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成功的秘密：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应运而胜

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饶有兴致地记下了一则异闻：一位深谙相术的游方道士偶然经过江南乡间某地。令他惊异的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遍地行走的农夫甚至还包括那些乳臭未干的牧童，眉宇间都透露着非凡的王侯气象。被自己的发现吓住了的道士百思不得其解：且不说这偏僻之地何以蕴藏如许人杰，问题在于，当时四海升平，完全没有改朝换代的迹象；但如非开国，又哪来的王侯呢？

不久，洪杨之乱爆发了——小记如此收尾，老纪必定也是感慨有加地抄起了他的大烟袋。

这个带有宿命色彩的小传奇反映了中国人历史经验与哲学体验中一个重要的信念——“应运而生”，或者说“时势造英雄”。虽然这只是些失败的“王侯”，但他们毕竟也动摇了王朝的根基，具有长期的合理性。后来的观察者只是想一想在历史的山重水复之中早就预设了柳暗花明的前提，就不免为之心折。而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中俯拾皆是。柳传志非常喜欢《明朝那些事儿》，书中论及帝国初创时那些不世出的将军——徐达、常遇春、蓝玉……作者也是忍不住惊叹：这些人好像就是为了这一件事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未举事时卑卑无名，一出手便英雄盖世。

问题只是在于，这种风云际会，到底因事成人，还是因人成事？天命与人事的判定，是历来的研究者对于此类“案例”最先的纠结。

不久前，马云在纽约参加一个关于亚洲商业的讨论期间，接受了美国CNBC的专访。

主持人依照惯例先给他出了个难题：身为一名中国的超级富人，如何看待此前盖茨与巴菲特中国之行的空手而回？马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的钱有100万，那么他是很多商品和服务的VIP；要是有1000万，他就是一个投资人；但假如一个人的资产要以亿来计算，那么这些钱就不是他的了——他一天只吃三顿饭，顶着个富豪的名，其实不过是这项“社会资产”的管理者。

虽然主持人对马云的理念表示严重同意，但如果没有接下来的阐述，我们也只能说这不过是聪明的遁词。马云随后谈到，很多关注他的人非常想学习他如何赚钱，而在他看来，钱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一个人能为他所处的时代解决哪些社会问题。问题解决了，钱自然随之而来。马云略显得意地认为，他的成功就在于他的阿里巴巴为当前中国的某些社会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当然还有一个细节让人无法忽视，在采访的间隙，马云纠正了主持人对他的一个错误认识，这位互联网英雄并非“高科技”出身：十年前，他“只是一个大学教师”，科技背景一点都不高。

马云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人事互成”的范例。他独特的才华与努力使他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但如果没有他们共同面对的互联网革命，这位“大学教师”无论如何也不会坐到CNBC主持人的对面。

知天命以尽人事，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显然这不是什么非此即彼的认识问题，而是一种物竞天择的实践路径。孟子曾经谈到“天将降大任”的诸般考验，考验不通过当然就没戏了；或者像那个古老的农夫和种子的寓言：一把种子同时撒出去，有的被鸟啄食，有的落到石头上；只有那些撒在肥沃泥土中的种子，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同处一个大时代，每位小过客都可以算是应运而生；但只有那些具备历史自觉、提前理解了时代和自身使命的人，才能“应运而胜”。

前些天因为本刊的《大商传奇》栏目明年要结集出版，和编辑们谈到此前也曾经研究过这些辛亥革命前后涌现的、尽人事而无天命的“大商人”群体的傅国涌先生。而他的研究结论竟然是指向当代的：以2008年为界，他预言中国在下一个三十年将会出现无愧于先辈的新的商业文明；而刚刚过去的那个三十年，很多显赫一时的成功人士不过侥幸成事，并非基于真正的远见；既不能踵接前贤，更无以启发来者，必将在下一个三十年慢慢淡出公众的视线。

最初看到他这个观点时，老实讲，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刚刚开始，但国内的形势基本上还是乐观的。所以当时觉得，所谓三十年，也未必就一定有什么转折，不过是学者们喜欢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但当我们即将跨入第三十二个年头时，感受就有所不同了。

下半年有许多耸动一时但又未能最终解决的商业事件：国美的陈黄之争、阿里雅虎五年之痒。无论是公司治理的困局，创业理想与资本控制的斗争，还是新旧商业规则与价值的碰撞——这些胶着的难题，重点并不在于寻求短期解决；万物并作，其实是在预示一个崭新的大时代的来临。看得更远一点，即便延坪岛上的炮声，也是这一大变局的组成部分，是2008年开始的那场转折的持续深化。

这一变局必将带出更多马云所谓的“社会问题”，只是不知还会再出多少个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