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圳”试验：促深港经济一体化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深港融合的文章该怎么做？前海规划获批后，“香圳合成试验”会结出怎样的晶体？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玉光 李鹏

美国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3年前通过卫星观看全球夜景时发现，在东亚地区的香港和深圳，出现一片连绵耀眼的城市灯光。他将其命名为“香圳”。这个“合成词”形象地表达了弗氏的寄望：“香港+深圳”很有可能取代东京的地位，成为与纽约、伦敦站在一起的第三大“世界城市（全球城市）”。

这样的断言两年前美国《时代》杂志也做过。在题为《三城记》的封面文章中，作者提出了“纽伦港”这一新概念，认为纽约、伦敦和香港这三个以共同的经济文化联系起来的大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化的进程。三个城市创造了一个润滑全球经济的金融网络。明白了“纽伦港”，就看懂了这个时代。

在中国国内，政府智囊们近年来也逐渐意识到，现行规划层面“香港+深圳”的地位可能被低估，能量未尽释放。

经济学家樊纲在为一本书作序时说：“我个人的判断是，香港和深圳加在一起，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三大商业中心。”这本题为《港深都会：从理念到行动》的新书提出：应从国家战略层面规划港深未来。

该书作者、深圳市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仅着眼于城市和区域之间的深港合作规划，“高度”显然不够。

“港深都会”定调

有关深港合作目标的代表性表述，在数量上叹为观止，“深港经济一体化”、“大保税区”、“深港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深港经济共同体”、“深圳湾区”、“双子城”、“深港同城化”、“一都两区”、“一都两市”、“深港创新圈”、“深港都市圈”，等等。这些表述客观上表明了智库层面对深港合作的持续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深港合作存在的不同认识。

谭刚将以上表述做了一个系统分类：一类是根据有关经济一体化理论，特别是参照欧盟一体化进程模式，侧重从经济合作方面提出的目标选择；另一类则从深港两大城市合作的角度提出目标设想。

在之前的研究中，谭刚还曾将深港合作历程大致划分为快速发展、相对停滞和全面推进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产业合作、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运行机制与政策协同三大重点的合作内容。

“可以说，深港经济合作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正是产业层面、城市功能层面与制度层面三大内容不断扩展与逐渐深化的过程。”谭刚说。

2007年，有关深港合作的各种争论渐渐合流。当年2月，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政纲中首次提出香港与深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深圳携手打造世界级的国际大都会”。“港深国际大都会”的概念随即得到深圳方面的积极回应。在规划部门修编上报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中，明确写入“深圳与香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的目标。

长期关注珠三角区域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深圳民间学者金心异认为，“港深国际都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深港进入谋求“战略合作”和“同城化”的时代。这与上世纪80年代的“前店后厂”制造业合作，以及便于通关的城市基础建设对接，已构成鲜明的代际进化。

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则进一步论证“港深都会”很有可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一是向顶级世界都会区冲刺，使港深都会成为重要的、国内外企业运作的跨国经济空间；二是成为亚太区域经济的重要节点；三是承担提升国家经济质量的功能，成为全球资源调配、运营枢纽，以及亚太地区创新和服务的基地，并在国际产业分工链条中占据更高端位置，协助中国完成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

在深港两地智库层面达成的一项普遍共识是，应从国家利益出发，在全球视野下谋划“香港+深圳”的未来。

问题是，在“一国两制”的既定框架下，深港融合的文章该怎么做？《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获国务院“原则同意”后，各方纷纷投来关注的目光——“香圳合成试验”最终会结出怎样的晶体？

各自的“盘算”

曾因撰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而名噪一时的呙中校，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他认为：深圳提出在前海建立承接香港服务业扩张的“特区中的特区”，其实还是在重复此前的路径——“打香港牌，向国家要政策”。

呙中校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香港一些官员、学者与其私下交流时，表示“香港方面对前海合作意向并不积极”，原因在于，港人认为前海的具体规划“其实还是深圳自己在搞，香港没什么主导权”。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8月31日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就前海开发表达大致观点：深圳前30年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开放，今后将侧重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而实现这一过程，要借助深港合作，前海项目将是“一个重要平台和契机”。

