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十周年特刊：发现真实中国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是全球权力体系漂移的十年，

是全球经济格局发生裂变的十年，

更是全球知识生产和消费方式产生革命性变化的十年。

本刊将以宏大的视野，解读这十年的深刻变化，

发现影响下一个十年变革的动力和趋势，在被改写的地图上发现新的世界观。

我们应该怎样去相信未来

刘晖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双重奏中的关键性复调。类似于“9•11”及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标志性事件固然不能省略，而真正决定未来世界洋流走向的长波性因素何在？繁荣是否终结，未来如何相信？

如果没有全球性金融危机，乐观主义将取得完胜。从千年史的角度，因为科技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纵深拓展，全球经济已经进入持续增长的第三个世纪。19世纪按照实际值计算的全球人均收入增长了20％，即使在包含了噩梦般的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增长却依然达到了90％。要知道，以百年为单位，全球经济曾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停滞。而发生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尾的金融危机，即使不能摧毁这种乐观态度，起码也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全球经济在烈火烹油般的繁荣之后，泛滥的流动性被复杂交错的全球金融体系所吸纳，加上缺乏全球治理的配合，这种风险的裂缝越变越大，风暴终于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金融危机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改写了全球经济地图。正如最近有观察家提出来的全球“三明治”体系所言，新兴市场国家固然不能在危机中“脱轨”，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中的亮色却不能否认。而老欧洲的很多国家，因为债务危机成为“麻烦制造者”。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金融危机改变了其在全球权力体系的配比，但要断言其已经衰落，却为时过早。问题是，现在的危机拯救方法，包括最近美国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真的可以让宴会的舞蹈一轮又一轮地跳下去吗？一个长时间的通胀时代会不可避免地降临吗？谁来为那些香槟泡沫买单？“我的货币，你的问题”这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一直存在的游戏会终结吗？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要拖到下一个十年来回答。

回到中国现场，对这十年的观察，需要放在更为广阔的光谱上。如果说百年的历史是一个沉郁的低声部，那么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则试图找到自身的语调。对于中国这个后发的现代追赶型国家来说，百年近代史带来的，不仅是主权国家的分崩离析，也是帝国治理体系的完全崩溃，更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刻焦虑。“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道术之裂，东西之争，成为不断激发的多声部。即使在那些辉煌的高音部里，仍然摆脱不了来自历史的深处的如同大提琴一样沉郁的低音。这种内在的紧张使得“心灵的习惯”变得纠结和复杂。可以说，在百年来，我们“心灵的习惯”一直被诸多复杂的情绪所包围：挫败（我们本来应该是强大的）、怀疑（我们是谁，又能成为谁）、怨恨（到底是谁造成了这种状况）、焦虑（我们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而建立共和国、改革开放、包括这十年的中国故事，都是对这种危机的回应和修复，光荣与梦想也同样来源于此。而现在，我们拥有不同以往的自信，但是却不能忘乎所以。中国的GDP已经跻身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一百多位的排名，构成了中国最真实的境遇。过去的十年，中国不再是全球游戏的“局外人”，而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全球游戏里的中国角色将更为复杂：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享有更多的话语权，但同时不能忘记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实。那些把中国奇迹建立所谓“一天可以拆光一个城区”效率的认识，和提出“中美国”或者“G2”概念的逻辑，其荒谬并无二致。因此，我们需要更为冷静的心态。如果说三十年前那些刷在农村土墙上“走向世界”的标语，表明了一种融入全球化的迫切心态和恐惧被开除“球籍”的焦虑，那么改革开放，就是轰然打开沉重的闸门，以一日如同百年的心态奋起直追，从“全球化最大的实验室”到被称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买家”、“中国新钱”的故事成为全球语境中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如何理解自身的崛起，和世界怎么接受一个更具有力量的大国，将成为未来十年中不断回旋、往复、衍生的主题。

在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中，其间的认识如同镜中反射，既有自身原型，也有叠影重重。其中调性高低，角度之异，不仅有从历史演变过程带来的知识考察，也有基于全球权力体系的策略之考。最能体现这一旨趣的就是对“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的辩论和反思。从国内角度来讲，有论者认为，中国模式不仅可以“特殊”，而且更可以“例外”，甚至“取代”以往的发展模式。而更为务实的看法是，中国目前的轨迹，与其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不如用“中国经验”来命名，而且，这种“中国经验”仍然没有脱离普世价值的框架，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对一些基本价值进行不断地确认和掘进。只有在宪政法治的框架下，不断拓深市场过程，让社会在国家和市场中充分发育，不断厘清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以自由推动发展，让国民共享发展，充满尊严地生活，这样的变革才可以持续，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自利性和掠夺性才会严格受到限制，才不像贪食蛇那样反噬自身。中国这些年的奇迹之所以发生，不仅有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归根结底还是改革红利。没有改革，这些奇迹将无从谈起，只有继续保持改革的勇气和智慧，未来才可以相信。

对于中国来说，选择市场经济道路，是极富政治远见和勇气的抉择。在市场经济建设三十年之后，依然有不少“深水区”需要突破，包括行政性垄断、要素改革滞后等问题，尤其是一直在提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寻找抓手纵深推进，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走向反面。而从更长程的历史观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一系列的制度和观念的发酵和深入：像“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意识，像“政府应该有限但是应该有效”的法治意识。这些带有常识意义的基本意识的萌生和成长，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而且会在市场过程深化中产生的更多的化学反应。门窗一旦打开，风从世界来，这种进化是任何墙体和坝体都无法阻挡的。 信息社会带来的全球文明价值观的普及，以及新兴产业的兴起，将产生更多的横向的平等性人格的交往，从而改变以前那种纵向的差序伦理人格，形成从臣民到国民再到公民的进化。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无论是从总体的控制，还是依附性人格的消解，都是一服清凉的解读剂。计划经济对一个“超级大脑”的设计，将会导致对一个具有绝对权威性质的“老大哥”的产生，而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却是契约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地基，也只有保证了契约和权利的运行，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才是可能的。法治政府、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这种组合，在历史上的不断演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许，在这种演进过程中，既有缓慢渐进之时，也有突变疾飞之际。就像岩石中的气泡，在那些看似窒息的空间里，也会变成水滴，而水滴又会形成河流，汇入大海，而大海将拥抱所有的河流。

从中国出发，重新思考世界。相信未来。因为市场经济的历程一旦开始，就不可以逆转；相信未来，因为一个古老的大国有浴火重生的能力；相信未来，因为对于美好的生活，对于有尊严和正义的生活，人们总是心向往之。道不孤，必有邻。美好生活的根基来源于对常识的确认。我们“心灵的习惯”应该这样构成：自信（我们能够国富民强，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努力去选择幸福的生活）、自觉（我们有能力吸纳包括全球政治文明在内的普世价值，并对自身的传统和文化有充分的认同）、尊严（我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并且自由生长），幸福（这是我们的祖国而不是异乡，在这里，我们能够安身立命）。而这一切，也是我们作为媒体共同体一员的新年祈愿。

