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高新技术出口管制 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

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由于抽象了最基本的因素，因此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与现实中国际贸易始终在非平衡中发展的趋势相比，它不能有效解释国际市场中的众多变化和发展趋势，因此不应作为理解和把握国际贸易活动的基本依据，更不应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主要根据。

国际贸易平衡理论 逻辑与实践皆错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命题之后，有关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与其对应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等就成为国际经济金融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2008年9月以后，“全球经济失衡”又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于解释此轮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一个重要根据。如今，在全球经济逐步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背景下，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了一些西方国家实行贸易保护和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发展的重要理由。由此，如何认识全球经济的失衡以及“再平衡”就成为一个必须弄清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判定“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理论根据。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是，如果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成立，介入国际贸易中的各国和地区均应实现本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平衡，则全球经济处于平衡状态；反之，则打破了国际贸易平衡，全球经济处于失衡状态。根据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的要求，这种全球经济失衡状态是不合“规律”的，应予以纠正，因此，有着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要求。因此，如何认识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判定全球经济能否再平衡的基本点。我们认为，西方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它并没有为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历史所证实。主要根据如下：

从理论角度看，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有着一系列假设条件，但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决定了国际贸易平衡理论是虚构的不符合国际贸易发展实际状况的。具体来看：

第一，无理地舍去了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中，虽以模型方式论证了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国际贸易平衡趋势，但它舍去了这一交易中所需的国际货币因素，因此，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实际状况。如果加入国际货币因素，则国际贸易不平衡就必然发生。

第二，违背市场机制本质要求。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一脉相承，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也选择了供求关系的恒等式表示，但这种供求关系恒等式在本质上是不符合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的。众所周知，竞争和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在供求关系恒等条件下，竞争不可能有效展开，优胜劣汰不可能发生，由此，创新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经济。只有在供过于求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在不严重影响供求关系的条件下，通过优胜劣汰机制，迫使厂商不断创新发展，提高效率。这种供过于求的格局是买方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它存在于一国（和地区）内，也同样适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所谓供求关系恒等式，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恒等式，这不是人类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模式（或理想模式）。因此，国际贸易平衡理论建立在这种恒等式基础上，其本身就是不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

第三，不该舍去各国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在各国和地区中，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等）的自然资源禀赋比较匮乏，因此，选择了“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对这些国家或地区来说，如果实行对外贸易平衡，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将遇到严重的困难。假定某国在WT0的进出口数额均为5000亿美元，且无任何外汇储备、引进外资和海外借贷，由此，T1年份在国际贸易条件最理想的情形（如该国从国际市场中采购的资源价格不变、结构不变、性能不变且运输条件不变等等），这一国家的增长率将为零。这意味着，一旦国际市场的贸易条件有所恶化，该国经济就将出现负增长走势。这些国家或地区要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外贸易顺差（在若干年顺差的条件下，短暂的外贸平衡或逆差也是可承受的）。既然它们需要通过对外贸易顺差来维护经济发展，对应的就一定有一些国家处于外贸逆差走势之中，结果是国际贸易不可能平衡。

第四，不应将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差异舍去。国际贸易平衡理论中舍去了各国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别，实际上是一个维护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地位的理论。二战以后，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证明，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始起步的时候，为了缓解国内的短缺经济状况、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多选择了引进海外先进设备、技术、管理和经验的进口路径，在这一时期，它们的对外贸易大多呈现逆差走势。为了满足进口设备、技术等的需要，除了努力多出口外，它们选择了引进外资、海外借款和动用贵金属储备等政策。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进口替代的程度提高、国内供求短缺状况的改善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它们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数额逐步增加，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成效，由此，外贸逆差转变为外贸顺差。

第五，不应将各国和地区对外投资所形成生产能力舍去。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等发达国家就大量向海外投资，将本国的生产能力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方面扩展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利用海外低价资源（包括廉价劳动力等）生产产品，销往本国，由此，加重了全球经济失衡。二战以后的60多年间，这种情形更加严重。通过在他国和地区投资生产，成为绕开贸易保护壁垒的一个重要举措。国际贸易平衡理论将这一重要舍去，使其远离于国际贸易实践，成为一个无用的空洞说辞。

