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欧洲国家的领导人们还在为欧元的前景而忧心,当东北亚地区冲突的硝烟依然弥漫未尽,当汇率之争的口水战依然充斥国际会场,2011年已向我们迎面走来。新的一年,我们期待合作,期待和平、期待发展、期待绿色……岁末年初,我们五问2011,希望2012年到来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一份满意的答卷。
一问合作:2011,“中国声音”能否更响亮?
【时间】 2011年全年
【地点】 北京·戛纳
【关键词】 大国话语权
【关注度】
2010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以其在金融危机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话语权,但与此同时,也面临来自既有利益体系强大“反洗牌”压力。2011年,是世界主要国家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的关键之年,既有的国际体系也必将面临更深刻的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能谋得多少话语权?2011年将在法国戛纳举行的新一届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或能窥见端倪。
在国际体系中,话语权是现有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中国的崛起,谋求更多国际话语权,也成为这一过程应有的“题中之义”。
中国开始不做“追随者”
改革开放31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就现有的世界秩序来说,中国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参与者”,还不是重要的“决策者”。而随着中国崛起和对世界事务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开始影响、甚至部分参与重组不同议题上的国际话语体系。
例如在气候问题上,1992年联合国地球公约签署以来有关减排问题的国际谈判和对话进程,中国长期来看一直是一个被动的应对者。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签署时中国并非主要的影响国。2005年巴厘路线图谈判时,中国的作用不断上升。2009年全球气候问题的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减排和气候谈判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国际金融问题上,美国面对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境,将拥有大量出口盈余的中国列为替罪羊,提出人民币汇率的人为低价是导致美中贸易失衡的原因。为此,美国不仅在2010年8月通过了所谓要求报复中国出口产品的“人民币法案”,20国集团首尔会议之前,美国还提出了要给经常性项目盈余大国设定“盈余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4%”的上限。在中国的全力回击之下,20国集团首尔峰会就货币问题采取了较为平衡的提法,即既反对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也反对“竞争性贬值”,这被视为美国的“失败”。
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确实是世界经济发展里程中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究竟什么国家、什么问题需要对世界经济失衡负责?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合作而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和政策争论,更是涉及国际社会未来究竟如何合作、以及今后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方向性的问题。
美国将中国大量出口列为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客观公正。中国的大量出口,是上世纪90年代后美欧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制造业大量“外包”以及人为刺激金融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上升的结果,不能将今天世界经济的“美国病”归咎于中国。而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中国的投票权,也恰当地反映了今天的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
中美话语权之争将更尖锐
展望2011年,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带动全球经济发展,以及20国集团在加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监管等议题上的斗争中,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国际影响力。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受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威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在人民币汇率、双边产品进出口、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外资管理条例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没有解决的争议,再加上一系列安全议题上的紧张,中美关系在2011年新年伊始之际不容乐观。不排除双方今年在上述问题上的冲突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解决中美货币和经济争议,说到底,不仅是两国相关政策的争议,更是华盛顿和北京在金融和经济话语权问题上的博弈。
“中国声音”如何更响亮
坦率地说,中国在全球议题上的话语权不可能一下子上升得很快,但代表中国利益、坚持参与和影响全球议题上的话语争夺、努力树立包括地区性议题在内的“中国话语”,依然是中国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艰难挑战。但是良好的话语权不是简单的“强硬”、或者“不妥协”,而是能够拥有准确的国际视野、兼容国内与国际利益需求、并能引领世界发展意识的战略资源。即便是在局部的妥协,也要是为了在全局上更好地发展“中国话语”,这样的例子在全球议题的谈判和较量中并不罕见。
