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紧货币与宽财政”并非适当政策选项

许多人认为当前为政策转换预热的种种迹象已开始显露，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被重新评估，甚至有判断认为，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或将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所谓“紧货币、宽财政”能否成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调？果真如此，其对房地产市场以及整个经济前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11月24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反对“紧货币、宽财政”成为明年宏观政策选项，认为其不符合国内外经济变化的实际趋向，不适应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

紧货币将窒息经济

《华夏时报》：近来一系列政策信号似乎表明银根正在抽紧，而且有分析说，当前物价上涨趋势或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的、全面的通胀，并以此判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被重新评估，“紧货币、宽财政”将成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调。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王建：目前来看，相关的说法好像都未必有什么根据，而只是一种猜测。

我个人认为，明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恰恰应是与上述说法相倒过来，而不是什么“紧货币”等等。我前几年和不久前都曾讲过，宏观政策应以“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应根据当前通胀特点来考虑货币政策。

现在我们需要看增长和通胀这两个方面明年是怎样的走势。就通胀来说，我看明年物价上涨率将比今年还要高。今年由食品上涨推动的CPI上涨势头，在明年停不下来——人多地少矛盾日益尖锐，导致食品价格上涨长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并配合着全球资源产品价格上涨，今年没有起太大作用的输入性通胀，明年可能会严重起来。

美国从今年四季度开始推QE2引起全球银根都得随之放松，从而在全球形成货币狂潮。这对于未来全球商品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种影响我们在今年可能未必看到，但往后将越来越明显，即对国际商品价格形成冲击力，转移到中国，就是输入型通胀。

还有一个新因素在今年内已经开始表现出来，那就是工资的上涨。过去所说的“工资物价螺旋”效应在明年将有更突出的表现。

《华夏时报》：您认为紧货币的政策难以真正压制通胀吗？

王建：面对种种涨价因素，如果央行采取的是一种紧货币的压制政策，固然可以限制物价的上涨，却也可能同时限制了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结果。

如果宏观调控政策是在一个通胀率虽然上扬，但经济增长率也在上扬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比较好选择。过去防通胀防过热只须用一个收紧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成功，但如果是处在通胀上扬，而经济增长率下行的过程中间，再采取紧货币的政策，就必须慎重考虑，有无可能在压制通胀的同时，压制了增长？本来经济就在下行，再继续压制，是不是就会下行更快更多呢？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是一个不断趋于上升的经济增长率，而是正相反，甚至保八目标能否完成都很悬乎。我估计明年二季度将又是一个同比走低的趋势。

另外，我最近曾反复讲，美国QE2出来的背景，很值得我们关注。我们通常只是说QE2可能造成怎样的影响，但我们却很少关注其产生的原因。美国为什么要推QE2？而且在推QE2的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宣布了新的财政刺激措施。我们应该看到，美国正是在其经济复苏势头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推出“双放松”计划的，这说明美国今后将有大的危机发生，也正是我所说的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危机，那就是大量的金融坏账将要到期了，美国为此必须采取一些对冲的措施。从11月开始，美国又推第二次银行体系压力测试，其目的，就是看看美国银行体系能够承受多少坏账冲击。这也都说明美国已经意识到后面将有大的危机发生。

但现在，认为美国经济不会有二次探底的看法却是主流意见，而对于美国的QE2，很多人认为是美国失业率太高所造成。

我一直在讲，2011年是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爆发的年份。美国经济如果出现大的问题，就会带来整个世界经济的探底。对中国而言，今年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保持9%到10%左右的增长率，是因为投资在去年和今年都规模很大，外贸又恢复高增长。明年如果外部需求受挫，经济增长将靠什么来支撑？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您不赞同银根正在收紧将是一种趋势的说法？

王建：我刚才讲到有三个趋势在继续推动通胀往上走，有内外部因素在推动经济增长往下掉，这样的背景下，如果选择紧货币的政策，就将窒息经济。

我也不相信决策部门会选择紧货币的政策，因为，怎么紧呢？经济如果掉下来了，松都来不及，怎么会紧呢？客观上已不允许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

再宽财政就更过剩了

《华夏时报》：您是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继续保持不变吗？在您看来，如果不“紧货币，宽财政”，正确的政策路径应是什么？