《21世纪经济报道》从2000年11月23日试刊，2001年1月1日正式创刊，如今凡已十年。十年问道，其命维新。以新闻为志业，以公信力为生命线，以市场化为驱动力，回到现场，发现真实中国，坚守立场，源溯普世价值，这一旅程一旦开始，就永不停歇。创刊时，我们提出：我们的梦想就是国家的梦想。十年后，对于追寻现代中国的梦想，我们仍然矢志不渝。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天地与岁月辽阔，繁星与大海相拥。（作者为本报执行主编，十周年专题总策划）

失衡的世界，再平衡的中国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局面可以用两大相关的失衡来表示，即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失衡。要从这两者之间寻找因果关系可能非常困难。不管怎样，这种结局是过去数十年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他很多国家也是这样。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中国的经济改革向何处去？从宏观层面来看，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是实际经济表现都离不开这两个不平衡。有一点是明确的，尽管世界经济的平衡会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内部的平衡，但世界经济不会自动平衡。世界经济要平衡就必须首先要求各国经济体的平衡。并且，对各国来说，这也就是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说，中国要靠自己，通过改革来求得内部经济的平衡。内部经济平衡了，就会有助于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会为世界经济平衡做贡献。那么，内部经济平衡是如何来的呢？又如何能够求得内部的再平衡呢？

•“如何失衡”•

绕过“既得利益”的改革原则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开放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也是人们一般理解的开放。把国门打开，开放给外国资本。但实际上，对内开放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内开放就是把国家的经济过程开放给各个社会群体。这也是先易后难的过程。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那么先进行农村改革。在城市改革开始后，因为国有经济部门既得利益比较大，所以，先不要动国有部门，而是容许在国有部门之外逐渐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也就是说，先不要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而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新利益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很多问题。八十年代分权和开放式的改革可以说导致了一种包容式的增长和发展，社会各方面都受惠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导向型经济的转型。这个过程开始于八十年代，主要的任务是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完成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而之前，在意识形态层面，人们对国有和非国有、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争论很大。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的战略和经济结构布局。“抓大”就是要学日本和韩国，建设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放小”就是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的市场化。“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一些人因为看到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问题而怀疑“放小”的目标，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否定“放小”，很难想象当时那么大规模并且处于亏损状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其他的出路。“抓大”的理念也是对的，主要是要强化中国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能力，但没有能够有效实施下去。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于是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朱镕基时代确立了基本市场经济的制度。1994年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加入WTO等国际经济组织都是这个时代完成的。再者，这些变化也反映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上，主要是承认非国有部门的合法性和保护私有产权。

须以社会改革推进经济改革

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社会改革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为什么要社会改革？社会改革首先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遭到破坏，或者说已经不适用，但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新的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实现。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应当强调的是，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原来的体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通过社会改革重建这些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可以为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已经证明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软弱性。当时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要拉动内需。但当时的危机局限于亚洲，北美和欧洲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仍然有很高的进口需求。因此没有能够产生足够外部压力促成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但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中国真正感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局限性。

中国生产、西方消费，中国人积累、西方人花钱，一直被视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个主要原因。要达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中国就要建立消费社会。中国要少存钱、多消费，而西方则要少消费、多存钱。也就是说，中国要通过建立消费社会来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看病、交通、教育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么要存款干什么呢？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能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无“改革”下的增长

在没有社会制度建设的情况下，生产（通过投资）和积累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种趋势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压力（主要是因为和西方的贸易不平衡及相关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而且也导致了国内发展多方面的不平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和平衡的发展模式。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不良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或这说，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则反过来制约着改革和发展。一句话，不稳定是经济本身失衡、经济和社会失衡的必然结果。而失衡又反过来影响发展这个最根本的目标。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决策者或者社会不想改革。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的规模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一些实际政策的歧视。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也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是不容许，要么就是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资本享有比较均等的融资机会，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会从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流，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

一个重要的增长源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这些年的成就是此前改革的“收获”。九十年代的改革和加入WTO等都为后来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无论是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和此前的改革是有很大关联的。没有九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不会有此经济收获。

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来自于政府动员型的资源投入。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近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似乎从各种危机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例如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4万亿“救市”措施有效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同时，以举国体制出现的大规模工程例如“奥运会”和“世博会”等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刺激效应，即“奥运经济”和“世博经济”。不过，应当说明的说， 来自于制度改革的收获是好的收获，而来自于动员型的收获只是暂时的。

“另类”双轨制

真正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是不利于社会领域发展而得到的高速经济发展。为了促成经济的飞速增长，近十多年来，权力资本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私人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了一些政府部门代理人和私人投资者分享利益的暴富领域。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

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如九七亚洲金融危机或者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推动社会的市场化来保住GDP增长的。其次，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GDP，不仅不阻止资本无限制地流入社会领域，而且也加入这个行列，并经常成为主角。例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对扩张房地产市场有动力，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或者“特权”体系也俨然成为社会领域市场化狂澜中惟一的绿洲。最有权势的阶层可以最大程度地享受市场化所带来的好处而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他们理所当然推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而对社会领域市场化的负面效应毫无感觉。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虽然价格 “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存在。

这种社会市场化在两个方面不断破坏社会稳定。一方面，通过破坏社会、转嫁改革成本而获得高速增长，本身就是对大多数人基本生活资源的一种掠夺。1990年代中期以来，普通居民的收入在数目字上确实获得了稳步增加，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成本的增加速度，却是远远快于收入增加的速度。最近，当中国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增长的火车头，反映全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恩格尔指数的上升却分明显示基本生活水平的整体下降。医疗、教育和住房涉及一般社会成员最基本的切身利益和生存条件，当社会的生存基础受到威胁甚至摧毁，那么，社会的“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了。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化导致的普通居民与“特殊利益集团”在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巨大落差，将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推向了新高。在近几年迅速激化的官民矛盾和地方政府信任危机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普遍的“相对剥夺感”。

回望小汤山：那场危机叩开的变革之门

衣鹏、伏昕

小汤山医院的修建只花费七天，它的意义远不止七年。今日长满野草的乱石滩上，推开房门的隙缝，灰尘覆满未开封的注射器、口罩和防护服。时间仿佛从未流动。

从这里沿首都中轴线，一路向南，就能抵达天安门。那时中共新一届领导层甫定；各种消息人士乐于白天黑夜穿梭于红墙内外；胡同口的菜场多是减价的叫卖声。2003年之初，畅想和欢愉充盈在北京的街头巷尾。

直到金荣华看见那张他已记不清的脸。

金医生还记得7年前的那张病历。警车簇拥着一辆救护车，担架推送出一位呼吸困难的中年病人。他起伏的胸脯发着一种嘶竭的呼吸声。“肺部炎症严重，病毒感染脏器的速度令人吃惊。”

这位北京市明确收治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很快让佑安医院出现医务人员感染迹象。在广东，医务人员已经占到数百名受感染者的30%以上，这代表病毒能够在人际间迅速传播，恐惧迅速弥散整个国家。

