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原经济区高层研讨会：中原崛起正当时(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

纳入国家总体战略一条理由已足够

“即使抛开战略意义、区位优势、基础条件、农业大省、交通枢纽等理由和有利条件不说，仅河南有着一亿人口这一条理由，分量就已足够了。我完全赞成将中原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作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十二五’规划，在资金、项目、政策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

9月1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在“建设中原经济区高层研讨会”上明确表示。

作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2007年退休，几乎年年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权威经济学家，也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经济部分的主要执笔人，王梦奎尽管谦虚地说“离开河南很久了，对河南研究不够”，但身为河南人的他，目光其实始终没有离开过河南。

“近三十年来河南的发展我都知道，历届省委、省政府殚精竭虑，制定思路、战略、措施，推动河南取得了长足发展。现在又提出了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构想，我认为这是对以往发展战略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非常好。”

王梦奎说，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性的、全局性的问题。建设中原经济区，并且将其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来实施，不仅有利于河南的发展，有利于整个中原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全局。

“我非常愿意为建设中原经济区贡献一份力量，大家一起奔走呼号，来完成这个目标。”王梦奎恳切地说。

在采访交流中，记者意外得知，“河南是中国的缩影”这句我们现在常挂在嘴边的话，原来就出自他的口，而且还是河南日报第一个报出来的。

“2005年11月，我在郑州主持国家‘十一五’规划的修改，当时说了这句话。你们河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很快就见报了。”王梦奎笑着告诉记者。

“河南和中国都像一艘负载沉重的大船，启动很难。但一旦启动了，就会发展非常快。现在，河南这艘大船已经启动了！”（本报记者 龚砚庆）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中原经济区应该写进国家“十二五”规划

“中原经济区的建设，应该写进国家正在制订的‘十二五’规划。”郑新立的话很为河南人提气。

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曾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所以，他的观点可谓权威而慎重。

“河南沃野千里，人口稠密，交通发达，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郑新立认为，建设中原经济区不但有利于实现国家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由于河南的经济总量在中部六省最大，发展势头很好，建设中原经济区也将进一步加快河南经济发展，在中部崛起中起到带头作用。

“毫无疑问，建设中原经济区关乎一亿河南人民的福祉。”郑新立说，按照人均GDP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来衡量，河南在全国处于比较靠后的位置，这也导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方面欠账过多。建设中原经济区能够使全省形成一个共同目标，河南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目标一致、步调一致，通过加快经济发展来增加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社会公共事业。

郑新立表示，建设中原经济区，尤其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把中原经济区的主导产业定位准确，围绕主导产业的发展吸引外来资金，出台扶持政策。河南的优势产业比较多，过去的经济体系使各个产业发展比较齐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只看有什么产业门类，关键看产业的优势何在，只有主导产业定位准确，才能充分发挥自身所长，支撑经济发展。第二，要建立鼓励创业的政策环境。河南有一亿人口，但按人均计算，创造财富的企业数量并不多。全民创业是扩大就业、富裕百姓的根本途径，要积极鼓励自主创业、艰苦创业、踊跃创业。

“河南人多，能人也多，只要有5%的人创业成功了，你想想那是多少人的成功啊！”郑新立说。（本报记者 王 映）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经济学家于鸿君

中原一日不富中国难以说强

“建设中原经济区，不仅关系到河南省和整个中原地区的发展，更是事关我们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个具有全局性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三农’问题解决不了，那就始终难以说中国强大。”

9月18日，作为“建设中原经济区高层研讨会”的主持人，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经济学家于鸿君教授在会议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开口就这样说。

“如果中原地区亿万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真正能够显著地富起来的话，那将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方式，由过分倚重外需转到主要依靠内需来都将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说，中原地区发展起来、富裕起来，也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同时可以使得我们国家在东、西、南、北四个方面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能够处理得更好。

“可以这么讲，没有中原地区的崛起，没有中原经济区的又好又快发展，恐怕谈中华民族的崛起也是非常片面的。”

于鸿君认为，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过程中，坚持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代价、“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一定要立足于提高农民的收入，优先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他们将在我们国家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时通过他们调整支出结构，购置必要的生产工具，将会大大加快农村土地流转、集约化发展的进程。