王建：应该是财政相对稳定。我们可能不会再推新的四万亿出来，也不应再过剩加过剩了。那么，宽财政，怎样宽呢？再宽是不是更过剩了？

但财政应转向保稳定。我们现在不应是通过货币政策将通胀压下来，而应是用财政政策消除通胀的影响，财政应越来越朝向保稳定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看到很多城市将低保最低标准，将各种补贴与物价挂钩，正是具有这样的意义。也就是对于中低收入者要给予保护。

另外，我们应该意识到，保增长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总是讲保增长，但在保增长的背后含义，实际上是保就业，保居民收入，这样才能有抗拒通胀的基础。如果没有增长，就将没有就业。如果大量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大家都失去饭碗，即使通缩，有什么用呢？

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财政作为一个稳定的机制，而不要搞财政扩张。现在搞财政扩张没有任何意义。但货币一定是要松的，就是要根据所谓经济增长率再乘以通胀率，再考虑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所需要的货币化率要求，取得一个适当的M2的增长率。

《华夏时报》：“紧货币、宽财政”如果成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主调，房地产市场和整体经济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如果单一的货币政策未必能够对付得了高通胀的趋势，未来的政策取向将会是什么？

王建：现在社会上流传说明年宏观经济政策主调将是“紧货币、宽财政”，这恐怕也并非空穴来风，也不能完全排除其有根有据。

但问题在于，即使“紧货币、宽财政”了，在明年的形势下将会看到，这个政策可能是有风险的，仍得加以纠正才行。这样的例子这些年我们看到的还少吗？宏观调控失误最后还得掉头，还得朝正确的方向走。因为政策想要达到的目的根本达不到。

比如想要把物价压下来，但压得下来吗？全球货币狂潮一波又一波冲击着商品市场，输入型通胀也是一波又一波越来越严重。谁能让美联储不搞QE2、QE3甚至QEN吗？谁能挡得住？那么价格输入型通胀仅用货币政策就对付不了。那么食品价格方面，用加息也对付不了，因为人口还要增长，加息能加出土地来还是能减少人口？再加上现在要调整分配关系和收入比例，以及增加个人收入，这也是大势所趋，这些都不是货币政策所能改变的。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最近开出的涉及16个方面的稳定物价大“药方”，能否真正管得住物价高涨的趋势？

王建：我觉得这些药方扬汤止沸可能有一定作用，但不是起根本的作用。政府现在治理物价的着眼点，一个是给中低收入者补贴，搞好财政的转移支付；再一个是严厉执法，严厉打击那些不顾民生，炒作商品、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而采用直接限价的办法则不是好办法，因为这就把市场机制给破坏了。

楼市政策明年转向

《华夏时报》：种种调控通胀的行政措施会否弱化房产调控效果？

王建：现在政府应在反思这个问题了。原来可能没想到压制房地产这个大资产池子之后，里面的资金会冲出来去扰乱CPI，扰乱商品市场，把实体经济的流通给搞乱了。可能也不知道其中所存在的摁下葫芦又起瓢的关系。

压制房价的结果是房价停滞不动，而推出的资金，又去炒别的。这背后是资本流动的关系问题。

至于明年的房地产调控，也是我一直所呼吁的，必须要朝二次房改方向走。经过这一年的实践，政府可能已经明白自己不是想干什么就都能干得成，已经不再敢说自己有能力把房价压下来。

实际上，既然搞了市场机制，就应按市场的逻辑走，就应走公共政策与市场化双分开的二次房改的路子。

明年的房地产政策，主要的转向，一方面大搞公租屋，大搞公房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市场放开，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压制，因为根本压不住。

《华夏时报》：您是说房价还要继续往上涨？“巩固房地产调控效果”这个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哪些必要条件？

王建：房价肯定要往上涨，但现在我有一个预计，中国经济一定会遭遇一次大底，在2013年的时候，将是国际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也是中国本轮投资释放产能的时候，内外需求都不足，但供给上来一大块，这样一个生产过剩的压力在国内会形成危机的状态。

所以，巩固什么效果？房地产调控有什么效果？如果房价下跌了20%或30%，那就是有效果，但实际不仅没有下跌，而且还涨了20%。那么所谓巩固效果几乎就是一种嘲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