惶恐中的人们还是怀抱期许。不久之前，新华社刊发了胡锦涛就任总书记后发表的一篇公开讲话，其中颇有新意地强调将依照宪法执政，尊重人民基本权利。

保密？保密？

那一年的3月初春，载满人大代表的车辆照常在京西宾馆或钓鱼台进出，代表中不少知情的地方官员心怀忐忑地挤坐在消毒多次的会场。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中央政府顺利完成人事交接。

在这个集权体制和文明史一样古老的国家，行政中心是历代灾荒中最后的安全区。过去,如果瘟疫蔓延到北京，王室会悄悄沿着中轴线向北逃奔，在承德一类的地方寻找庇难场所。这会给自命皇权天赋的君主埋下巨大信任危机，有的王朝甚至因此倾覆。

会场里的钟南山院士对疫情心知肚明。一个月前，广东省已内部掌握超过200位患者。2月28日，“卫生部在广州开了多场专家内部会，官员希望专家能迅速搞清病毒性质，要加快时间定案。”钟南山的合作伙伴香港大学病毒学教授管轶至今仍记得，一些官员希望研究结果保密，以免在“两会”开幕之际危及社会稳定。

一口潮汕乡音的管轶此时频频在深圳东站口岸通关，他根据钟南山提供的信息，频繁出入广州、北京等地病患集中医院。这位早年做过儿科医生的科学家拎着偌大一只包，每次抽取患者血液标本时都小心翼翼打开，取出从香港实验室里带来的隔离服和口罩。

试错一直延续至3月22日凌晨，实验室和研究助理已经东倒西歪地昏睡在平时异常爱护的工作台上。

“我给他们盖上毛毯，走在阳台上使劲地吸烟。”管轶还对那种疲劳感记忆犹新。他们几乎尝试到世界上最后一组相关细胞系时，才终于与真相相遇。

22日中午，实验组终于从放大几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照片中看清杀手的模样——一种皇冠状的黑色物种，这就是SARS病毒。

对于认识一种陌生传染病，这是最重要的信息。通过比对病毒的基因序列，才能去寻找病源，研发疫苗，并预判其流行程度和毒性。

实验团队采集自北京的标本，已有的源于本地传播病患。但直到4月9日，北京市的领导人仍坚持报告仅有22例输入性病例。WHO多次将北京列入危险疫区。

“科学家职责已经完成。防控决策是政府的责任。”管轶说。事实上，许多地区都未在特殊时期履行已有的传染病情上报机制。

依据公开记载，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卫生部在2003年1月就接到了广东的报告，并派人到广东调查。此时中山市已经有28个病人，其中13名为医务人员。但情况并未通过全国监测网络告知其他省份医疗机构。2月， SARS传染到了香港、广西、湖南、四川和山西。

3月1日，一位山西患者到北京就诊，病毒渗入北京。

直至4月20日，在中央新领导层的断然处置下，事件才向另一方向发展。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解职。此时官方数据报告北京病例骤增至362例。北京已被推到大规模社区爆发的边缘。

小汤山七日

金荣华们很快接到医院党委消息，要在4月下旬做通病人思想工作，将其送抵一所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

就像当年那些信奉龙脉的王族贵胄，金的病人很快将沿着中轴线向北转移。一个即将引发全世界怀疑的决定正在酝酿。

4月22日傍晚，北京市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联席会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已决定由解放军总后勤部执行“中国式”的集中收治，以纾解首都的危机。

工作组预计，未来每天新增疑似病例会在200人左右，因此需要找到足够的医疗资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建议，去小汤山看看，那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工人疗养院。

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立即亲赴实地勘察。小汤山南距北四环20公里，西距昌平区中心10公里，交通方便，四周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风向水源也不会影响主城区。

国务院次日即批复，国家紧急征用小汤山疗养院后面的土地40.3公顷。两期工程，一期1000张床，二期400张床。

十几位设计师埋头苦干，从深夜画到东方既白。共出台5个总体规划设计方案。拟建东区和西区，西区收确诊病人，东区住疑似病人，中间隔一条马路。

北京市六家建工集团连夜受到召唤。4月23日拂晓，4000余人和500多台机械设备浩浩荡荡开进小汤山。工地负责人手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没有坐标没有施工图纸没有水准点的平面图，施工现场没有路，没有水电，一片荒野。

那位当时分管的副市长刘志华下令道，“如不能按时完成，建议市委撤你们，同时降低你们企业的资质，不让你们在北京承揽施工项目。”市委书记刘淇代表北京市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向中央汇报，立下军令状——小汤山将在4月30日22点接收“非典”病人。

目击者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密集的工地。高峰期工人总数达到7000多人，机器震天响，对面说话根本听不见。清洁走廊里更是人挤人。

5月1日凌晨，小汤山的病房里放入鲜花，病患陆续搬入。每间病房15平方米，设两个病床，有单独的洗浴间和空调电视电话，还安装了供氧送风呼叫系统和紫外线消毒灯、真空吸痰器等，病房外用铁栏围起外走廊。

曾光说，这样大的工程，国际上最快也需要8到10个月。“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我不会相信。”

有专家断言，如果没有小汤山，北京至少要增加2000至3000名“非典”病人，还要再死一二百人。

公开！公开！

擅长动员的国家体制已在发挥效率。昌平区画出两条红杠，红杠外由地方负责，红杠里由军方负责。医护人员也圈在里面，不能外出，与病人同时隔离。

金荣华在部队医院的同仁已像电池耗尽的机器，他们每天游走在病毒宿体之间，囚囿在疫区里的神经紧绷到极限。

情形类似于法国人魏丕信在明朝荒政研究中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有一套老练成熟的官僚运行体系，熟习于在灾祸发生时由上至下临时响应。而民间对灾难则触觉敏感。两者间的鸿沟，使中国社会常因大灾出现震荡。

病房外是不确定的世界。非典正演化成另一种危机——《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记载：“谣言，近来随SARS幽灵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

朝阳门内大街225号，灯光昼夜不灭，非典期间密集的新闻发布会和信息材料在这里汇集。外宣部门自2001年中国入世时起开始推动的信息公开制度，终于走到了凝聚共识的节点。

早在“9•11事件”后，中国研究者和主管部门嗅到一丝机会，他们开始相互交流新闻发布、政务公开的价值，那年年底，国新办推动形成了一个学制五天的全球传播研讨班。由于引入了美国案例，对外还只能谨慎称“介绍情况，批判借鉴”。

上百名中央部委的官员和地方厅局级干部陆续成为学员。主讲者来自主管部门、学术机构和媒体机构，其中甚至还包括西方媒体驻华记者。主讲者之一的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董关鹏回忆，一些官员对占用五天去参加交流课程表示不解。

研讨班因疫情停办的几个月间，信息公开之门对公众渐渐打开。董和清华团队的成员常在半夜接到学员打来电话，“你们过去讲的东西都用上了！”那些一线传来的声音疲惫中夹杂兴奋。

