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黑心烤鸭利益链曝光 用病死鸡鸭成本仅3元

在前门等地买到的袋装便宜“北京烤鸭”，打开居然是一堆烂肉！

5月，媒体曝光“北京黑心烤鸭”，但随后记者调查发现，黑烤鸭包装上的一切信息都是假的，追查源头成为难题，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东城公安、工商通过抓获在北京站地区销售“黑心鸭”的经销商，顺藤摸瓜，牵出其上家以及烤鸭生产地。随着调查深入，一条从河北博野县开始，假冒北京烤鸭的链条逐渐清晰。

近日，本报记者沿着这条路径，呈现黑烤鸭的出炉和进京历程。

黑烤鸭出炉进京过程

原料 由拆解的鸭架加工而成。也就是将鸭的胸部、大腿，以及鸭脖、鸭皮等肉质肥厚的部分去掉后，剩下的骨架和一些内脏。

生产 和其他鸭副产品一起酱卤生产，不是烤，是酱好的“北京烤鸭”。有的用不明来源病死鸡肉，放入大量的香辛料掩盖异味。

包装 包装上注明烤鸭“总重量1000克”，产品实际不到500克，甜面酱2袋各250克。这样总重量就是1000克了。

进京 一级鸭贩孔老二等从当地购入劣质鸭和甜面酱，进入北京市场。

加工 二级经销商张跃峰等以每只人民币3.30元的价格购进，同时购进品牌包装袋后自行加工，加工后的成本为人民币4.70元/袋。

分销 以每袋人民币6元的价格批发给北京站地区超市和商铺。

终端 前门、北京站、王府井等重点地区的超市和商铺以每袋15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给顾客。

北京黑心烤鸭是哪里生产的？

黑心烤鸭被曝光后，彻查源头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但记者调查发现，黑心烤鸭包装袋上的生产厂家、联系电话，甚至食品质量安全编码全都是假的。

盘踞在前门、北京站等地的经销商成为突破口。

经销商供出“黑心鸭”窝点

在东城公安分局和工商分局针对劣质“烤鸭”专项打击中，抓获一名一直在北京站地区销售俗称“黑心鸭”的嫌疑人张跃峰，张跃峰销售的烤鸭正是被曝光的“全居德”牌和“福聚斋”牌袋装烤鸭。

顺藤摸瓜，一组调查人员在张跃峰暂住地（丰台区新发地汾庄）查扣劣质鸭111箱共计3800余只，劣质鸡爪、鸡脖子等231箱，外包装烤鸭袋4箱，甜面酱20箱。

另外一个调查组则在张跃峰“上家”孔老二住地（大兴区青云店）查获劣质鸭200箱7000余只，甜面酱260余箱。

据张跃峰交代，其销售的两个品牌烤鸭均来自河北省博野县。那里是他的上家孔老二的老家。

第三个调查组随即奔赴河北省博野县“黑心鸭”生产源头窝点。

警惕的南邑村村民

南邑，是博野最有名的肉制品产出地。

在博野县，人们习惯把相邻的南邑村、北邑村、邓庄统称为“南邑村”，这里集中了博野县几乎全部的肉制品加工厂。

南邑村内，可随处见到朱红色的烤漆门和高高的院墙。大门上篆刻的楹联，房檐上精致的砖雕，与邻村的平房形成鲜明对比，显示着这里的富庶。村内不时驶过京P、京N车牌的小汽车，多是当地在北京做生意的。

但如今的南邑村出奇的安静，6月9日，记者在村内看到，仅少数人家敞开大门。见到陌生人，过往的村民更是打量了又打量。

记者以联系采购博野烤鸭的名义在南邑村探访了两天，发现村民们对“烤鸭”一词都十分警惕，“到别处打听去”，多数村民显示出不欢迎的态度。

一名女村民甚至埋头铺砖，假装听不见记者的大声询问。

“我们是老百姓，你们要收货的话，还是找厂里吧，别找我们麻烦。”一名曾在肉制品厂加工烤鸭的村民骑着电动车，直奔家中。

经过反复沟通，一名女村民声称自己可以帮忙联系，试探性地问记者要收多少货，但听到不合行规的回答后，又否认自己有货。

“你们还是回去吧，这时哪能收到货啊。”一家百货商店店主苦笑。

谨慎的当地肉制品生产厂商

闫辉（化名）猛吸了一口烟。

借着吐出的烟雾，这个河北博野县南邑村的食品厂老板上下打量面前的陌生来访者，怀疑其是不是执法人员。

闫辉做过多年烤鸭生产加工，他盘算着重拾旧业，但甚是小心。

他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记者面前晃了一晃，“你知道我开食品厂就可以了，名片上有厂址，不能给你看。”