纵观国际和国内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加强开发中国相关政策的社会性智力支持、国家和企业加大投入建设高水平的智库、促进官、产、学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紧密互动和联系,是中国话语权建设的重中之重。(朱锋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VOICE
随着中国崛起和对世界事务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开始影响、甚至部分参与重组不同议题上的国际话语体系,这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朱锋
良好的话语权不是简单的“强硬”、或者“不妥协”,而是能够拥有准确的国际视野、兼容国内与国际利益需求、并能引领世界发展意识的战略资源。朱锋
二问经济:“负翁”欧洲 前景堪忧
【时间】 2011年
【地点】 欧洲
【关键词】 欧元
【关注度】
从1999年欧元诞生开始,欧洲一体化已经启动11年。回首这11年,关于欧元解体的声音从未像今天这样甚嚣尘上,欧债危机的前景和欧元的命运也从未像今天这般牵动人心。经历了欧元历史上最为艰辛的一年后,欧洲的首脑们惴惴不安地展望2011年。
2011年1月1日,欧元区迎来一个新成员爱沙尼亚。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将正式成为欧元区第十七个成员国。爱沙尼亚人开香槟庆祝,期待欧元给国家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尽管欧元区本身已是风雨飘摇。
欧元恐将继续走弱
2010年,希腊和爱尔兰相继暴发的债务危机,给欧元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尽管欧盟推出了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金融救助计划,但这笔钱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耐用。援助希腊和爱尔兰已经报销了1000多亿欧元,而接下来,谁也不知道哪个国家会是这幅多米诺骨牌中接着倒下的一张。
对于欧元的前景,悲观论调不绝于耳。
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的道格拉斯·麦克威廉姆斯教授预测,2011年,欧元会进一步走弱,甚至可能跌到兑美元平价的地步。由于欧元区各国未能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未来10年,欧元区以当前结构存在的概率仅为20%。
善于从金融危机中套利的著名投行高盛公司2010年11月也做出令人齿冷的预测如果欧元区不大刀阔斧地展开一致的财政改革,欧元会在5年内消失。
“火药桶”葡萄牙迟早会燃
风声鹤唳之下,德国总理默克尔试图在2010年年末加强欧洲人的信心。在2010年12月31日的新年致辞中,她向德国民众表示,欧洲正在经历一个艰难的挑战,欧洲必须别无选择地强化欧元的地位。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德国过了一个“丰收年”:出口复苏,失业率下降,成为欧元区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但默克尔同时表示,“欧洲正处在一个大的挑战中,我们必须强化欧元,不仅仅因为欧元是我们的货币,欧元的意义远远超过它本身的货币形式……统一的欧洲是我们和平、自由的捍卫者,欧元则是我们繁荣的根基。”
目前普遍的担忧是,危机的蔓延似乎才开始。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梅耶认为,西班牙能够避免危机暴发,但葡萄牙则是迟早会点燃的火药桶,如果仅仅是葡萄牙,欧元区依然能涉险过关。但如果西班牙发生危机,将成为欧盟“不可承受之重”。
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的经济规模是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总和的两倍。欧盟各国至少要凑出5000亿欧元来救助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危机也将接踵而至。
“财政统一”难以实现
目前,欧元区中最具救援实力和发言权的德国,已拒绝再为任何新的救援方案买单,也不同意扩大现有的欧洲援助基金的规模。这也从一方面反映了欧元区的现状如欧元集团主席容克所说,欧盟成员国就管理欧元危机表现出“公开的不协调”。
为此,道格拉斯·麦克威廉姆斯教授给欧元区支的招是,“进一步收紧财政管理权,并统一财政政策。”但对于各国各自为政的欧盟来说,财政统一,更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欧元是并且仍将是欧洲一体化成功最明确的象征,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欧元的未来。”2010年11月25日,德国央行行长阿克基尔·韦伯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严厉抨击欧元悲观论调。
默克尔在新年致辞中说,接下来一年到数年将是欧盟一体化在二战后面临的最大考验:失败将意味着欧元的解体,欧盟诸国为之付出巨额政治和经济投资的货币不复存在,欧元区的“手足情意”也将重新受到考验。(记者 颜颖颛)
VOICE
西班牙能够避免危机暴发,但葡萄牙则是迟早会点燃的火药桶,如果仅仅是葡萄牙,欧元区依然能涉险过关。但如果西班牙发生危机,将成为欧盟“不可承受之重”。托马斯·梅耶,德意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2011年,欧元可能跌到兑美元平价的地步。由于各国未能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未来10年,欧元区以当前结构存在的概率仅为20%。道格拉斯·麦克威廉姆斯,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创始人
三问安全:东北亚局势期待“转危为安”
【时间】 2011年,不定
【地点】 北京
【关键词】 六方会谈
【关注度】
2010年,当在经济一体化上已成为全球典范的欧洲大国在军事互信上迈出历史性步伐时,在欧亚大陆另一头的东北亚,却依然在传统安全问题上“沉沦”,地区冲突不断,军事演习频频……2011年,六方会谈能否重开,将成为这一地区能否“转危为安”的重要信号灯。
刚刚过去的2010年,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各有两件涉及国家安全的“大事件”值得纪念。
欧洲东亚“背向而行”?