孕育多年的制度变革，终于在危机倒逼下获得了准生证。中央迅速批复CCTV新闻频道进行24小时直播的尝试，3月1日试播，5月1日正式开播。国务院强调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规追究瞒报信息官员的责任。之后，全国有近百名官员因此遭到行政问责。中央相关部委迅速公开新闻办公室和防疫咨询的联络方式。

北京市委由一位副书记牵头，将其下各部门负责新闻发布的官员被拉到青岛接受发言人培训。官员们一一在摄像机镜头下召开模拟发布会，接受同批学员和授课人的各种提问。

此后不久，国新办开始大规模在各省区市开办“政府发言人培训班”。中央亦连续发文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试行新闻发布制度。信息公开的理念深入到矛盾复杂的基层行政运转中。

“两年时间，政务公开等观念逐渐在政府内部形成共识。”董关鹏说。

“这期间为了改变不同部门各级政府各自为政，中央密集出台了一批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法规。” 中国社科院行政管理领域副研究员贠杰分析。到了防控中后期，中央一方面严守小汤山缓解政治压力，又能通过信息公开引导社会舆论。

七年之变

小汤山已是过去的符号。2010年4月，废弃医院的拆迁计划浮出水面。除去七年前留在医疗用品上未撕去的标签，与之有关的一切均物幻人非。

金荣华所在的佑安医院专门兴建一幢收治呼吸道传染病的病房大楼，非典之后，政府每年向其拨付上千万元。

从2003年底开始，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正式启动。大量资金被用于改造中西部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总投资达到114亿元。三年后，卫生部宣布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基本建成”。2009年，国务院再次宣布拨付50亿元预算改善卫生疾控硬件设施。

2005年出现高致死率的禽流感，2009年甲型H1N1病毒全球肆虐，中国平稳度过。

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意在明确应急处理和恢复重建中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11天后的汶川地震中，灾区信息向全世界充分释放。

国新办主任王晨在2009年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希望媒体关注2010年的工作亮点——党务公开，中共各级党委部门都将设立新闻发言人。除了专设的“党委发言人培训班”， 政务公开与舆论引导也已被要求列入全国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官员培训核心课程中。

董关鹏已经可以更轻松地拉近官员与记者的距离。“他们大都是80后，和你们儿女一般大。在家里也许都不会照顾自己，却要满天下去跑。”

当然，变革仍然只能渐进。

经费不足仍然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全国疾控体系统人员工资的1/2、工作经费的1/3，都要靠做与公共卫生无关的服务来弥补。截至2008年年底，拥有近2000名职工的国家CDC的人员经费赤字已达9900多万元。

设备先进的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也有埋怨，“我的这个部门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只有20人不到编制，在美国CDC同一级实验室有超过200人。”

信息公开领域亦然。国新办新闻局局长郭卫民在年初受访时总结，“基层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新闻发布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他特别提到在一些突发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的信息公开工作尚待提高。

无论如何，非典留下了特别的中国遗产。从今天回望小汤山，它在历史的深处清晰地站立。

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数月后，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登上政治舞台的节点上，在持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面临从崇拜效率到关注公平、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战略转型的关口上，非典提供了一个时代转折的触发点。

此后七年，中国社会的前行一再呈现始于非典的“危机驱动型”特征。负面的公共事件一次次转化为正作用，撬动国家变革的车轮。

管轶教授希望人们谨记这段历史。在凌晨1点的通话里，他握着数年前获得的一座奖杯，一字一顿地向记者诵读底座上的铭文：“你塑造了亚洲和我们的时代。” （本文引用参考了舒云所著《解读小汤山奇迹》，特此鸣谢。）

十年“网”事 电信业的轮回与启示

刘西曼 丘慧慧

中国电信业十年一梦，回看每一个瞬间，充满吊诡。

2000年3月10日，星期五，市场消息面平淡无奇，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开盘之后最高达到5132.52点，创下年度的第16次新高，几乎是一年前的一倍，新经济即将到来的呼声压倒了一切。恰恰是2000年3月10日这一天，代表“旧经济”的道琼斯工业指数跌破了10000点，传统经济大鳄默克、强生、花旗股票尤其惨淡。

然而，经过一个周末之后的3月13日，市场迎来了“黑色星期一”。当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英国首相布莱尔联合宣布，生物技术公司需要公布它们的研究成果。这无异于让诸如高通这样靠专利生存的公司放弃它们赖以生存的专利权。于是，在生物医药股率先狂跌之后，纳斯达克如溃堤之“悬河”，迅速坍塌，IT股、网络股、电信股为主体的信息技术公司更是无一幸免。直到2002年10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跌到1114.11，跌幅超过78%。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作为互联网时代崛起的设备商、被誉为“新经济核心企业”电信股——思科-T股票市值也由2000年3月的最高峰5554亿美元排名全球公司市值第一，降到996亿美元。

2000年，在全球IT与通信业泡沫即将坍塌的时候，中国，也未能例外。在海外上市的新浪、网易，以及当年的电子商务领头羊8848，分别发生了CEO下课，股票停牌等“礼遇”。新浪、网易等股票更是逐渐跌至1美金以下。当时，它们作为AOL、雅虎、亚马逊等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克隆品在中国仅仅盛行了半年有余。

幸运的是，在上一波IT业的泡沫中，中国电信公司们并没有深度卷入这场世界性的衰退洪流。首先，中国的电信设备商、当年的“巨大中华”的业务仍停留在销售程控交换机为主的状态，还没来得及关注到互联网洪流；而当时的电信运营商，则忙于从极其快速发展的固定电话业务、2G移动通信业务赚钱，无暇恋及正处于萌芽状态、此后成为IT业主导的互联网……

回望历史，中国电信业10年前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自己的新世纪历程。全球电信业从“泡沫浴”里裸身起步，历经十年完成一次自我救赎。在股市这张晴雨表背后，这10年中，作为主角之一的电信业又演绎了怎样的故事？中国电信业10年历史中，有哪些大势可以廓清？电信运营商、互联网、电信设备商是这10年的三大主角。

2000-2004年：救赎

2000到2004年，全球电信行业在艰难地自我救赎。

在欧美市场，到2000年之时，2G语音网络已经相当普及，这也意味着它们传统的赚钱手段正在面临极限——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这是它们思考最多的问题。互联网的出现，让它们看到一片巨大的蓝海，一个可能倍增的市场，因此疯狂卷入了这场盛宴。

2000年前后，欧洲大量运营商开始高价拍卖3G牌照，仅英国3G拍卖总价就高达353亿美金，德国则高达460亿美金。由于2000年前后开始的透支性建设，到2003年美国的光纤利用率只有10%，运营商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受此影响，2000年开始的3年内，爱立信、北电、朗讯等业界顶级设备商先后裁员超过5万人，曾经处于绝对领先的欧美设备商一度面临倒闭。

