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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重返北上广 在家乡无法适应拼爹拼关系

中国市场调查网  时间:2011年11月21日   来源:新民晚报

  

  几年前,因为受不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巨大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不少年轻人选择离开“北上广”,回到二三线城市。曾几何时,这一波离开风潮还引来了许多媒体的关注报道。

  然而,现如今,另一股重返“北上广”的浪潮已经悄然出现。那些离开的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又从二三线城市杀了回来。

  几年时间里,从离开到重返,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理由?他们又遭遇了什么?

  夏向峰

  【离开理由】

  房价太贵

  【重返理由】

  房价也贵,就业机会少

  2004年,当夏向峰大学毕业在上海找到人生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梦想。

  “那时候我的薪水是一个月3000多元,在当时来说,已经算不错的了。”夏向峰说,“我对我自己说,一定要在这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窝。”

  夏向峰来自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普通职工,从小家里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并不清贫。

  “我没遇到过什么大的挫折,一直过得挺顺遂的。”夏向峰笑着说,“能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上海找到一份工作,我很开心。”

  更让夏向峰向往的,是不远的将来自己可能拥有的那套房子:当时的上海,平均房价大约每平方米6000元出头。“扣掉房租和其他开支,我一个月可以存1500元左右。加上我爸妈的积蓄10万多元,算算五六年时间,我应该可以首付一半,买一套7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如此诱人的算术题做完后,夏向峰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为了省房租我租的房子在浦东三林,每天上班要先坐公交到轨交二号线,到浦西后再坐公交到公司,在路上大概要花一个多小时。”

  “我记得冬天出门时,天还是黑的。坐上开往二号线车站的公交车时,上面几乎没有人。等我从二号线上下来,坐去公司的公交车时,人就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一样了。”夏向峰说。

  梦想总是美好的,但现实却不那么美好。从2004年开始,夏向峰目睹了上海楼市一番又一番的火爆行情,房价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般,疯狂上涨。从每平方米6000多元到1万多元,从1万多元到2万多元……

  真正让夏向峰动了离开上海念头的原因是他的房东要涨房租。随着轨道交通的发展,三林地区的房价也水涨船高,过去较低的房租自然也跟着上涨。“2009年底,房东说下一年房租每月要涨1000元!”夏向峰摇了摇头,“我在上海5年多,房价已经高得遥不可及了。于是我决定还是回郑州生活,毕竟那里房价低。”

  可是现实再一次对夏向峰开了玩笑。2010年底开始,随着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密集出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不再上涨,可包括郑州在内的二三线城市,房价普遍飙升。

  “我在郑州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但就短短一年,郑州的房价上涨了近一成。”夏向峰苦笑着说,“真是走到哪儿涨到哪儿。”

  深思熟虑后,夏向峰还是选择回到上海:“房价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上海比郑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有更多的机遇。”

  “虽然我年近三十,还是一个没房没车没女朋友的‘三无青年’,但我相信,我还是能在上海闯出一片天地的。”夏向峰对未来很乐观。

  吴天(化名)

  【离开理由】 压力太大

  【重返理由】 无法适应“拼爹拼关系”

  2009年下半年的一天早晨,经历了又一次整夜失眠后,吴天决定是时候离开上海了。

  “刚开始工作时,仗着年轻身体好,经常没日没夜地加班。渐渐地胃出了问题,神经也衰弱了。”吴天回忆,“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一闭眼脑子里全是工作上的事情。”

  2009年年末,吴天回到了家乡重庆,和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开了一家小公司。

  “也没指望能大赚特赚,小富即安就行了。”吴天说。

  虽然是开个小公司,但各种手续却一点也不少,让吴天有些不适应的是,在上海一两个工作日就能搞定的审批,在家乡却能拖上十天半个月。

  “时间拖不起,就只能托关系找路子,请客、吃饭、送礼、说好话,这才能把手续办下来。”吴天说。

  办手续如此,做生意更是如此。

  “在上海做生意,是看你的方案好不好。在家乡做生意,是看你的酒量好不好。”吴天说,“你在酒桌上的表现,往往决定了你能不能拿到这笔生意,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更难的在于回款。做成一笔生意后,按照合同,对方应该将属于他们的款项及时付来——这在市场经济意识很浓的上海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内地,“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对方会千方百计扣除各种费用,拖欠回款更是家常便饭。

  “要怎么才能要回回款呢?还是要靠关系。”吴天告诉记者,在家乡的这段日子里,他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关系。

  “我不是不知道在小城市做事要讲关系,但不经历一次,还真难以体会。”吴天说,“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更让吴天无法接受的是,他和几个朋友的友谊因为各种复杂关系而经受挑战:“公司要招2个销售人员,我负责面试拍板。结果,好几个朋友的亲戚托关系找来,要我一定照顾。我最后招了面试成绩最好的两个,就把那几个朋友全得罪了。”

  吴天很茫然:“这里要拼爹拼关系,相比上海的工作压力,我觉得在家乡更累了。于是,我重返了上海。”

  采访时,吴天再三要求记者隐去自己的真名:“我要考虑自己的家人,他们还处在那样的关系网中。”

  梁春蓉

  【离开理由】 不被认同感

  【重返理由】 观念落后、精神需求无法满足

  梁春蓉的MSN签名是:“北京,姐回来了!”她自认为是一个个性很直,大大咧咧的“新时代女性”。

  她的直率个性从她离开北京的理由中就可见一斑:“2011年开始,北京推出政策,购车要摇号。而且外地户口的人要购车,必须要有5年的交税记录。我来北京4年了,刚想着买车呢,就被这政策给限制住了。我生气,这也太歧视外地人了吧!你不让我买车,那姐也不伺候你了,于是我就回去了。”

  梁春蓉回到了家乡——河北沧州。凭着在北京的工作经历,她很快便在一家公司当上了市场总监。

  自诩“气场强大”的她,在工作上可谓高歌猛进:“去了以后,公司的销售额同比上涨了五成以上。”

  但与此同时,她却发现,自己似乎无法忍受曾经熟悉的家乡了。

  “这里没有人排队,都是一哄而上的。”梁春蓉抱怨道,“有一次,我去超市买东西,结账时有人插到了我前面,我很客气地叫她排队,谁知她却对我破口大骂。”

  “虽然北京也有司机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但和这里的司机比起来,就好太多了。”梁春蓉接着说,“这里开车,好像没有规则可循。”

  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工作上发生的一件事:“那次,我好不容易做成了一笔国际生意,这在我们公司都是第一次。于是公司和外国客户决定,要开一个答谢酒会。”

  酒会安排在当地最好的酒店举行,在请柬中,外国客户特地注明“请着正装”。可当一袭晚礼服的梁春蓉到达会场时,却发现自己是公司唯一穿了正装的人。

  观念上的落差让梁春蓉无法忍受,而她的精神需求在家乡也没能得到满足。

  “在北京的时候,我喜欢周末去看话剧、听音乐会。在北京每天都有各种演出。”梁春蓉说,“但在这里,我向朋友打听哪里有话剧、音乐会时,他们都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当然这里也有演出,基本上都是那种大众化的歌舞表演……”

  忍受了大半年时间后,梁春蓉还是重返了北京。“这一去一回之间,我才发现,原来北京让我改变了很多。在北京,我是户口上的异乡人;在沧州,我是精神上的异乡人。”(记者 吕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