PE掘金，单伟建谈到：大部分今天的PE还没有经过一个很糟糕的市场周期，也就是说还没有吃过亏，大家在市场上都是过五关斩六将，而且有的人走的麦城都不跟别人讲，包括我在内。

(当然，我们知道，世界范围充裕的流动性保护了资产价格，也支持了投资人的工作。但是从充裕到紧张的过程总是很快。)

单伟建谈到潜在的变化：所以大家感觉PE有金可淘，纷至沓来，但过两年，你就会发现有懂的，有不懂的，有问的好的，有问的不好的，有运气的，没有运气的，这就会有人吃亏，就会有人走麦城。

2011年7月，PAG旗下太盟亚洲资本有限公司宣布，其亚洲股权并购投资基金PAG Asia I的首轮融资关闭。认购总额超过17亿美元。

9月单伟建的第一单投资项目浮出水面。乐语中国向太盟亚洲发行1.5亿美元的可转换优先股以及1亿美元的可转债。

乐语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无线通信产品、配件、内容服务的零售商和分销商，业务遍及中国30个省市。

公司首席执行官费东平说：“太盟亚洲注入的资本将用于乐语的运营与业务扩张，以提高市场份额巩固市场龙头地位。太盟不仅将在董事会层面协助公司，更将通过其在运营方面的经验帮助公司未来更好地发展。”

同在9月，人们获悉，单伟建近期募集了一支亚洲不良资产基金，总额8.75亿美元。

时光如梭，如此已经是2011年的财新峰会了，单伟建对经济有一番认识：

我们的储蓄率在今后十年就不会这么高，因为我们的人口会迅速老化。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我们才能够长期持续我们的经济发展。

“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模式转到消费驱动的模式，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种资源配置的扭曲……”

(当然，这是单伟建先生的一家之言，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投资是对未来的支付，投资总是低效率的，相对于消费来说就更是如此，但是没有对未来的投资，意味着就没有未来。这并非是一个有和好的问题，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对一个人，一家公司，一个经济体来说都是如此。这也对应单先生的工作。)

结语

所谓“门口的野蛮人”，并购基金的特定作用，我要说的是企业家精神某种意义上就是“主观”，只是有时候，企业家的主观和外部环境刚好吻合，于是有了成功。如果并不吻合，这里的问题是，通常来说，企业家是一些很执着的人。相对来说外部投资人会客观得多……但是扭转企业管理层的认识很难。

“像我们这类的PE，收购型的PE是非常辛苦的，赚的钱也是辛苦钱。”单伟建曾经如是说。(文/郦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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