2000年中国历经波折“入世”了，这也是中国融入全球信息洪流的开端。

1999年到2000年，中国电信集团被拆分，中国移动、中国卫通、网通相继挂牌；2000年中国联通在纽约、香港上市之时，中国的运营商正在进行全面改制。

彼时，中国移动的用户也还不足1亿，仅仅靠着2G市场仍能取得飞速发展；当时国际化的先驱华为的海外销售额也还不足1亿美金，还暂感受不到海外市场的波澜；也正是2000年，中国的TD-SCDMA成为ITU选择的三大3G标准之一，中国技术刚刚发力；2000年初，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刚刚突破1000万，美国早在1994年就突破了这一数字……在2000年前后全球IT业的泡沫声中，中国电信市场波澜不惊地踏入了新世纪。

从2000年开始，西方电信运营商在寻找重生机会的忙碌中度过了最受煎熬的几年：曾经处于领先的德国电信、AT&T等运营商长期不振。而在新兴市场拥有大量业务的沃达丰、西班牙电信等则艰难地借助亚非拉市场实现复苏。这些曾经一掷千金的运营商富豪们，忽然过起了节俭的日子。受此影响，在泡沫破裂中受到重创的西方电信设备商成了喋喋不休的沿街叫卖的商贩，不断催促运营商进行技术升级……

而此时的中国运营商刚刚迎来他们的黄金时代。2000年前后，中国市场程控交换机的发展依然在继续，GSM扩容、CDMA新建和小灵通的意外之财让中国设备商躲过了最大一波冲击。虽然，此后华为也呼吁“冬天”，但是就整体情况而言，中国企业极大程度受益于中国市场自身的爆发性需求，其中，华为和中兴抓住了2G移动通讯的机遇从中脱颖而出。2000年华为销售收入152亿人民币，中兴通讯销售收入45亿。2001年，华为的销售收入255亿元，中兴销售收入93亿元，大唐销售收入20.5亿元，巨龙销售收入则仅有区区几个亿——四家代表性企业出现巨大的分野，不在于中国市场，而在于是否把握了2G机会和企业制度。

与此同时，在纳市遭遇着寒冬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意外地捡到了中国移动抛出的一根救命稻草。 2000年11月，悉尼奥运会召开之际，当时还年轻、富有闯荡精神的中国移动，推出了“奥运快讯”短信服务，而且通过新浪等SP进行推广，这是移动梦网的原型，也是对日本NTT Docomo i-Mode的模仿。但是，也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看起来不起眼的应用，拯救了几乎整个中国互联网业，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以及腾讯、TOM、华友、灵通等企业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几乎都是靠着SP来求得生存。到2001年春天，就有上百家SP加入移动梦网，继而在2002年，几大门户纷纷开始盈利；到2004年，中国在海外上市的12家互联网企业中，来自移动梦网的收入占比超过50%。可以说，因为SP业务，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扮演了伟大的“救赎者”角色。

彼时的互联网，还如同寄生于电信运营商基础设施之上的一个小分支，像是吃着残羹冷炙的受施者。

2004-2008年：复活

复苏总是从深渊开始缓缓爬坡，普遍认为拐点出现在2004年。之所以将其作为一个拐点，是因为，2004年Google上市了。它不同于原来的门户网站Yahoo——只是变相的媒体，也不同于eBay——只是将传统的拍卖放在网上，它是全新的市场和全新的业务模式。

2004年，对国内运营商来说，在一些轰轰烈烈的表面新闻背后，确实有许多静悄悄的转折：2004年开始，人们看到了4大电信运营商的全面上市，看到了几大运营商高管换班，却较少关注到这一年开始推广“村村通工程”。这固然是一种政治任务，同时也是大城市用户增速减缓的先兆，当年固网的拆线量首次突破1000万，转型已经成为所有运营商的命题……在海外，日本的NTT DoCoMo第一个开始大规模建设3G商用网络，标志着欧美运营商已经到达了谷底，开始寻求复苏之路。

2004年，当3G概念不再能打动受伤深重的运营商大肆投入，欧美设备商一面加紧向亚非拉地区扩张，一面进行着艰苦卓绝、历经数年的重组，以求重生。2000年，思科、北电、爱立信、摩托罗拉、朗讯、阿尔卡特、西门子、诺基亚、马可尼统治着电信设备产业。如今，这个版图已经面目全非——诺基亚和西门子合并，阿尔卡特和朗讯合并，北电已然倒闭，摩托罗拉的电信设备业务卖给了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收购了马可尼。

与此同时，基于电信技术革新的减速、运营商对价格日益关注、西方竞争对手忙于自救、中国市场作为根据地，以及企业自身的努力等多重因素，中兴、华为走出中国，并最终获得在海外市场与竞争对手一决雌雄的机会。

2003年，华为已经在国际化上投入重兵，而2005年，中兴也终于在战略上开始大举出海，到2008年中兴、华为的国际市场收入占比均已超过一半，并成为全球电信市场的主要玩家。2008年，中国3G招标中，两家企业平分秋色，占据整体市场份额的近七成，也为二者全球化扩张打造了更为坚实的后方基地。

此消彼长，在全球电信市场规模平稳的情况下，板块变迁不可避免。爱立信、诺基亚等厂商率先意识到了全球化的重要性，早早在亚非拉市场布局，并降低人力成本，而北电、摩托罗拉等则过于依赖北美、西欧等市场，为成本竞争时代到来后的败落埋下了种子。在巨大的板块变迁中，以北电的兴衰最具代表性。2000年北电的收入达到303亿美元，市值最高达到2670亿美元——与其对比，不考虑通胀因素，2009年全球头号无线设备商爱立信收入不足280亿美金。2010年 1月14日，北电正式向证券交易所申请破产保护，当日，公司股价暴跌60%，市值为1.592亿美元，一个百年王朝悲怆落幕。

2004年到2008年，全球电信运营商、设备商忙于格局重组之时，中国的互联网业却在“暗度陈仓”，傍生于电信运营商的SP、CP慢慢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如果说2005年，盛大在美国上市，找到了SP、CP之外第一个可盈利的“业务模式”网络游戏，此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上市的时候，互联网企业已经跳脱出运营商的羁绊，开拓出搜索、电子商务、IM等领地，成为一个独立且蓬勃发展的产业。与2000年泡沫时代相比，这无疑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2008-2010年：嬗变

2008年，一场全球金融危机震撼了全球。这一年开始持续至今的中国3G招标，始终是全球最大的电信业话题。

2008年开始，中国运营商开始了新一轮重组；2008－2010年，西方IT类媒体已经很少关心欧美运营商的话题，其报道的核心被印度、中国、巴西等国新闻及苹果、Google、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公司所代替——这是一个新的拐点。

电信业经过10年发展，运营商们正面临抉择。中国固话用户已经开始下降，移动通信用户已经逼近9亿，距离饱和为时不远；曾经过亿的小灵通客户正快速流失到1000万；曾经高达5000元甚至8000元的固话装机费，虽然已经变成免费，但如果不是因为ADSL，很多家庭根本就会停掉固话；中国的网民从不到1000万到超过4亿，互联网不再是曲高和寡的骨灰级网友的专属，而是渗透进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在这场由网络应用普及化带来的盛宴中，运营商分享有限……仅仅是上马4G/LTE，把高速公路修更宽就可以了吗？