在大陆西端,11月2日,曾有上百年战争史的英国和法国签署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决定实施为期50年的全面军事合作协议,包括共用航母;12月10日,一支德国作战部队正式进驻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成为二战后首支进入法国领土的德国军队。德国总理说,此举表明两国决心世代友好,永不再战……
然而,在欧亚大陆最东头,却是截然相反的安全景象。2010年3月26日,韩国天安号军舰因为不明原因爆炸,沉入韩国西部海域,立即引发朝鲜半岛陷入高度紧张状态,并最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韩朝延坪岛炮击事件。战争,成为韩朝口水战中最为频繁的字眼。美韩日的各类军演,也在这一年前所未有地频繁进行。东北亚一时间硝烟弥漫……
12月17日,在东北亚气氛仍高度紧张的背景下,日本抛出了6年来首份防卫大纲,将防卫的对象转移到日本以西,并言必称“担忧中国”……
二战结束60多年后,当欧洲已经成为区域一体化的全球典范,甚至走向“军事一体化”的道路时,欧亚大陆另一头的东北亚,却依然“深陷”于“战争还是和平”,“敌人还是朋友”的传统安全问题。
都是冷战思维惹的祸?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朝韩问题专家于迎丽认为,过去一年东北亚的动荡形势,除了偶发事件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最首要的因素是中国力量的崛起引发了周边国家和日美等大国的“防范”和“警惕”。具体来看,东北亚的局势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周边局势有联系,东北亚仅仅是其中一环。例如,美国不仅仅与韩国频频举行联合军演,美国在东海与日本、在南方与东盟国家、在印度洋与印度、甚至在北方与蒙古等都举行了联合军演。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刘江永则认为,美国在东北亚局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适度紧张使美国成为最大获益者,借机维护了美国的军事存在。不过,美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继续恶化。“实际上,东北亚局势的背后是美国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吃不准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在思考如何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使中国受到‘制约’。”
这种“制约”意识,本质上就是一种“冷战思维”,成为东北亚动荡不安,区域合作踯躅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于迎丽说,“东北亚局势动荡深层次原因在于本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尽管冷战已结束,但一些国家仍然习惯以冷战思维来解决问题。”
六方能否早日重聚?