闫辉的厂子生产闻名全国的“北京烤鸭”、“德州扒鸡”、“道口烧鸡”等外地知名品牌。

“今年都恐怕不能出货了，你们要是进货的话最好还是去别的地方吧。”闫辉说。

自5月25日起，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和工商分局组成的调查组已经在当地突击检查过几次了。

配合检查的当地人士称，每次结果基本都一样，面对紧闭的食品厂大门，北京方面没有抓到直接生产“黑心鸭”的证据。

像闫辉这样的生产商非常谨慎，除非有北京大兴、昌平等地的熟人介绍，否则很难打探到货源信息。

村里18家左右的食品厂，近期全部停业整顿。即使是官方认可的正规企业，也选择了停产整顿。博野县质监局食品科科长梁涛说，村内的永胜、旺源、博逹等3家食品厂通过了初检，“其实可以运营了”，但他们仍选择继续停业。

北京调查组屡吃闭门羹

就在记者抵达的当天上午，东城方面派出的调查组也刚从村里撤走。记者未能接触到调查组成员，不过，当地村干部和部门所反馈的事实是：追查行动并不顺利。

当天清晨，3名东城调查人员在博野县南邑村的博亨肉食制品厂（以下简称“博亨厂”）前吃了闭门羹，无奈下，只好找到南邑村村支书王常乐，请他出面寻找厂方负责人。

调查组希望这个老干部能帮他们找到嫌疑人，但王常乐说，自己还是怕以后不好开展工作，所以叫着乡派出所的人一起去博亨厂敲门。

大门同样紧闭。

根据经销商供出的线索，调查组在当地还调查了利众食品厂和华香肉食制品厂。

5月25日深夜12点左右，利众食品厂，调查人员将法人代表的儿子带走协助调查。

对北京方面的突击调查，博野县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科科长梁涛表示，带走调查并不一定有罪，不能证明黑烤鸭源自博野。他说，“这些年来，我们没查到过假冒全聚德烤鸭。”

博野县的汇报材料认为，北京黑心烤鸭的原料可能来自北京郊区、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其中一名河北经销商供出源头来自河北省博野县。所以，博野质监部门配合北京调查组前往利众、华香食品厂，在厂区未发现可疑产品或原料，厂房也没有生产痕迹。