从实践层面看，19世纪以来，国际贸易领域中就没有1年发生过各国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均为平衡的现象，不仅如此，随着国际贸易额的增长和国际贸易量的扩大，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差额有着扩大的走势。具体来看：

第一，全球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差额有着扩大的趋势。从1990-2007年的18年间，美国、欧元区和中东欧等经常账户逆差从不到2000亿美元扩大到近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日本、中国、亚洲其他经济体、拉美和其他工业化经济体等经常账户顺差也从不足2000亿美元增加到近1万亿美元。在年度对比中，总的趋势是，经常账户差额明显扩大。这反映了，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提高和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提高。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背景下，提出乃至希冀全球经济平衡是不符合全球经济发展走势的。

第二，资源禀赋匮乏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加大贸易顺差的取向。日本的对外贸易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在1965年之前，由于大量进口设备、技术、资源等产品，日本经济均处于贸易逆差格局中。这一时期，日本主要靠引进外资和海外借贷来弥补国际收支的差额。二是在1965至1980年间，有7年处于贸易逆差、9年处于贸易顺差，16年的总结果是贸易逆差59亿美元左右。三是从1981年开始，在国内需求基本满足、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且国际竞争力提高的背景下，日本就迈入了国际贸易的顺差国行列。到2009年的19年间，日本就没有发生过贸易逆差，同时，贸易顺差数额也明显增大，一些年份突破了千亿美元大关。日本60年左右的发展历程典型的展示了一国从经济起步到经济发展再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过程中的对外贸易走势变化。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在50年代以后的第一阶段，对外贸易因引进海外先进设备、技术和资源等而处于逆差走势，日本怎么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奠立了先进的工业基础，又怎么可能在80年代之后实现了贸易长期顺差？

第三，发达国家生产能力外移引致外贸逆差。美国国际收支中的“货物收支”和“经常账户”在1971年之前处于持续顺差走势，其中，1964年的顺差额分别达到了68.01亿美元和68.23亿美元。但与此同时，美联储的“黄金和外汇储备”数额却呈持续减少走势，从1952年的232亿美元减少到1971年101亿美元。这种反差情形发生的主要成因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数额大幅增加。美国私人资本每年对外投资数额从1960年的51.44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129.4亿美元。与对外投资增加相对应，海外“收益”也大量增加，从1960年的33.79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72.72亿美元。对外投资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美国的一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美国产品的生产基地，即为了满足美国需要而生产，这实际上是美国生产能力在地理版图上的扩大。但在国别地理版图计算进出口中，这些为美国而生产的产品变为生产国的“出口”和美国的“进口”，由此，在美国的计算中，出现了出口减少、进口增加的走势。1971年以后，除个别年份外，美国基本保持了长期的“货物收支”和“经常账户”的赤字，且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08年，美国的“货物收支”赤字达到8402.52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达到7060.68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私人对外投资也在继续扩大，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2934.49亿美元和14497.31亿美元。2008年因金融危机爆发，需要从海外调回资金“救火”，所以，在美国的国际收支表中，私人投资才出现了5343.57亿美元的回流。

发达国家利用对外投资机制将生产能力外移，在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能力、扩展了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增强了以发展中国家地理版图为边界的出口能力，使得发达国家从贸易顺差国转变为贸易逆差国。以中国的数据为例，在中国的出口总值中，2002年以后，外资企业所占比重均超过50%，且有着继续提高的趋势。这实际上意味着，一方面中国成了这些外资企业所在国的生产能力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展地，另一方面，从中国口岸出口的产品，有50%以上出口实际上并不是中资企业生产的，只是外资产品在地理位置上的转移，不属于真正意义的“中国出口”。与此对应，由这些出口所引致的外资母国的贸易逆差，按照资本生产和资本权益关系的原则，也不属于外资母国对中国的逆差。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平衡理论由于抽象了最基本的因素，因此，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与现实中国际贸易始终在非平衡中发展的趋势相比，它有着一系列严重错误，不能有效解释国际市场中的众多变化和发展趋势，因此，不应作为理解和把握国际贸易活动的基本依据，更不应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主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