目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是东北亚走出安全困局的最重要发动机之一。2011年,六方会谈是否能得以重开,也就成为东北亚“转危为安”的信号灯。
对此,于迎丽认为,在延坪岛事件后,中俄提出举行六方会谈紧急团长会议。但是,美韩在相反的方向上已经走得太远,现在要立即走回来还不是很现实。目前,韩国舆论也大多处于非理性状态,还看不到马上重启六方会谈的迹象。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近期内六方会谈恢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六方会谈春节前重启的可能性已不大,须等3月份以后再作观察。”刘江永预测。
在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都必将损害区域内任何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半岛地区如果发生冲突,本地区的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本地区国家应该摆脱冷战思维,朝着对话的方向努力,”于迎丽说。
2010年,东北亚充满了动荡与不安。2011年,这一热点密布、大国利益交错的地区能否再次看到和平和合作的曙光?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记者 马晶)
VOICE
半岛地区如果发生冲突,本地区的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本地区国家应该摆脱冷战思维,朝着对话的方向努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专家于迎丽
美国在东北亚局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适度的紧张使美国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借机维护了美国的军事存在。不过,美国也不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继续恶化。清华大学国际问题专家刘江永
四问气候:气候谈判迎来“最后机会”
【时间】 11月28日
【地点】 南非德班
【关健词】 减排
【关注度】
2010年,酷暑引发的山火让莫斯科烟雾弥漫;特大洪水席卷巴基斯坦;高山冰川和北极冰层加速融化;11月30日结束的2010气象年是有记载以来最热的一年……极端天气增加,很多人寄希望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但从哥本哈根到坎昆,两次气候大会各国都未能就《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减排承诺达成一致。2011年南非德班的气候会议,人们能够期待什么?
坎昆会议谈得不到位
2010年12月11日凌晨,联合国气候大会坎昆会议结束,人们报以长久的掌声这是12天紧张谈判后的一种解脱,也是为了庆祝坎昆协议“挽救”了联合国框架下的谈判机制。
但是,最难啃的骨头,留给了今年11月底开幕的南非德班气候大会。
坎昆决议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措辞模糊,只表示应“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这虽然认可存在第二承诺期,但并未给出落实第二承诺期的时间表。
《京都议定书》是目前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条约,规定了发达国家有强制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不受强制约束。发达国家减排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而后续的各国减排目标尚未确定。
从理论上说,德班会议,成为“最后一次机会”。
《京都议定书》岌岌可危?
第二承诺期的排放指标,为何久拖不决?
事实上,的确有些国家希望《京都议定书》“死亡”。在坎昆,日本“绝对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承诺减排目标”的论调遭到大部分国家和NGO的谴责,却得到了俄罗斯、加拿大等伞形国家支持。
同时,排放大国美国并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不受减排约束,却指责其他国家减排指标少,要求新兴国家接受强制的减排,许多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愿接受强制减排。
《经济学人》评论说,发达国家拒绝做出第二期承诺,如果没有有效的外交策略,这会成为德班会议的一个障碍。
气候会议的双轨制谈判,包括《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谈判和《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工作组谈判。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对记者表示,坎昆协议中《议定书》谈判决议全文不过2页,而《公约》谈判决议长达29页。未来《京都议定书》形式可能存在,但内容会被架空。为此,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坚持《京都议定书》,维护双轨谈判。同时,也要顺势而为,借势而为。
60亿吨排放如何减?
除了《京都议定书》,坎昆协议还提到了建立绿色基金,也就是在2020年前筹措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但坎昆协议只规定了款项数目,没有阐述如何筹款、如何分配、如何监督,这些都需要今年继续讨论。
