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战”没有赢家 中美经济求解新平衡

冯郁青

●时间： 2010年10月14日

●地点： 纽约华美协进社

●嘉宾：

丹尼·罗森（Rosen）

Rhodium Group创始人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高级顾问

爱德华·钱塞勒（Chancellor）

任职于美国投资公司GMO

葛瑞特 （Garrett）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洲部主任

●主持人：

冯郁青 第一财经纽约评论员

近期来，中国人民币汇率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要如何解决现在的汇率问题？现在的状况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样的风险和机会呢？重新平衡中美两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人民币：低估还是高估

主持人：中美两国近期在汇率问题上有了正面的冲突。美国财长盖特纳最近表示：“某一大国故意调控汇率控制涨幅，会鼓励其他国家效仿。”这一言论矛头指向中国压低汇率的做法。中美能否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地带呢？

罗森：我觉得是有一个中间点能让双方都受益的。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处于弱势的状态，因为这对两方都没有好处。现在两方没有达成共识的是，对什么会导致灾难的认知上。美国认为现在国际失衡的情况比较严重，因而对于全球市场都有所影响。而中国，像所有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要依靠整个金融大环境来维持。但是中国的认知有一些不一样。中国认为人民币升值，一个外围因素，会很大程度影响发展。

钱塞勒：本次金融危机显示，很多西方国家在前几年就已经形成房地产泡沫、信用危机、低储备率和财政赤字等问题——而同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却在那几年快速增长，特别是中国。现在这些国家都在努力重新寻找平衡和恢复原先的水平。他们认识到，不能长期依赖政府救济和财政赤字来支撑增长，若大家都想利用现有的账户盈余就会产生巨大压力。所以，现在面临一种非常困难的状况。

中国前几年靠出口引领经济增长。由于专注于国内投资和出口，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冲击。我们公司的一些分析师普遍认为，人民币其实是被高估而不是被低估的。

主持人：我看新闻报道，盖特纳的态度似乎有所软化，并且表示也许中国的确需要更多时间来调整汇率。对此反应有何看法？

罗森:我读到的大部分关于中美汇率争端的报道，都没有用到“迅速”这样的措词。美国并没有计划施加压力让人民币迅速升值或者提倡自由浮动的人民币汇率。美方只是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管理体系并且推进人民币缓慢稳定地升值。

不过，我们并不同意以下观点：汇率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事务，而不去考虑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汇率高估或者低估等工具性用词来理解现在的情况。但现在对于中国的账户盈余情况，结构上是不妥的。中国可能会说，可以利用财政和结构性政策来解决盈余问题，我同意这个看法。中国或可能表示，这些改变需5~10年时间，而我不认为美国和欧洲当下的财政情况允许有10年时间去等待。

钱塞勒：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美国现在是负的净储蓄率，所以，很大一部分问题其实还是在美国——主要是消费力度大于生产力度。作为全世界的储备货币，美元很大程度上没有担负起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责任，反而在各个领域里制造泡沫，比如科技和房地产领域。尤其是在全球失衡这个问题上，美联储对于全球货币政策管理不善。

不过，仅仅推卸责任给另一方都很小孩子气，而且如果让中国重组整个经济结构也不太现实。所以，美国应该首先开始改变，比如提高储备率。这个国家现在没有存钱意识，而存款对于未来增长有很大关系。美国没有储备足够的“粮食”支撑未来发展，这是自己造成的。所以，美国没有资格去怪罪中国造成了当下的局面。

韩国近几个月正在增加外汇储备，甚至比中国增持的力度更强。但整个外汇体系有一个问题，即增持储备并没有自动稳定的机制。从前以黄金为标准的好处是：如果政府赤字经常出现，自然而然信贷就会相对紧缩，需求也会受到影响，然后经历一个缓冲阶段进入经济衰退。现在和以前不同了，经济是依靠超出能力范围内的消费和需求来支撑，导致储蓄率更低。这是美国对全球经济管理不善造成的后果。

罗森：整个金融系统不仅有自我修正机制，也有一股反纠正的力量。很多国家增持外汇储备是为操纵货币，而这种做法也妨碍了货币正常的自身调整和防止不平衡状况发生的机制。

我觉得，现在中美两方央行起码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中国需要一个经常账目的上限，美国当然也是需要的，但就中国而言，GDP 4%的上限是比较现实的目标。中国方面也认为这是比较有利的，而这样，中国还是会有2000亿~3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人民币升值，促进美就业？

主持人：美国很多政客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美国恢复就业市场和制造业，是这样吗？

葛瑞特：大部分人并不期待这些已经外包出去的工作再回到美国，比如绿色科技，今后中国将是太阳能方面最大的供应方。美国也在努力发展新能源科技，但国会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

美国现在处于政治敏感期，把问题和责任推卸给别人好像是一个主流做法。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美国身上，把中国牵扯进来并不符合逻辑。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都是息息相关的。政策决策者必须把这些因素纳入政策拟定的思考里。整个体系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而不是哪一方必须妥协更多一些。

罗森：现在有两种做法：一是完全的改革；另一种是修复原先的体系。也许还有第三种选择，但现在还没有明朗的方向。我所在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要提供了上次就业辩论的资料，总体来说，很多制造业领域的工作不会回到美国境内，但在新能源领域，比如风力，我们已经投入约1万亿美元以建立基础设施，而且风力对劳动力需求不大，所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并不能成为优势。

