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食品向规模化发展 超额利润尚难获得

□ 财新《新世纪》记者 王姗姗 实习记者 张颖 | 文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提高，超市的货架上，标着“无公害”“有机”的“绿色”蔬菜或肉蛋品越来越多，它们以高于普通产品两三倍的价格出售。它们的生产商，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私募资金的关注。

但最近重庆沃尔玛店长期出售假冒绿色猪肉一事的曝光，打击了消费者对这些“绿色食品”的信心。很多人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对“无公害”“有机”这些名词知之甚少，却又想当然地将其与健康、安全挂钩。

从财新《新世纪》的调查来看，绿色食品虽然标价很高，行情看好，并正在向规模化生产方向发展，但现在投资者要想从中获得超额利润还是难事。

被误读的“有机”

在北京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艳飞的眼中，“精品农业”与普通农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把关更严格、更科学，产品上市前还增加了选品和包装，而市场供应环节中也绕过多层批发，从而更容易实现“可追溯”。

“我们的产品全部符合无公害标准，但‘有机蔬菜’在其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刘艳飞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目前天安出产的精品蔬菜中，有机作物的种植面积只有六七十亩，产量在公司总产量中的占比不足3%。“有机食品不适合大面积推广。”刘艳飞坦言，目前国内消费者以为“有机蔬菜”就意味着更安全、口感更好，其实和专业角度的有机食品不是一个概念。

“有机”一词源自英文的organic，指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的农业生产体系。

“如果完全搞有机，产量上肯定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刘艳飞表示，有机蔬菜的产量，一般比使用了农药和化肥的蔬菜低30%-40%甚至更多；一旦遭遇病虫害，常会引发大面积绝收。

“有机要求使用有机肥，而有机肥也有可能存在大肠杆菌超标等不安全因素；如果不使用化肥的话，土壤就缺某种元素，所以产品口感未必就好。”在刘艳飞看来，从食品安全和满足营养需求的角度来讲，无公害蔬菜就足够了，目前中国有机食品市场存在某种炒作。所谓“无公害蔬菜”，按中国的标准，只需要蔬菜中不含有相关规定中不允许的有毒物质，并将有害物质控制在标准允许范围内。

“西方国家一开始做有机，主要是出于环境和生态保护的目的，而我们国家主要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把有机食品的作用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国家环保部有机食品发展中心顾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亚洲地区协调人周泽江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有机产品在整个农产品中本应是“锦上添花”，把有机产业当成食品安全的“救世主”是本末倒置。有些地方将“有机产业化”作为形象工程，这就更易让不法经营者从中渔利，催生出造假行为。

在很多食品包装上充斥着各种认证标识，这种认证被消费者作为对食品质量的“背书”，但其可信度却有很大疑问。目前在农产品中常见的认证标识大体包括“绿色食品”“无公害”和“有机”三种。简单来说，“无公害”最宽松，“有机”最严格，“绿色”居中。其中，“绿色食品”是中国特有的食品安全分级，由隶属农业部的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分为A和AA两级，A级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农药、化肥和合成激素，AA级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和人工合成激素。

据消息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目前中国标准委正在组织专家对2005年版本的《有机产品》标准进行内容修订。新国标将在农药残留的问题上有更严格要求——原来允许有少量农药残留，现在则完全不允许。同时，在有机标识的使用管理上也会更加严格。

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考量是有机认证标识的成本。有机食品第三方认证机构安质环认证中心一位技术人员举例说，种植面积在400亩左右、计划种植六种蔬菜的有机认证收费为2万元；六种以上，每多一个品种将加收1500元。

基于现实供需矛盾、生产风险、认证成本等综合因素的考量，天安的办法是，除了那小部分的有机蔬菜，都不贴认证标识，而是推自己的品牌。即便通过了无公害蔬菜、绿色食品的认证，销售时使用的也是公司商标。“我们想让消费者跨过认证的概念，去相信品牌，有了问题直接找公司。”刘艳飞说。

规模化无暴利

刘艳飞对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目前公司不过薄有盈利。

“之前找我们的风险投资不少，但实际上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没那么大。”她说，精品蔬菜不是暴利行业，产销本地化的特征也导致品牌仅在一定区域内有影响力，短期内很难看到有哪家企业拥有筹建全国性大品牌的实力。

2006年，天安完成了企业改制，开始全国布局，截至目前，在全国拥有蔬菜生产面积超过5000亩，每年供应北京市场的精品蔬菜在600万公斤以上。

天安生产基地主要采用三种不同模式。首先是自有基地——公司目前安排了大约100名合同制员工，负责耕种400亩蔬菜基地；第二种模式是由公司先集中租一块地，然后再散租给农民种植，在这种模式中，种子、农药、肥料由公司购买，菜农相当于产业工人，最后根据产量核算收入——收菜价格既包括租金又包括农民的人力成本；第三种则是委托生产，“让农民按照我们的标准生产，我们负责收菜”。

“事实上劳动力成本是大头。现在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薪标准越来越高，再加上劳动保险、加班费、节日三薪、食宿补助、福利等，每个工人大概每月2500元-3000元。”刘艳飞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如果没有政府扶持补贴，单靠企业力量做自有基地，“尤其是在北京，甚至是整个北方”，很难实现盈利。

目前，天安有一半的基地采用第二种模式。该模式与第三种相比，具有更高的管控性，因此也更容易确保标准化生产，但收菜价格因为加入了地的租金比第三种要贵，产量也更低。

刘艳飞曾去考察过在美上市的福建利农。这家公司全部集中租地，种植面积超过万亩，销售走批发渠道，不接触零售。“他们在福建和广东地区，只用塑料大棚，基建投入低，全年能生产，一年几熟，产量也比北方要高。”

本刊实习记者马安越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