利众食品厂已经不生产北京烤鸭，改做鸡爪、鸡脖等小食品了，“人家起码不可能生产假冒全聚德。”梁涛说。

可蹊跷的是，陪同调查的博野人士透露，几个印有“北京风味烤鸭”字样的彩色包装袋却在利众厂内被调查组发现。

“北京风味怎么了？又不是全聚德烤鸭，品牌都是利众自己的。”梁涛这样认为。

小作坊假冒烤鸭有多年历史

假冒北京全聚德等知名烤鸭并不是近年的事情。

据2006年9月《河北经济日报》报道，博野县质监局取缔了一个仿冒全聚德烤鸭的生产窝点，查获包装上印有“北京全聚德”字样的烤鸭300只。

6月9日，博野县质监局局长黄银生坦言，2005年之前，南邑村充斥着大量小作坊。

“德州扒鸡、道口烧鸡、北京烤鸭……哪里的名气大就冒谁的牌子，村里家家户户支口锅就做鸡和鸭子。”村民郭凤茹（化名）说，20多年来，南邑村的小作坊一直都这样。

郭凤茹从来不买这些包装烤鸭，她知道食品厂的产品充斥着劣质烤鸭。

当地出租车司机老侯的儿子在北京一家技校上学，寒假放假回家时，特意从北京带了一袋北京烤鸭。老侯一见包装就知道儿子上当了。打开后是一堆发臭的烂肉。

6月9日，南邑村，一家涉嫌生产伪劣食品的工厂内一角堆放着很多罐子。最近，该地数家食品厂因涉嫌生产伪劣熟食被关。

6月11日，记者从北京站对面一小摊位买来的黑烤鸭，打开包装后发现烤鸭没有头和腿只有一团肉。

2003年当地采用“休克疗法”，“打掉黑窝点，托起小作坊，培育大企业”，对未达到规定生产标准的一律停产整顿，验收合格一家开工一家。

据当地媒体披露，有56家肉制品加工摊点在此次整治中倒下了。

博野县质监局食品科科长梁涛说，这批被淘汰的企业中就有很多搬离博野。博野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占领形容，那次整治，博野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勇气。

博野官方称，剩下的食品厂则成为博野县重要的支柱产业，据了解，年生产量达到3万吨，产值达3.5个亿，占全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河北省质监部门发布的2007年二季度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公告显示，博野县18家肉制品的产品抽样检测合格率达100%。博野肉制品的表现优良。

但1年后，2008年，7种不合格食品被北京市食品安全办责令退出北京市场，其中就包括博野县生产的两种“北京烤鸭”。

卫生不合格因更衣室没凳子

今年1月27日，河北省政府决定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其间，要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关停取缔一批、停产整顿一批、改造提升一批、整合重组一批、派监督员进驻企业监控一批。

鉴于“食品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官方随后又决定将整治行动时间延长两个月，至5月底结束。

5月，黑烤鸭事件曝光，梁涛说，该县为配合全省，还开展了“食品专项整治回头看”活动，将整个行动又延长至6月20日结束。

时而穿梭在南邑村的食品执法车已经让村民们窥探出态势的紧张。

博野县委宣传部提供的一份情况汇报显示，该县质监局和食品安全管理办组成的两支检查队已于3月初查封该村利众、华香和德宝新兴肉食制品厂的厂区设备和库存，并取缔、吊销其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梁涛说，上述三家企业主要是产品出厂检验未过关，没有对产品进行包括大肠杆菌含量检测在内的全项检验。

整治行动的重灾区是南邑村，18家左右的食品厂，全部停业整顿。不过，梁涛说，南邑村的食品厂普遍存在的问题仅是厂区卫生不达标，例如污水排放不通畅，锅灶清洗不及时。

而在生产环节，表现主要就是生产间墙面没得到及时清理，“更衣室里有柜子，但没有凳子可以坐着更衣等等。”

黑烤鸭或用病死鸡鸭生产

而本报获得的一份举报显示，南邑黑烤鸭的指控并非只是“没及时清理生产车间墙面，或者更衣室里没有凳子”。

举报人吕明（化名）介绍，在博野管“黑心鸭”叫“博野货”或者叫“次货、便宜货”。这种“黑心鸭”进入北京市场的时间大概在2004年到2005年。销售最猖獗的时候在2005年到2007年，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产品销售有所收敛。

记者接触到的生产商闫辉介绍，这种鸭子是由拆解的鸭架加工而成。也就是将鸭的胸部、大腿，以及鸭脖、鸭皮等肉质肥厚的部分去掉后，剩下的骨架和一些内脏,而去掉的那些部位则分别做成其他小食品高价销售。

鸭架和其他鸭副产品一起酱卤生产成北京烤鸭。因鸭架价值低，一袋塑封包装的“北京烤鸭”批发价格仅在3元左右。

吕明说，这些厂家从不烤鸭，一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烤制设备，二是烤出来的鸭子成本要比酱出来的成本高。所以他们做的是酱好的“北京烤鸭”。“黑心北京烤鸭”没有一个是烤出来的。

后期为了追逐利润，他们干脆就用不明来源的病死鸡肉或者碎鸡鸭肉、骨头、鸭架子等来代替鸭肉，因为病死产品有异味，所以在生产加工时放入大量的香辛料掩盖异味。

这些产品的包装上注明烤鸭“总重量1000克”实际上是在玩文字游戏。产品实际称重不到500克，甜面酱2袋各250克。这样总重量就是1000克了。消费者往往惊呼上当。