“中原经济区和其他我们过去所构建的一些经济区有很大的不同。中原经济区在中国格局中的地位，大体上和中国在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很相似。”于鸿君说，建设中原经济区不仅应当立足于推动中原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应当努力破解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难题，如“三农”问题、城乡协调问题、农民工流动与社会管理等，让农民的生产效果与收入挂好钩，有了稳定的预期，从而更有尊严、更受尊重，然后平等享受到教育、卫生等更多的发展成果，从而最终达到实现协调、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建设中原经济区，就是要在探索、解决我们国家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上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样就更有意义。”（本报记者 龚砚庆）

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刘伟

中原经济区可为解决“中国难题”提供样本

作为河南走出去的学子，他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高度关注、非常了解；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发展脉络、未来走势，十分专注、了如指掌。

他就是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刘伟教授。会议间隙，刘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指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重要意义在于，为解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诸多难题，提供思路和样本。

“祖籍山东、外婆家在安徽，出生在河南商丘”的刘伟认为，构建中原经济区战略构想的提出恰逢其时，不仅是中原崛起的需要，也是中原人民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刘伟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如结构性矛盾、城乡统筹发展等问题。特别是中国农村人口多、消费水平低，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中原经济区的构想中，河南提出了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思路，减少“主要依靠农耕收入”的农民，将其变为市民，激发他们的潜在消费需求，为中国解决未来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在现代服务业方面，河南面临的困难也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刘伟说。从产业结构上而言，服务业落后于制造业，表明这个地方城市化、市场化水平低，围绕现代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也同样落后。“这些矛盾全国都存在，但中原地区最集中、最突出。西部有，但规模没有这么大。东部有，但深度、矛盾的尖锐程度没有中部深刻、集中。”

“中西部地区面临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同样在河南有着典型的表现。”刘伟说，中国现在在消费需求结构方面存在“投资需求大于消费需求”的问题，而且十分明显。这是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始终绕不出高能耗、高污染怪圈的主要原因。在这个方面，河南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

刘伟表示，在新一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河南如果能够加快推进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于解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具有标本和示范意义。“因为这些难题在河南、在中原更加典型，更为集中，解决起来更加困难，一旦取得突破，对全国的示范作用，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诠释，将更加深刻。”（记者 陈学桦）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中原经济区填补了国家发展战略的空白

“不东不西，东张西望”，说尽了中原地区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尴尬。东部沿海地区引领潮头，西部大开发如火如荼，周围十几个经济区星罗棋布，唯独中原地区成了国家经济区域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空白。

9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建设中原经济区高层研讨会”上，对中原经济区的构想击节赞赏。他说：“中原经济区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填补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一个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国内最负盛名的金融学专家之一，这样的名头，让他成为记者们争相采访的对象。但采访李扬很难，在昨日的研讨会上，一路路记者拥上前去，又纷纷无奈地退下来。在一位专家发言的间隙，记者又鼓足勇气凑上去提出采访要求。他摆摆手，说：“待会儿我会在发言中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倾听、思考、微笑，李扬不停地变换着动作和表情，对各位专家的发言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轮到他发言时，李扬对中原经济区的支持溢于言表。

“我们应该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认识中原经济区的重要性。”他说，“河南在中国，相当于中国在全世界。我非常欣赏这样的提法，河南兴则中原兴，中原兴则中华兴。”

李扬说，中原经济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集中解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总量和人均的矛盾、经济发展过程中速度和污染的矛盾。中原经济区的构想，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战略。

“中原经济区的定位非常准确。”李扬说，“当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的时候，整个中部地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我们不是东部，不是西部，我们要东张西望。但这次论证中原经济区战略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承东启西，延南通北。”

“这个口号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我们不是东，不是西，我们是中。这个态度把中原经济发展放在了整个国家发展大环境中，找到了发展的位置和角度，非常积极和富有建设性。”李扬说。（记者 董学彦）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

中原经济区要突出特色

长枪、短炮，前后左右，韩康的周围挤满了采访的记者。一场秋雨让北京气温骤降，但在记者们热情的包围中，韩康不停地扯动厚厚的夹克，仿佛天气突然变暖了一样。

韩康是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长期致力于比较经济理论、比较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的研究，曾参与海西经济区前期设计和北部湾经济区开发的设计，20世纪90年代初曾被港、台学界评为大陆最有影响的50位经济学家之一。