不管谈判结果如何,科学家已经明确表示,全球升温必须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否则全球将会面临环境的极端退化。根据联合国环境项目(UNEP)的报告,哥本哈根协议所承诺的减排量,不足以将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要想达到目标,世界仍需减少约60亿吨温室气体排放。这60亿吨如何减?人们能寄望于德班吗? (记者 储信艳)
VOICE
目前的双轨谈判机制,已经出现明显不对称:《公约》腿长,《京都议定书》腿短。重心已严重偏向《公约》轨道。如果《公约》下的谈判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承诺,并成为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将有可能出现气候谈判实质上的“双轨合一”。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
五问民意:
新加坡迎大选 谁来接班李显龙
【时间】预计2011年上半年
【地点】 新加坡
【关键词】 国会大选
【关注度】
2011年11月,新加坡本届国会将结束5年的任期。各方普遍预测,新加坡国会大选将在2011年上半年举行。新加坡长期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却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此次新加坡大选,反对党是否会从人民行动党手中夺取更多议席,是舆论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
新加坡是一个一党长期执政的新兴发达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廉洁国家之一。2011年,新加坡将极有可能迎来五年一度的国会大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表现令人关注。
李显龙接班人是谁
2010年10月底,新加坡前总理、国务资政吴作栋表示,新一届大选将是一次“分水岭选举”,将选出总理和一支由较年轻部长组成的核心领导团队。媒体预测,在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方面,此次大选的重要看点之一是现任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选可能明朗化。
李显龙曾表示,他的接班人应该比较年轻,经过在政府中的长期表现后再接班。
对反对党来说,这次选举也是个不错的机会。根据2010年通过的宪法和选举法修正案,2011年举行的新一届新加坡国会选举将出现很多新变化,会有更多的非执政党参与政事。
修改后的宪法和选举法将确保国会议员中至少有18人为非执政党人士,而且过去被禁止的网络竞选活动获得了合法化。
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这些修改有望使新加坡国会出现显著变化,非执政党议员的比重明显提高将使议事大厅里出现更多有别于执政党立场的声音,而国会辩论也将更富有生气。
为了迎接这次大选,新加坡各反对党也都大张旗鼓、厉兵秣马,从去年年初就频频有反对党人士到选区访问民众、甚至挨家挨户拜访。目前新加坡的反对党主要是新加坡民主联盟、新加坡民主党和新加坡工人党。
另外,在2006年5月第11届国会选举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6.6%。这一结果与2001年11月举行的第10届大选的75.3%得票率相比,少了8.7%。一些新加坡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越来越多选民希望在国会内外听到不同的声音。
反对党能否“上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南亚问题专家周士新认为,新加坡实行的是多党制,近年来,新加坡的反对党有所发展,但是在没有大的反对党崛起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仍然占有优势。不过,反对党的力量在与人民行动党接近,未来不排除多个反对党联合起来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在2011年的大选中非常小。从目前来看,反对党并没有提出比人民行动党更好的内政外交政策。人民行动党政治基础雄厚,在大选中占据优势应该没有太多悬念。
另外,周士新表示,在全球经济尚未走出危机的背景下,新加坡民意普遍认为保持政权稳定对应对危机更有利,而政权不稳会造成政策的减弱。因此,新加坡民众目前也倾向于由一个较有威望的政党领导国家。
周士新表示,虽然西方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多有诟病,但从政治形式来看,新加坡仍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同时又具有东方式的威权,国家政治生活秩序稳定。
执政党的清廉秘诀
多年来,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持续执政,同时,新加坡还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
周士新介绍说,人民行动党在上世纪90年代也曾在一次大选中失分较多,虽然没有失去执政权,但是内部进行了严厉的检讨。此后,人民行动党进行了自我检查和约束,近年来总的来看在执政中犯错误较少。
在内政上,新加坡国家的整体政治秩序走向成熟,人民行动党也由此确保了大的票源。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新加坡提出的想法基本代表东盟的声音,引领东盟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东亚的地区框架中,新加坡执政党提出了平衡战略的理念,这些都有利于提升新加坡的地位。因此,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地位比较稳固。
