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真真：值得警惕的城乡超低生育意愿

王羚 张丛博

第一财经（微博)日报：从您在江苏做的调研来看，即使是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人，愿意生二胎和真正生了二胎的比例也都很低。这个结果确实是让人感到意外的。因为大家有一种观念，好像现在生育率低是政策限制的原因，一旦政策放开，很多人可能就会多生。您分析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低的二胎生育率呢？

郑真真：从我们在江苏调查的情况看，首先很多人都认为孩子是家庭幸福的一个保证，但是考虑要不要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她）就会考虑我是不是有条件把第二个孩子养好，因为子女教育的成本很高，竞争也很激烈。

我们在江苏调查发现，现在农村人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满足吃饱穿暖就可以了，他们也有很高的追求，并且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而且从调查的数据看，城乡在生育意愿有趋同的现象，农村的生育意愿也是比较低的。

我们在问为什么不要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经济条件不好是最主要的原因。有意思的一点是，日本的调查得到的第一条理由也是经济原因。

另外我们发现，妇女地位越高的地方，生育的事情她可以自己做主，她会考虑她想要她就要，她不想要谁说也没有用。过去我们总觉得父母、公婆的压力会使年轻人多要孩子，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包括我们访谈的老人，他们说“谁敢告诉儿媳妇你要生孩子啊”，他们的支持是一种间接的，如果公婆很希望多要孙子的话，他们会反复地表示“我们会帮你带孩子”，给你提供条件，但是他们不会逼你。

还有就是限制条件较多。所谓限制条件就是有些妇女她喜欢要两个孩子，但是现实是，至少孩子在3岁以前没有地方送，3岁以后孩子上幼儿园，接送也很麻烦。所以，考虑到种种因素，许多人就放弃要第二个孩子了。

我觉得江苏调查对我们也是一个教育，过去很多人口学的理论、生育的理论、社会学经济学关于生育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些理论实际上是生育率高时候的理论，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新变化了。

我们问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妇女，问她生第二个孩子是什么原因，有一个选项是“为了增加一个劳动力”。那个妇女在答问卷的时候就笑，说现在谁还这么想啊，她觉得这个问题太可笑了。

日报：邦戈茨生育模型提出影响总和生育率有三个提升因素和三个抑制因素,您如何看待这些因素对现在中国生育率的影响？

郑真真：这个影响是不同的。比如提升因素，包括非意愿生育、替补效应和性别偏好。非意愿生育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想生孩子，但是怀孕了，找不到地方去堕胎，那她就不得不生下来。这个提升因素在中国不存在，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生育控制服务是很好的。

所谓替补效应是说，我的第一个孩子有病了或者残疾了，我再生育一个来替补。性别偏好是说我就是喜欢女孩或者喜欢男孩，为了满足这个偏好多生了孩子。但从中国的生育政策来说，这些提升因素并不明显。但是看看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和竞争效应，这三个抑制因素在中国都有作用。

所谓进度效应是指越推越晚最后就不生了；不孕效应也很明显，现在尤其是白领，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导致内分泌紊乱，然后导致不孕；竞争效应就是事业和生育的矛盾，不愿让生育影响自己的事业。

我们提升因素不存在，抑制因素一个比一个强，实际上就是达不到人们意愿的生育。

日报：根据你们五年来调研的情况，你们给江苏省提出了什么建议呢？

郑真真：我们在第一次调查后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个是说现在按照政策生育已经成了群众自觉自愿的行为。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几个问题存在，首先是城乡的政策不一致，过去农村是单独二胎，城市是双独二胎，但是江苏城市化速度很快，我想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化会给城镇化的进展带来很大的阻碍。

另外就是现行的生育政策这么严格和群众的需求不一致，那么多独生子女你想让他生两个他不生，然后有些人不是独生子女想要两个孩子但是政策又不允许。这实际上就是人为政策上造成的矛盾。

第三个就是为计划生育的目标转变提出要求，实际上应该从控制人口向帮助人们在合适的时候生出健康的宝宝转变，这才是我们计划生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