“中原经济区正筹划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序列，寻找、摸索最好的发展路径，提炼出最有特色、最适合中原发展的战略非常关键。”韩康说。

韩康说，“十一五”规划正式提出了现代产业体系的问题。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进入现代产业体系，每个省都有现代产业体系的区域定位。河南在中原经济区构建过程中，怎么和全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大格局相协调，必须有自己的特点，在全国的现代产业体系中有自己的位置，才能获得有特色的发展。

比如富士康到郑州，说明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很大潜力。但有个问题，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特点是什么，你的工业化之路怎么走？因此在产业承接过程中，要选择和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相协调的产业，而不是平面式的承接。这种选择是资源环境能长期容纳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

“我国的文化各省都有特色，但河南的文化最有特色。”韩康说。河南有中原文化，是我国文化的主流。河南应深入挖掘中原文化的内涵，找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走出有自我特点的发展道路。

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又是我国产品链中比较低端的初级产品。但不能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是国家对河南不可改变的基本定位。韩康认为，这其实也是河南的特色。河南应在这种特色定位中找到最适合发展农业和粮食产业的工业体系。弘扬特色，就是扩大优势。

“建立有特色、高水平的中原经济区，是中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韩康说。（记者 董学彦）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善利

河南发展应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善利一边飞快地向记者散发名片，一边爽快地亮明观点：“未来河南的发展应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产业布局方面要尽量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这样才符合未来国际产业选择的趋势。”

朱善利的研究方向是产业组织理论，他说：“河南完全有能力做到既发展产业，又保护环境。现在河南依托‘大粮仓’发展的农产品加工业，很多项目不都是绿色的吗？”

这几年，朱善利花了许多时间在河南搞调研，对河南的农业产业化问题，对河南的土地整治问题做过专门研究。他说：“河南这几年的发展趋势很好，如果有更好的政策支持，发展会更快一些。”

“河南的发展必须破解一些难题。”朱善利说：“我注意到河南在规划中原经济区的时候，提出了走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代价、‘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这个思路让我印象深刻。但是，还需要破题，就是你怎么去实现它。”

朱善利说，河南对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已经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同时，作为农业大省，河南面临城镇化的任务比较艰巨。如果河南在城镇化方面做得好，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镇后，必然会在农村节约出一些土地。这样既发展了城镇化，承接了东部转移的产业，在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将来还可以使农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样的话，河南很可能为全国提供一个好的示范。”他说。

朱善利认为，鉴于拥有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优越地理位置，河南也不能仅仅满足于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还要利用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向西部地区进行辐射。这就需要河南在劳动力素质的培养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使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这对河南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建设中原经济区，对于中原的崛起乃至整个中部的崛起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记者 王 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

中原经济区建设须“上下”联动

“中原经济区成为中国经济重要增长极是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下的历史必然。如何让这些‘历史必然’尽快变成现实，变成推动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国家和地方‘上下’联动是关键所在。”

作为我国在制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非均衡经济理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教授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十分看好。他说：“过去一个时期，以河南为经济支点的中原地区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GDP增速、经济增长态势，还是外部的资本和资源向中原地区的快速转移，都是很好的证明。中原地区在中国经济版图中，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杨瑞龙说，眼下，中国经济发展站到了一个历史节点上，无论从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开展，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而言，中原地区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一个时期内，必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推动这一重大目标实现，关键问题是要推动‘上下’联动。所谓‘上’就是上升到国家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是指国家在政策制定和经济布局上，要让中原地区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杨瑞龙解释说，“下”的问题就是中原经济区的问题，主要是河南的问题。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以一种什么姿态迎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来。

首先在体制机制构建方面，要迎接这一新阶段的到来，换言之，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为外部资本、产业资源流向中原地区创造必要的条件；其次，要发挥本土企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包括河南本土核心企业发挥现有优势的问题；最后，建立中原经济区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人力资本是否支撑得力。除了注重培养人才外，还要建立引进人才的体制机制，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可做，河南要抓住这个机会。

“通过‘上下’联动，加速中原经济区的构建，让整个中原地区在未来中国经济布局当中，成为重要的增长极。这不仅对中部地区老百姓来说是个福音，重要的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也是一个重大利好。”杨瑞龙说。（记者 陈学桦）（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李建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