这与此次北京东城警方和工商调查发现的情况吻合，在二级经销商张跃峰和其上家“孔老二”的住处，除了查获劣质烤鸭，还同时查获了大量甜面酱。

耐人寻味的是，与博野质监部门初次合作之后，梁涛说，北京东城调查组在随后的调查中撇开了博野方面，直接去寻找黑烤鸭源头。

“黑心鸭”拿货要熟人介绍

博野烤鸭通过孔老二这样的鸭贩子流入北京。

东城调查的情况和举报人吕明的材料显示出黑烤鸭进京的路线图。

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博野商人和北京的经纪人、二级代理，乃至前门、王府井等各大商圈的摊贩，编织了一条博野“黑心鸭”（俗称“博野货”）侵占北京市场，乃至冒牌北京“全聚德”烤鸭的利益链条。

吕明说，除非有熟悉的经纪人牵线介绍，否则很难从博野食品厂直接进货。

一般而言，北京的一级经纪人（又称“鸭贩子”）会从博野食品厂直接大量进货，然后批发给线下的二级代理，再由他们发货给前门、王府井、北京站等地的商贩。

在南邑村，提起孔老二，人们都会指向孔氏父子。生产商闫辉介绍，北京数得上的鸭贩子有不少来自南邑村，其中，尤以孔氏父子在圈内名气最大。

闫辉说，孔氏父子十余年前离开南邑村，到北京打拼，靠卖烤鸭起家。在事业的起步阶段，他曾通过孔家结识了一些北京的二级代理商。

被东城方面抓获的张跃峰就是一名二级代理，一直在北京站地区销售“全居德”牌和“福聚斋”牌袋装劣质烤鸭。

据其交代，两种劣质烤鸭都是他以每只3元左右的价格从“上家”孔老二处购得，其中，“全居德”牌为每只3元，“福聚斋”牌为每只3.3元。

包装袋显示，上述两种烤鸭的生产厂家是北京市顺都福利肉食品加工厂，但记者在北京市工商局网站上查询发现，这家成立于1988年8月的食品厂已于2003年11月注销。

原来，张跃峰一直假冒顺都福利肉食品加工厂的名义自行加工烤鸭。闫辉说，不少鸭贩子都盗用或虚构厂家信息，自行印刷品牌包装袋。

张跃峰购进品牌包装袋后，在每个品牌包装袋内放入一只烤鸭和两袋甜面酱，就以每袋6元的价格批发给北京站、前门等地的商贩，而成本则是每袋4.5元上下。

在张跃峰的暂住地，丰台区新发地汾庄，东城调查组查扣3800余只劣质鸭、4箱外包装烤鸭袋和20箱甜面酱。

吕明说，像张跃峰这样的二级鸭贩子每天发货量最少也有200袋，最多可达到800袋，以每袋1.5元左右的利润估算，其利润颇丰。

而他们的“上家”一级鸭贩子则更薄利多销，据闫辉透露，孔家已在北京、保定置办3处房产。

吕明说，因为“黑心鸭”制作成本非常低廉，所以正规厂家的烤鸭无法和“博野货”抗衡，使得北京一些正规厂家不得不“挂羊头卖狗肉”，给“黑心鸭”套上自己的品牌包装出售。

闫辉也承认，以前确实与北京正规厂家开展过这种代加工合作，但最近已经不做了，不过，如果双方合作愉快的话，可以在烤鸭的透明包装上打上北京厂家的厂址。

截至5月26日，东城公安分局抓获相关犯罪人员4人。东城工商分局答复本报称，针对“黑心鸭”的调查仍在继续。

北京站附近仍有“黑心鸭”

6月11日，记者在前门、王府井、北京站等“重灾区”走访时，已很难买到劣质烤鸭。

走访数十家店铺后，记者只在北京站对面的街道店铺内买到两只20元的北京烤鸭，拆开一只标着“金六福”的北京烤鸭包装袋一看，烤鸭无鸭头、鸭腿之分，只是一堆烂肉，零星有几个骨架，看起来更像是有些腐烂的鸡肉，从肉中已经溢出液体。

地址则是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销售电话显示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