从2000年时的受施者，到10年之后，互联网企业已然站在舞台中央。以前中国移动可以花寥寥数亿收购依赖SP业务的腾讯，其今天的市场已经超过400亿美金。曾经居高临下的电信运营商们，如今却受困在2G业务饱和、3G应用未彰的窘境中，未来可能面临着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当年被救赎的SP企业也正在把运营商当成“管道工”：迅雷、优酷等网络下载和视频企业，享用了巨大的带宽；腾讯、百度等企业通过自身的特有业务优势取得了成功；强势如苹果这样的公司，更是“携用户以令运营商”，分享了无线宽带下的最大收益……

互联网，无疑以不可估量的力量改变了历史，这种改变甚至只需要10年。

当我们重新梳理10年历史的时候，我们从电信业的发展看到了一条主线：以互联网为契机，如何从传统的语音应用转到数据应用。具体说，从固网角度，是从Modem拨号上网、到ADSL上网，再到FTTx光纤上网，从移动网络角度看，则是从GPRS到EDGE，到3G，再到LTE——这些不过同一个故事的延续，一个不断加大投入、不断修路的过程。

这条道路越修越宽的动力，互联网是重要推手。从2000年开始，数据应用的展开，互联网的普及加速，10年间，电信业所有动荡与转型的动因，皆来自于此——运营商、设备商、互联网企业的格局悄然发生位移：在2G时代称霸的欧美设备衰败于3G之时，互联网公司不再是运营商的附庸，运营商正在打造更为开放的平台，设备商忙着转型。

2011年：再造

10年后，全球电信产业完成了一个周期的自我救赎，转身之际，又忽然发现，自己正偏离舞台的中央；未来十年，电信产业也许和IT产业、互联网产业再难分辨彼此——这种融合对互联网企业而言，等于获得了更多网络管道，而对于传统的IT产业和通信产业而言，则不得不从此结束自己封闭、唯我独尊的历史，别无选择地走向转型。

回溯到2000年前后，市场几乎在一年内透支了互联网的未来。10年后的今天，谷歌、亚马逊、苹果、Facebook都成为互联网的新贵，它们在泡沫中生存下来，并淘到金子，它们踩着无数网络公司的尸首成为新经济的巨擘，“移动互联网”又成为今天新的互联网“梦想”，甚至是电信业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这是一种吊诡，如果运营商和设备商不能改变旧的运营模式，那么他们肯定会面临互联网新贵们的挑战。

从电信运营商来看，过去10年，尽管电信运营商拥有最好的资源禀赋，但是除了日本、韩国等少数运营商外，国内外多数运营商普遍错过了自身转型成为互联网运营商的契机。但是，如今运营商的发展空间面临瓶颈的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身全面参与到互联网的平台运营上来，比如，最大程度的控制移动互联网平台，避免成为固定互联网时代的“旁观者”；要么，就要提早布局，成为物联网运营商、云计算基础平台——这中间，企业的机制、企业的战略洞察与落实能力始终是其障碍。

电信制造商必须转型。一方面，运营商自身面临的困境，要求业务转型，设备商必须搭上这趟车；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在电信市场内，它们自身的成长也面临着天花板，它们必须从单一制造商，转型成为多元制造商，从“电信设备制造商”转型为“信息设备与解决方案提供商”——但是，因为企业基因的差异、自身资源禀赋特性，转型并不容易。

实际上，统治手机终端领域10年的诺基亚，一度在智能手机和网络化来临之际落到了后面；而思科数年以来，一直依靠大量的收购，特别是在网络应用层面的收购——IPTV企业、网络会议企业、互联网软件企业等——来寻求新的立足点，从而躲过了北电式的覆没；中兴、华为等中国厂商也在最近公布了物联网、云计算战略，与传统IT企业正面交锋，意图从传统的电信制造领域延展到新的领域，同时向芯片制造这一上游领域进军，实现产业链纵向整合也是一种长期趋势。

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它们则正在利用越修越宽的电信道路展开迅猛的圈地运动。在网络广告、B2B电子商务、网络游戏先后成熟之后，网络社区、微博、团购等B2C电子商务正在迅猛发展。虽然前期的很多市场已经大局初定，但是借助无线和有线宽带发展，互联网企业依然存在众多的市场机会，一切取决于创新和发展速度。

与此同时，作为主管部门的工信部，其成立动机之一就在于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为信息化带动工作化的成长，为打造更为开放的电信平台，为构建更好的产业政策，为未来10年，中国能产生更多的诸如中兴、华为这样的优秀公司。

暗战金融中心

王芳艳

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交易9月25日在上海启动，看似普通的一个仪式，上海却安排了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两大高官同时到场。随后上海宣称，将推出优惠财税费政策等一揽子计划支持该市场的发展。

纵观上海在贷款转让平台上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就不难理解它为何如此重视了。

9月6日，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抢先一步，实现了2.5亿元交易本金的信贷资产转让，成为银行信贷资产在二级市场上的首次公开交易。9月20日，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首批10个信贷资产包（总额达98.8亿元）公开挂牌。如算上2009年建立金融市场交易平台的深圳，京津沪深四地在信贷资产交易上已形成圈地竞争的态势。

这只是中国金融中心明争暗斗的一个缩影。在激烈竞争中，各城市为吸引国际资本和金融人才、在税收等方面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措施。

“未来中国金融中心的布局，需要多个而非仅仅一个国家级金融中心，依据产业特征和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近日表示，但她同时表示，发展金融中心的目的是通过金融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否成为‘中心’不是最重要的。

一家股份制银行高管认为，各地应该探索城市之间合理、清晰的分工和定位，否则就有可能带来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北京VS上海

——全国金融中心之争

2008年4月，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指出首都金融业的定位和工作目标是：北京是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2009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由此获得了尚方宝剑。

《意见》明确要建立以发改委牵头其他部委参与的协调机制。据记者了解，这个机制是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为核心，成员包括“一行三会”以及诸多部委领导。

“原来要推一个金融政策或做一个产品，要一个个去‘公关’，要去每个监管机构申请游说，半年一年就过去了。”上海市政府一名人士对记者说，“建立协调机制，就可以通过联席会议快速解决，提高了效率。”

此后，上海自上而下发动了建设金融中心建设大动员，并列出了推出国际板和筹划石油期货等93项任务。为了与北京实现错位竞争，上海市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屠光绍将金融市场作为手中的“王牌”。

4月8日，股指期货上市，填补了上海金融市场交易的重要空白。7月19日，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正式在上海张江挂牌。保险交易所、信托资产的登记转让市场也正在筹划中。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北京在资金集聚与辐射、金融风险管理水平、金融深化程度等方面都超过上海，是当前事实上的金融中心。”中国社科院今年12月发布的“中国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报告”直言不讳。

该报告指出，北京相对于上海的优势体现在集聚资金的能力上。监管机构“一行三会”位于北京，北京是事实上的金融决策中心，此外，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官商文化传统使得总部经济向北京集中，这也导致北京在金融深化方面超过上海。

比如，银行间市场是债券市场主要的交易场所，它的交易系统在上海，但管理机构和行业协会——央行以及银行间交易商协会都在北京，支付清算系统也不在上海，100多家甲类交易商中只有3家主要银行在上海。

