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负载中国深度改革

深圳如何可以在承接经济上的成功的同时，为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与文化体制的关联性改革注入动力，又如何为这样一场气势更为宏大、推进更为艰苦、动力吸纳更为艰难的改革理性筹谋，将是考验深圳市、广东省和国家领导人智慧的深沉事务

文/任剑涛

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它寄载着中国近30年的国家荣光，负载着中国改革开放往纵深地带挺进的希望。

就前者看，恰如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特区建立30年庆祝大会上明确概括的那样：深圳特区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创造了“深圳速度”，探索和积累了实现快速发展、走向富裕的成功经验；坚持对外开放，有效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为我国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进行了开拓性探索；加强同港澳台地区的多领域交流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30年弹指一过，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人们今天惦记深圳的，不仅仅是这些荣光给一座城市带来的辉煌。因为多少年来，深圳的城市荣光已经深植人们的脑海。人们希望在深圳看到的是，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是不是能够在经济以外的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中，同样率先突破，攻克难题，为国人凸显现代化的总体风貌。

上世纪后10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一个众所周知的“深水区”：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产权问题、职工下岗转岗问题、经济发展的合力方式问题、物质收益的公平分配问题，成为改革难题；围绕社会体制问题，国家推进的发展模式，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社会领域的改革滞后问题；围绕政治体制改革，竞争性的制度体系、决策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等问题困扰着人们；围绕文化体制改革，如何有效重塑文化自信，建立张弛有度的文化体制，供给人们健康、愉快和深觉幸福的文化产品，也已成为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突破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问题，而是联动性质十分明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度改革。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这些问题在深圳先于全国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深圳率先改革、层层突破的强烈期待心情。

近年来，深圳并没有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强烈期待心情。不过令人欣喜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对深圳改革的五点希望，温家宝总理对深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联论述，表明深圳的改革同它30年前启动的改革一样，再次获得了国家层面的使命。深圳，将在今后为国家的深度改革负重前行。

今天中国改革的精神氛围，与30年前启动改革时的精神状况迥然相异。

那时真是“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无效率可言的原有经济模式已经缺乏起码的辩护理由，“文革”的灾难让人们的求变心理格外强烈，政治家和社会精英们跃跃欲试，广大公众乐于投身变化。改革的共识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但今天不同了。深圳的改革同整个国家的改革一道，提供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物质财富。国家不再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之中。因此，近年一些国人似乎已习惯于夸奖自己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乐于跟发达国家较劲儿，惯于展望中国称雄世界的前景。在这种精神状态中，中国改革的攻坚性难题似乎被遮蔽，中国人似乎可以安享改革的物质成果。

这就注定了即将启动的深圳新一轮改革，不是30年前那样一场积聚了国家政治意志、人民行动愿望和改变现实的公众心理资源的社会变迁，而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承受重压的改革。这是深圳相比于此前为国家的经济改革探路，将要进行的更为艰巨的第二次改革。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深圳如何可以承接经济上的成功的同时，为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与文化体制的关联性改革注入动力，又如何为这样一场气势更为宏大、推进更为艰苦、动力吸纳更为艰难的改革理性筹谋，将是考验深圳市、广东省和国家领导人智慧的深沉事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特区建立30年庆祝大会上给深圳提出的五点希望，核心当然与当年深圳启动改革巨碾一样，是要在“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的赋权前提条件下，开创一个综合的、深度的改革局面。

深圳的深度改革，也是一个打破今天自我夸奖、不思改革、不思进取的自满局面的改革。深圳既需要聚集全国的改革力量，也需要聚集国家改革的政治动力，还需要精心谋篇布局。深圳启动第二次改革，谋划深度改革的进程，它本身就需要在改革的城市地域范围内寻求体制突破的空间。

深圳前海的规划方案，也许是深圳为深度改革谋篇布局的一个棋子。前海规划方案中，有两个看点。一是重点发展的领域，聚集在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这当然属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个看点则是它的功能定位，主要凸显其深港合作先导区、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结构调整引领区这四个方面。

从表面上看，这四点似乎没有引人瞩目的地方。但分析起来，则会显现出前海规划的深意：后两者的技术性质是显见的，深港合作人们似乎早就习以为常，而体制机制创新的提法久为人们熟稔。但前海的新指向是，深港合作不再是深为深、港为港的各自图谋，而是深以港为体制机制范型，力求引进香港规范的运作体制，以此作为深圳改革日益内地化的体制弊端的动力。这就使得前海的功能定位具有了改进中国体制机制的崭新意味。

香港在中国、在深圳的改革进程中，此前仅扮演资金、技术通道的角色，而在中国的深度改革中，它实际上可以扮演现代体制机制范式的新角色，这不仅是对香港的中国意义的肯定，也是对深圳为中国深度改革突破寻找到深具亲切意味的借镜。前海这个被视为特区中的特区，就此有理由成为深圳规范发展的前沿地带，也就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配套发展、配套改革的实验区。

深圳建立特区30年之际开启的深度改革，负荷甚重。但这个以改革来显示气质的城市，完全可以再次承担其改革的重任。对此，人们乐观其成。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