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在即 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目标受关注

两会在即，五年一次的发展规划也即将公布，“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目标和政府财政收支分配成为最为关注的看点。

但一些学者专家认为，中国需要提高收入增速目标，以改变目前消费占整个经济比例下降的情况。目前，相关“十二五”规划的某些不合理的目标表述和数字，需要尽快修改。

国家发改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专家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在近期的50人论坛上指出，“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这意味着消费对经济贡献率难以实际提高，与“十二五”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运行）机制调整几乎没有变。”

王建指出，“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关于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明确阐述。规划确定的目标是经济年增速目标是7.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增目标5%，前者高于后者2.5%个百分点。如果“十二五”实施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要求，则在经济年增速目标为7%时，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应该是7%。但是7%的同步，也仅仅只能保证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不下降，这与“十二五”规划扩大消费的目标不一致，与“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难以符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也认为，过去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是9.9%。“十二五”以及此后更长的时间，中国不再可能保持过去太高的速度，在速度降下来时，可以使得更多的居民收入增长快一些。

“中国不可能持续地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未来可能会着火车（经济增速）开得慢一点，同时带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收益），这大概是最好的结果。”余斌在2月23日的中国消费增长论坛上说。

他强调，过去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在养老医疗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而“十二五”中国将改变发展方式，增加政府对于养老、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保障性支出，真正转变到依靠国内消费增长的道路上。

居民收入目标需要进一步上调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告诉记者，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将城乡居民收入目标，确定得比经济增速目标要高一些，这样可以使得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提升。

“居民收入增长更快后，居民消费增速可以加快，使得内需提升明显。如果维持经济与居民收入目标同步的情况，则经济结构仍不会有大的调整，扩大内需仍是空话。”王建说。

王建目前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的专家成员。他的上述结论，是在研究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具体内容，进而发现一些矛盾才得出的。

上述提法是在规划建议的总体目标部分，提出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等几个同步目标，此外在收入分配部分，也明确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目前，反映国民收入的主要统计数字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前者计算一段特定时期本地进行的生产，而后者则计算本地居民的总体收入。如果以GDP来测算，则“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意味着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要增加，居民收入目标要高于GDP目标。这与“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提法不尽吻合。

正因为此，王建认为，需要把城乡居民的收入目标定得比经济增速目标要高，才能解决问题。“过去多年来所以消费对经济的比例下降，就是因为多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增速比收入目标都高，结果每次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率，都是空话。”

而如果把居民收入目标提高得比经济增速快，则意味着在最终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分享经济蛋糕的比例加大，则政府和企业的比例则会缩小。数据显示，1995年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为67.2%，但是到了2008年则下降到57.1%，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95年为16.5%，2008年上升到21.3%。企业收入也从1995年的16.2%，上升到21.6%。

“重点是调整国家财政。”清华大学教授魏杰认为，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需要降低政府、企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考虑到企业利润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大，“十二五”主要需要调整政府收入，使财政收入增速不要涨得太快。

要扭转社会收入分配失衡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认为，“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于要“完善市场，转型政府，促进参与，补低、拓中、调高”。

其中完善市场的核心是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和机会不均等两大弊端，转型政府的核心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参与的核心是促进就业。对于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补低、拓中、调高”。要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不断拓展壮大中等收入人群，奠定“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加大对高收入者收入的规范和调节，防止出现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对立。

余斌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并非是目前一些理论界认为的因为劳动力丰富，以及统计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改革不彻底，制度不规范带来的。”

所谓的第一、二次分配，分别指居民工资、企业利润、政府税收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于低收入群体等给以补贴等第二次收入分配而言的。余斌认为， 这些不合理，与第一次分配的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资关系尚未根本理顺，第二次分配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有关。

为此，十二五需要增加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支出比重。2007年中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即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支出之和，占总支出的比例，在07年只有37.7%。而与中国同一阶段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000-6000美元），上述支出的比例为54%，比中国高15个百分点以上。

他强调，“十二五”分配领域的改革，还需要有效增加财产性收入，完善财产权保护制度，打破壁垒，公平准入，通过供给侧改革，激活需求潜力。并强力规范收入秩序，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2010年，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为0.5，过大的差距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根据收入差距贡献分解，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约为48%，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微博)认为，第三次分配对于调整居民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有利。比如美国在进行第一次收入分配是，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可以达到0.47、0.48，与中国差不多，但是经过第二次、第三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最后可能比0.3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