不过，上述报告指出，上海相对于北京的优势体现在金融功能的全面性和金融趋势的把握上。上海的法人银行数、外资银行占比以及券商数量都超过北京，尽管资金集聚的能力不如北京，但消费信贷却超了过北京。

此外，目前上海已经有了黄金交易所、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商品期货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是全国金融市场体系最完备的城市。

一些人士认为，金融街乃至整个北京市至今没有一家全国性的交易机构（如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和黄金交易所等），因此北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中心。所以认为北京应转而以首都的政策影响力和资源优势，全力支持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

重庆VS成都

——争夺西部金融中心

除了北京、上海外，中西部各大城市亦纷纷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其中重庆尤为显眼。

1997年6月，重庆直辖市挂牌成立。随后各种优惠政策纷至沓来，重庆的发展也步入快车道。重庆对自身金融发展的定位也经历了逐渐升级的过程，由最初的重庆金融中心到西南金融中心，再到西部金融中心。

2009年1月，《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将重庆的发展定位于长江上游金融中心。

“重庆打造的这个金融中心，和上海、北京的不一样。上海是一个以要素市场为基础的中心，北京是以管理总部为基础的中心，那么重庆要做什么？我们判断，重庆是一个以产业为基础的、投融资活动频繁的中心，这个中心从金融上带来的一个特征，应该叫做结算功能。”重庆金融办主任罗广对媒体表示。

新加坡成为重庆效仿的对象。新加坡没有太多世界级公司的总部，股票市场影响也不够大，但每年有一万多亿美元的金融结算业务。

为了打造结算类金融中心，重庆千方百计吸引加工贸易和电子商务的离岸结算业务。例如，拿下惠普1000亿美元加工贸易离岸结算业务，在今后两年再引进两三家跨国公司的离岸结算业务。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近期透露，重庆已与国际最大的电子支出平台支出宝(PayPal)签约，建设PayPal的中国电子商务国际结算中心，估计明年将有100亿美元的结算量在重庆完成。

“他们到了重庆，可以享受15%的所得税，在新加坡则会高几个百分点。”罗广如此解释PayPal把新加坡的结算中心搬过来的原因。整个人民币离岸结算营业市场价值达上千亿美元，将为重庆带来巨大的税收收入。

重庆高调亮剑之时，西部其他城市感到了压力。如成都和重庆就成为竞争最为激烈的对手。

“中国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报告”指出，就当前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看，成都各项指标都高于重庆；但仔细观察，两者的差距相当小，成都明显有被追赶甚至被超过的趋势。

早在1993年，重庆还未被设立为直辖市之前，成都被国务院确立为西南金融中心。在重庆确立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目标后，不甘落后的成都市政府推出了《成都市金融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年）》，目标是到2015年将成都建成西部金融中心。

事实上，两座城市在金融中心建设方面有诸多雷同之处：为推进金融结算业务，重庆提出“三六三”的模式，第一个“三”是指均衡发展银行、证券、保险三类金融机构，对此成都提出了巩固壮大传统金融业的建议；“六”是指发展风投、私募、信托、租赁、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六类新型金融机构。成都则提出了大力发展新兴金融业，包括风投、私募、村镇银行、贷款公司、担保机构、金融租赁等，其中五项相同。

成都和重庆还没分出胜负，西安又加入了西部金融中心的争战中。2010年2月25日，西安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支持西安金融商务区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入区企业开出财税、土地、生活服务等诸多优惠大单，以早日实现西部金融中心梦想。例如对金融机构总部迁入浐灞最高补助1000万元，金融机构聘用的高管以及中层人员，全额返还其上一年度实际缴纳的“工资、薪金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返还期为五年。

“我们须意识到：金融中心的建设需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框架下进行，发挥不同城市各自的优势，避免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前述评估报告评价。

上海VS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之争

2009年国务院宣布在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引发了另一个城市——香港的担忧。

伦敦独立机构ZYen Group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009年度报告显示，香港在目前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仅次于伦敦、纽约和新加坡，列第四位，上海位居35名。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曾在2009年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香港和上海的金融中心，“规模、产品多元化、国际化程度，以及参与者的专业水平，还不在一个层次上”。

然而，香港也有对未来的焦虑，它作为亚洲和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朝一日是否会被上海取代？亚洲经济是否有足够的增长空间允许香港和上海同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否面临被边缘化的威胁？

近期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了2010年的排名榜调查,结果香港仍居第一,但在城市成长竞争力的排名中,香港远远落后于上海、深圳、北京等城市。

根据“中国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报告”，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存在两大问题：其一，如何进一步地依托内地，并为内地下一步对外金融开放提供服务；其二，如何解决港币和人民币关系的问题。

2010年1月19日，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与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在香港签署了《关于加强沪港金融合作的备忘录》。两个明争暗斗的城市，确定了“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合作原则，将加强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合作，支持金融机构互设，加强金融人才培训和交易的合作等。

工资单的秘密

孙小林

“你们‘小年轻’干不了我们这个重活。”老罗边笑着边喝了口茶。这个茶杯已经陪伴他3年多了，他一直不愿花钱再买一个。

老罗是上海某大型国有机电集团下属分公司的一名员工，作为一名模具工，他在这里已工作9年了。此前他在上海另外一家国企担任模具工。

准时骑着电动车上班，准时下班，接送女儿上学。这就是老罗多年来的生活状态。

“撑不死饿不着”。老罗总是笑着说自己很阿Q，也“懒”，但其也很清楚，与其一道进厂的员工跳出去后“很多已经是老板了，不差钱”。

不仅是前同事，如今的单位领导，曾经的同学很多已经“先富”了，这让其压力巨大，但有时想想当年下岗后创业不成功的同学，却又“觉得自己工作挺好”。

9年了，老罗工资从2000元涨到3500元每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随着女儿的长大，物价的上涨，最近，老罗感觉压力前所未有。

“还是你们‘小青年’赚钱容易，但你们买房压力也大啊。”老罗这样打趣自己。但他感到最欣慰的是其拥有一套无贷款的房子，而且生了个女儿是“招商银行”。

当年的工资“够买房”

老罗是上海本地人，他所就职的工厂位于浦东，目前为国内外一些空调厂提供零部件，而老罗则承担着其中的零部件加工任务。

对于老罗而言，已经接近40岁的他，现在的收入是1500块钱每个月加计件提成，按照他现在这个工作进度，基本上一个月可以拿到3500块钱左右。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统计局此前的一份关于公布上海市2009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及增长率的通知中指出，2009年度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42789元，月平均工资为3566元。

老罗似乎拖了上海月平均工资的“后腿”，但他的工作却一点也不轻松，整天需要站在机床旁边，一站就是半天，中午休息后，下午继续上午的“站岗”。

在老罗的工厂，记者看到已经做好的零部件，诸如弯管等已经堆积起来，“现在腰不行了，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做的量比现在多很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本地学机械专业的中专生老罗直接进入了上海一家国企，做车工，一干就是6年。