周士新称,人民行动党近20年来更加强调自律,不仅是执政自律,也加强了党员的自律,其理念就是国家要廉洁,执政党首先必须廉洁。(记者 马晶)
VOICE
人民行动党自上世界60年代执政以来始终占据优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该党比其他政党更加善于克服各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扰,因此,他们也总是能够赢得选民更多的选票和支持。新加坡《联合早报》
从政党做起,再到政府、到民众,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廉洁。因此,既有自上而下的秩序性,又有廉洁的连贯性,新加坡形成一种东方式的威权民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南亚问题专家周士新
【时间】9月
【地点】埃及
【关键词】穆巴拉克父子
【关注度】
1956年至今,埃及民众目睹3位总统执政,他们是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人执政时间分别是14年、11年和29年。当然,穆巴拉克目前还没有放弃执政大权的迹象。2011年9月,埃及将举行六年一届的总统大选。观察人士认为,82岁的穆巴拉克只要参选,必将当选。
2010年6月和11月,埃及举行了协商会议和人民议会的选举。现任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均获压倒性胜利。选举结果显示,民族民主党获得协商会议88个议席中的80席、人民议会518个议席中的420席。
修宪改革获得肯定
曾在埃及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修的中东问题专家朱兆一称,这是2011年埃及总统大选的“热身赛”,大胜为执政党赢得总统选举铺平了道路。
朱兆一称,埃及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协商会议是政治咨询机构,相当于议会上院;人民议会是由选出的代表组成,类似于议会下院。近些年,这两个机构在埃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2005年,穆巴拉克总统提议修改宪法中的选举条款,赋予协商会议和人民议会推举多名总统候选人的权利。此前的宪法规定,人民议会中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同意才可以推举总统候选人,而且只能是唯一的候选人。
按照穆巴拉克的提议修宪后,任何独立政党都可以推举候选人,而且获得65名人民议会议员和25名协商会议成员的支持,就可以成为独立候选人。修宪让埃及的政坛变得活泼起来。此外,人民议会还是该国的立法机构,得票最多的党有权组阁。
由于穆巴拉克在2005年的提议,使得当年的总统大选成为一次多名候选人竞争的选举。由此,穆巴拉克的政治改革赢得了很多支持者。
埃及拒绝西方观察员
埃及的选举改革是从政党改革开始的。萨达特总统执政时期颁布的1971年宪法规定了埃及的“多党制”,穆巴拉克执政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然而,埃及最大的反对党穆斯林兄弟会声称该制度有名无实,在现实中的限制太多。比如,埃及经常实施紧急状态法,赋予总统很大权力,实际上其他政党不可能对执政党构成挑战。
一些专家将埃及的这种多党制称为“有限多党制”。
上月22日,西方国家希望派遣观察员进入埃及,以便监督该国的2011年大选。不过,埃及当局宣称“没必要”。
在2010年的协商会议和人民议会选举中,埃及反对党没有获得期待中的票数,他们指责大选不公。穆斯林兄弟会甚至抵制大选,导致上届还有80多个人民议会议席的这个议会第二大党,遭遇滑铁卢,在人民议会选举中全军覆没。
有分析人士担心,由于穆斯林兄弟会没有希望赢得今年总统大选,这次的议会选举又失利,所以该组织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可能会走上暴力的道路,这对埃及的民主政治发展将产生影响。
“有必要缓解民众不满”
中东问题专家朱兆一认为,由于埃及的经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通胀率比较高,因此对于穆巴拉克及其所在的执政党而言,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缓和民众的不满是必要的。
当前,埃及的各种媒体在宣传穆巴拉克继续执政。去年5月,民族民主党总书记谢里夫曾宣布,该党高层一致同意提名穆巴拉克为总统候选人;去年10月底,执政党新闻处负责人阿里丁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
而穆巴拉克的二儿子、民族民主党副书记、政策委员会主席贾迈勒随后对媒体表示,在2011年7月的执政党特别代表大会上才能正式推出总统候选人。贾迈勒曾在美国学习经济学,在英国操作过金融业务。
有媒体预计,贾迈勒是穆巴拉克的接班人。如果穆巴拉克不参选的话,贾迈勒可能会成为埃及总统候选人。(记者张乐)
VOICE
埃及经济发展年均增速应达8%,同时更多地吸引外国投资。执政党党员应该走上街头,接触老百姓。我们要告诉那些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的人,他们正走在一条光明大道上,我们要传播希望。埃及现任总统穆巴拉克
埃及选举是2011年“非洲选举年”中最重要的选举之一。目前,非洲很多国家面临领导层新老交替的局面,也都在考虑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能够更加合理地安排执政阶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中东问题专家朱兆一
(新京报 颜颖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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