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伊拉克蜜枣”与治理通胀

通货膨胀的本质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但是，表现出来并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则是物价的上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究竟怎样处理物价问题，才能比较有效地抑制通胀？流行之见，管物价就是治通胀，反过来治通胀就是管物价，来来回回是一回事。

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结论。不是吗？货币的主要用途是购买商品与服务，居民、企业和其他机构拥有的货币资产别无他用，主要就是用来花的。可是在通胀环境里，钱多商品少，人们一起花钱势必抬升物价，降低货币的购买力。这不但显示出通胀，还会加强通胀预期，进一步鼓动人们购买商品或其他实物资产，从而进一步推高物价。

一个办法是加息。讲过的，那就好比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让它乖乖趴在笼子里别出来乱晃悠。在逻辑上，只要加息足够，再凶的货币老虎也会趴下的。1988年大陆通胀高企之时，有重量级智囊到香港向有关台湾财经人士问计，对方的经验之谈就是大幅度加息。说“利息不管用”，那是因为加息不到位。加息到位，利息岂能不管用？

问题是加息要产生其他代价。譬如当下的情形，中国加息将进一步拉高与欧美日本息口之间的差距，结果“钱往高处流”，进入中国的货币老虎不小反大，令人头痛。还有加息会冷却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多人是不是承受得了，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现实世界，加息不到位的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

另外一个办法，是管制物价。直接管价，谁涨价就找谁的麻烦，横竖“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是自古以来的现成罪名。虽然经济学家从斯密以来，支持直接价管的少，批评的多，但到了风口浪尖的关头，无论东方西方，执政者多半不加理会就是了。一个原因，是公众也常常支持价管，或干脆要求价管。这是价格管制挥之不去的原因。只不过在经验上，直接的价管既打击供给，也加大行政成本，任何长期实行价管的地方，经济不可能有起色。

比较新鲜的招数是“管理需求”。说白了，就是以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限制消费者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数量，通过管束需求的量，把物价水平压下来。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价格管制，但着力点不是管卖方的要价和成交价，而是限制买方的购物数量。反正在市场里，价格升降影响购买量，反过来，购买量也影响价格升降。通过限制购买量，总可以把某种商品的市场成交价格压下来，这在经验上是成立的。

本文要说的是，以限量压制某些商品的价格，虽然可以达到限价的目的，但并不等于因此就压住了通胀。搞得不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物价上涨从一个商品“撵”向另外一个商品。忙来忙去，把整个物价水平都运动上去了。

为什么出现事与愿违的反效果？追根溯源，通胀还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人们受通胀预期的驱使，持币在手，欲以购买商品和资产来保值、免受通胀的损失。这里包含的行为逻辑像铁一样硬，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废除的。政府出台限购甲物的禁令，当然可以“平稳”甲物之价。但人们的货币资产还在，市场的货币购买力还在，不准购甲物，人家就转向购乙物。你再禁购或限购乙物，人家又转购丙物。推来拿去，货币购买力在市场里“漫游”，物价上涨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购令有可能成为物价总水平的积极推手。

换个角度想问题。给定流通中的货币偏多、加息又不能一步到位的现实，较高的市场成交价不但只不过“反映”通胀，其本身也会“释放”部分通胀的压力。先这么想吧：人们花钱买了米、买了面，或者买了车、买了房，这部分花出去的钱就转为商品实物，或转为实物资产。到手的米、面、车、房当然可以再卖，再次转为货币资产和货币购买力，但一般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商品或需要马上消费，或资产再变形有交易费用的麻烦。更重要的是，既然因为不看好货币的保值功能才加入花钱者的行列，这部分人一般就不再偏好持币，宁愿持有商品和实物资产。这样一来，原来他们手持的流动性，是不是就“消停”了？

有读者会说，那可不一定。买家付钱持物，那卖家不是正好倒过来，售出物品、收回货币吗？那些卖米、卖面、卖车、卖房的，他们收到了钱再花出去，存量货币资产继续流动，市场里的货币购买力并没有减少，买方以货币购买力压迫物价上升的压力岂不是依然存在吗？

好问题，终于点到了货币的迷人之处。货币（currency）者，流通之中的钱是也。所以货币的显著特点是不断地在市场里转。买家付账、卖家收钱，完成一次流通。轮到卖家花钱的时候，他又充当买家，付出货币得到商品，钱又完成一次流通。如此生生不息，钱在市场里不停地打转，协助专业化分工的社会生产体系实现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不断换手。

明白了这一层，再深想一个问题吧：当货币不断在天下无数买家卖家之间转来转去之际，是不是存在某种可能性，那就是处于某个流通环节的卖方，收入的货币很多，再花出来的钱却很少？这一多一少货币购买力之间的差额，是不是可能暂时地、甚至永久性地退出货币流通，以达到让货币老虎“变瘦”，从而根本降低市场的通胀压力？

让我以经验来说明，这样的“好事”还真的是有的。那是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我在上海读小学、升中学。记忆之中，每天上学的路上都要受到美味食物的诱惑。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的供应极度紧张，政府松动政策，允许“自由市场”开放。于是通向学校的街道两侧，摆满了各式食品摊位。什么吃的都有，就是价钱不菲，比凭本计划供应的，要贵上很多倍。可惜家母教育孩子的准则，是从来不给零花钱，惟有她认为合理的需要才酌量拨款。这样，我对路边诱人食物的需求当然“刚性为零”。好在家里还有网开一面的地方，就是把伊拉克蜜枣装在大口瓶里，锁在柜子之中，过一段时间，拿出来发我几个过过瘾。那时的伊拉克蜜枣，进口的，每市斤要卖5块人民币——那可是1960年代的5块钱！

后来读《陈云文选》，才懂得这是处理60年代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陈云同志说，“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这里的“几种高价商品”，也包括本文作者当年吃一个就永远记住一个国家名字的伊拉克蜜枣。

计划经济也有通货膨胀吗？有的。成因也一样，“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当时钞票多发的原因，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四年（国家财政）账面上收大于支的数字‘显然是有虚假的’，实际上，‘四年来国家有很大的亏空’。‘初步估算，可能有二百几十亿元，或者更多一些。’其中，一九六一年国家亏空五十七亿元七千万元。一九六二年，…实际上有一个相当大的赤字，计五十亿元”（《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0页）。

结果是，“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商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方面不能平衡”。治本之策，当然是增加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供应，同时控制货币供应，并想办法把已经在流通中的货币存量收回来。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课，是千万不要以为把所有物价都冻结起来，就等于控制了通货膨胀。要明确，稳定物价绝不等于稳定通胀，正如管住了温度计并不等于管住了气温一样。把当年每斤5块人民币的伊拉克蜜枣放进物价指数——测度物价的温度仪——当然会提升物价的读数，但经验说，那正是治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要害是，这部分带高了物价指数的商品物价，是不是像上文点到的那样，卖方收回的货币量多，再花出去的货币量少？如果做得到，通胀时期部分物价的上涨，也可能避免物价冲击社会更敏感的领域，直到最后把已发出去的过多货币引向根除通胀的正确方向。

今天中国经济的情况与半个世纪之前不可同日而语。陈云当年用过的“伊拉克蜜枣”的办法，今天还管不管用？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有没有“伊拉克蜜枣”？如果有，或更多，那要怎样选才算对？还有在当下的结构里，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所谓的“货币回笼”？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一起来想想吧。下周春节，报纸放假，节后我们再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