“那个时候基本工资也挺高，加上计件，我一个月也能收入2000块钱。”可好景不长，他服务的这家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倒闭了。

“幸亏我有技术，很快就跳到现在这个企业了。”这让老罗当年很开心，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先后有100多万左右国营工人下岗。

老罗成功地避免了下岗，不仅如此，此时的老罗干了一件让其到如今都十分自豪的事情，“1999年买房了”。

老罗由于企业破产，并没有和其他职工一样有福利分房，但当时的房价让老罗觉得“还可以接受”，“那个时候房价才2000多，我当时收入还可以，就买了”。

同样在这一年，老罗结婚了，对象也是上海本地人，2000年，老罗的女儿出生了，“现在想想是生了个‘招商银行’，但当时压力很大”。

这一年，老罗的月收入大概在2500块钱左右。而就在那时，企业的变化也让其压力陡增，“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工厂用数控车床了，而我当时并不太懂，工厂也招了一些新人，包括外地人都进来了”。

尽管如此，老罗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此时的老罗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外界的变化，就在2002年开始，上海的房价突飞猛进。

拥有了房子的老罗此时只有一个想法：“怎么长点工资？”

事实并没有如其所愿，此时其所在的国企尽管有所属集团公司的订单，但订单数量并不大，且接受外部订单日益减少，效益日趋下降，已经不及周边的民营机床加工厂。

这直接导致老罗收入没有增加太多，“只是单个部件加工费增加了，但基本工资没怎么提”。

让老罗喋喋不休的还有高温补贴等福利费用，如今也基本取消了。

到了2005年，老罗女儿开始上学，“压力又增加了很多，而且每天都要去接送，这样也影响了我做工的件数”。此时，其妻子的收入也刚好过了3000元每月，两个人加起来接近7000一个月，虽然不多，“但也还行，不过老人家身体越来越不好，负担以后会更大”。

尽管如此，老罗仍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幸亏我当年买了房子，你看现在，这边都要2万多一平，至少。”老罗指了指超市对面的万科楼盘。

谈到房子的时候，老罗异常兴奋，“我们单位的一些外地人很辛苦，3000多块钱怎么在上海买房啊？”

如今收入在温饱线上徘徊

老罗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与周围的好友、邻居，甚至以前的同事收入差距开始增大，“老婆说了我好几次，但我每次都不吭声，拿得少当然不敢挡话”。

老罗至今都记得，2005年，其送5岁的女儿读书，遇到了曾经的中专同学，“那个时候他已经自己开了一家餐具加工厂，收入很高”。

让老罗感到压力的是，他的这位同学开车送儿子来读书，而自己却开着电动车送女儿到学校，“在校门口碰面了”。

更让老罗“不好意思”的是，一次送女儿到学校又碰到了同学，同学劝其到自己的单位去“给我当个主管，负责管工人，一个月有4000多”。

但出于“自尊”，老罗拒绝了，他觉得生活虽然没那么富裕，但相对于一些已经下岗的同学，已经算“过得去”了。

转眼间到了2008年，老罗这一次又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这一年，其所在单位的一个员工跳槽出去了，“通过以前在单位积累的人脉关系，接了一批零部件加工单，第一个月就赚了4万多”。

如今，更多的同事在积累了客户资源后就“出走”了。今年12月20日，记者在这家国企周围看到，周边私营的机床加工厂林立，而其中就有老罗同事开设的。

老罗一个来自江苏的旧同事，2009年下半年在工厂旁边开设了一家只有一台机床的小加工厂，“虽然很辛苦，一年来也赚了有10万块钱”。

每次这位旧同事邀请老罗去那边走走，老罗都欣然赴约，“激励激励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未来也可以出来”。

更让老罗感慨的是公司的一位领导也出去了，2009年，其所在部门的领导率领几个旧部出去创业了，“还带走了一些客户”。

但多少年来一直在从事技术的他到如今仍觉得自己“是个做技术的料，估计在经营上不行，所以一直没出去”。

如今，公司的部分现状让其感慨不已，由于单位所属的集团拟对单位进行整合，其非常担心自己的公司因为规模不大而被兼并，“影响工资”。

公司领导的收入却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有他们的渠道，所以活的很好”，但老罗至今不知道他们领导的收入是多少。

这或不是老罗一个人的感受，早在2007年，上海市国资委主任杨国雄就指出，当前国有企业在收入分配上仍然存有一些突出矛盾，如，企业经营者与在岗普通职工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发给本报的名为《关于收入分配的“六心”》个人看法文章也指出，“少数国有企业高管的年度薪酬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

老罗很少看报纸，也很少看电视，对于这些“差距”其并不清楚，只是笑笑说，“不必太认真，这年头我只能怪自己没出息，不出去做”。

老罗或许没有想到，在整个上海，这个国资重镇，和老罗一样的国企从业人员数量并不少，尤其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收入或许只在上海平均工资线上下徘徊。

本报记者就了解到，浦西某区一家国有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的收入，年收入约在40多万，而普通职工年收入则基本在两三万元，差距不可谓不大。

收入赶不上CPI涨幅

与老罗工资上涨缓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罗的开销却增加不少。

“本市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出现脱节现象，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在直辖市中列倒数第一。”2007年《上海职工收入状况与变化趋势研究》课题列举了这样一个排名。

工资增长并没有伴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而随着物价的上涨，老罗压力却陡增。

记者陪同老罗在北蔡联华超市买了一桶油和一些日用品，老罗在食用油货架前看了很久，比较了数个品牌，最后选中一个“买一（大瓶）送一（小瓶）”的食用油品牌，“实惠啊，现在油贵”。

老罗很清楚地记得，2000年刚结婚的时候，一斤米才8毛钱左右，而现在已经至少涨到2块钱一斤。

这让老罗吃不消，“工资就这么点，物价又这么高，收入不够啊！”老罗站在北蔡联华旁边看了看KFC，叹息道，“女儿喜欢吃这个，上次带她来吃，我都没舍得吃”。

为了省钱，老罗的夫人每次都骑车到浦东农产品交易市场去买菜，“那里的菜是批发价，比小区菜市场要便宜很多”。

由于没直达公交车，为省交通费用，老罗每天都是骑电动车从家到单位上班。他家住在浦东北蔡，到浦东三林上班，单程需要30分钟左右，“前几天融雪的时候很冷”。

对此，一份《上海职工收入状况与变化趋势研究》课题这样写道，“高经济增长，带来的是高生活成本。房价居高不下，医疗和教育费用节节攀升，粮油副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有限增加的职工收入，被轮番上涨的物价抵消了，启动消费市场成了虚幻。”

对于老罗来说，用钱增多的地方还不止这些，尽管老罗现在有单位缴纳的保险，但其非常怀念以前的国企，“那个时候看病单位基本都报的，现在社保没以前单位那么好。”

不仅如此，随着女儿进入小学，考虑到未来进入初中费用或更大，老罗一直在思考，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是不是花钱上好点的初中?”

但他在犹豫。他觉得现在花钱还“缺少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