我们需要认识的问题是，美国在制造业方面是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显示，如果能把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账户从最高点时占GDP 8%~9%的水平降低至4%或者3.5%，那就能把很大一部分生产力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也对其他经济体系就业有明显的支撑。美国有经常账户盈余的可能性不太大， 我们现在只希望能够收窄赤字。

钱塞勒：现在美国一直斥责中国带走了很多美国国内的工作，移民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都加速了这个过程。每一个国家都想要提高自己的汇率水平去寻找新的需求和市场。但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可能会导致反全球化的结果，比如各国都增加关税。这对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好处，不过，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就业市场恢复。因为，这20~30年来，美国人的工资水平没有明显上涨，因为要与全球其他更为廉价的就业市场竞争。现在政客的立场是一种对现状不满的自然反应。

“汇率战”发生，会有赢家吗

主持人：最近一段时间，日本、韩国、巴西都对外汇市场进行了直接干预。近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上，IMF总裁卡恩对于可能发生的“汇率战争”表示担忧，这对于接下来将要举办的G20峰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汇率战”真的发生，会有赢家吗？

钱塞勒：现在大家的担忧是，美国央行会否让通货膨胀发生，毕竟美元是全球货币储备标准，并且有着控制全球汇率的权力。

比如巴西，现在出现经常账户赤字，而现在它的经济状况相对还是不错的，但他们的单位劳动成本却在5年来翻了四五倍。所以，巴西已经失去了原先所拥有的竞争力，可能只有在高质量商品方面还有一些优势。而且，巴西现在的利率还相对较高，因此依然在吸引很多资本流入。巴西必须得保全自己的货币，因为他们在逐渐失去核心竞争力。

罗森：你同意巴西的不安很大一方面是来自于中国这一说法吗？

钱塞勒：现在他们的商品出口的确受到一些冲击。巴西主要以高质量的商品为主，也在这一行业有巨大的投资，而且全球宽松的信贷也使得巴西国内市场信贷繁荣。当国外银行参与市场时，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印自己国家的钞票，而这种做法会导致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资产价格泡沫。所以，中国就算不存在威胁，巴西依然有许多自身问题需要解决。

罗森：中国现在拥有长期的竞争力和潜力，是新兴市场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方。越南和韩国现在的发展前景很好，也非常依赖中国的稳定增长。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只是纽约的资金盲目注入，而更是因为其真正存在的潜力。

葛瑞特：从一个长期的预测看，新兴市场将在接下来的40年内，在2050年之前拥有超过2/3，甚至3/4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是现在发达国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社会老龄化，这将导致低增长和低生产率。从长期走势看，发展潜力并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在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的确是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力量。各国的资本流进新兴市场应该是未来长期的趋势。

增长如何可持续

主持人：数据显示，明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达6.4%，而发达国家是2.2%。这样的趋势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钱塞勒：我相信，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某种程度上与信贷泡沫还有西方的过度消费有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如果不是中国政府很大力度地控制当时的状况，中国可能也会被金融危机牵连。中国政府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放宽了相当于GDP比例40%的信贷，并且提高了投资率。而这些政策都是在金融历史中非常少见的。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用政府的大规模投入缓解了危机。但我认为，这造成了信贷膨胀，并造成了严重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经济。房地产市场的种种迹象，如收入和房价比、房地产市场在整个GDP中的比例等，都是很危险的迹象。当然很少有人讨论这些问题。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多风险，特别是在民用房泡沫这一块，这不是一个能够持续发展的方向。

罗森：无论你是否认为这种发展模式能够长期持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会经历很大的波动。当前的房产泡沫的确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很多住房价格过高并且纯属投机行为，但是，说到底房产还只占中国经济的20%，中国还有很多强而有力的增长趋势。中国的策略是尽量管理和减弱泡沫的负面效应，希望这些负面效应能够被正面增长所包容。

随着中国经济体系的成熟，对中国本身发展的要求也就更高了，这就代表要把资本从已经饱和的区域转移到其他区域。一般来说，GDP增长是和股票市场息息相关的，但是中国恰好相反。我觉得这是需要改变的现状。在接下来的10~15年里，GDP增长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必须要建立起来。

主持人：现在中国出口型经济的增长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东部劳动力成本大规模提高， 同时，美国的居民储蓄已经从2005年相当于GDP负的5%，变成2009年的7%，这一转变，意味着中国很多产品不可能再指望美国人消费了。不过，另一方面，中国中部和西部的确还有一些新的低成本发展机会。面临这些挑战和机遇，中国还能否维持其出口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罗森：如果现在中国维持每年200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顺差，第二年依然是同样的顺差，增长率将会是0%。增长的定义并不是把生产线转移到河南，而是在维持在广州的生产力并且增加河南的生产力。不过，这是不现实的计划。如果是一万亿美元的经济体，5%的出口增长意味着500亿美元，10万亿的经济体，将会是5000亿美元。这个世界没有能力去承受那么多中国的出口。中国国内需求的增长很强。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增加了1.2万亿美元的家庭消费。但是家庭支出的增长不太能够持续，除非有明显的收入增加。

主持人：虽然每个人都在讨论中国的高储蓄率，但实际上，过去10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增长并不高，而是保持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