王荣还表示，前海开发还寄望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进一步实现突破，“甚至设想在特定区域营商环境方面，会营造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的氛围和政策制度。”

深圳市委副秘书长、体改办主任乐正则做了一个更为明了的总结：前海是回答深圳特区能否再“特”下去的重要一步。

对于深圳的高调宣誓，香港在官方表态上高度支持。

香港特首曾荫权8月27日在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我对前海有很多的期望”，“希望把香港的服务行业全方位拉进前海”。

而在“非官方”场合，港方人士还是有一些微辞的。

一位曾参与过前海规划论证的内地学者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在与香港方面探讨服务业领域合作方向时，香港学者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位学者认为，过去深港之间制造业领域的“前店后厂”式的合作，利益模式相对清晰；但如今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合作，还找不到让双方都能满意的契合点。

有些港方人士还担心，“当年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向深圳转移，造成了本土制造业的空心化；如果服务业继续北上全都转移出去，那将来香港吃什么？”

一些香港学者似乎更乐于“坐而论道”，近两年来，他们热衷于谈“香港+深圳”意味着什么：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4000万人次的机场吞吐量，40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亚洲无可匹敌的金融中心，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全球投资者在中国的最佳选择……

乐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为避免情绪上的误解，在起草前海区规划时，深圳方面很忌讳提及“承接香港服务业转移”字眼，而谨慎地使用“香港服务业扩张”代替。

聚焦“制”的突破

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新型实验室”中，人们最为关心的化学变化，也正是深港合作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触及到“制”的层面。

实际上，在产业合作和城市基础建设将两座城市的“硬件”日益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同时，来自“软件”即制度性合作的需求也日渐显化。

一个突出方面体现在城市治理方面。在深圳，《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曾收到这样的交通提示短信：“在某些香港人较多的地段，请注意行人和车辆，因为他们可能习惯靠左侧通行（与英国一样）。”

1995年，在珠三角工作和居住的香港人约为10万，到2008年已增长至约30万。而在深圳，已形成了明显的港澳居民聚居社区，最先是罗湖，很快扩展到全市。

“几乎围绕一个很有特色的港式茶餐厅，就有一个很庞大的港人聚居社区”。因为生活习惯、社区理念、法治观念的差别，在这些港人社区如何治理，对所在地政府与港澳特区政府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此外，在公共服务领域也日渐显现出制度对接的急迫性。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黎熙元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深港两地公共福利制度的区域差异很大，使得跨境流动人口无法在异地享受原有的公共福利，以致他们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都出现问题。

两年前，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袁易明就曾预见性提出：制度性合作已成为香港与包括深圳在内的内地经济关系的重要形态，或者说是“未来形态”。

然而目前，深港制度性合作的主要推力仅来自CEPA（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下的若干“补充协议”。在黎熙元教授看来，CEPA打开的合作窗口总是“很快被民众需求和市场创新堵塞，只得不断地通过CEPA补充协议来弥补”。

谭刚认为，仅就服务业而言，当前深港两地还存在着明显的障碍，集中表现在两地行业标准、体制、事权和政府重视程度方面；至于制度性合作，比如探讨金融领域的诸项改革，其事权和决策权均在中央，深港两地的自主权有限。

另一方面，区域间的行政分割和认识壁垒，也使香港与深圳在“深度融合”的问题上若即若离。

广东省迄今提出的珠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规划中，仍然是强调以广州为顶点的“A”字形格局。用深圳民间学者金心异的话说，“‘A计划’罔顾‘香港+深圳’是区域内经济龙头的事实”；同时，强调全省齐步走的“粤港合作”，使“深港合作”的基础、重心和先导地位变得有些模糊。

不久前，在问及未来对深港合作有什么建议时，香港特首曾荫权对内地媒体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最重要的是把粤港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圈的概念做好。”“香港需要一个伙伴，就是深圳”。

令一些港人担忧的是，在珠三角一体化规划明确了广州的引领地位后，香港是否会被“边缘化”。而在更大范围，上海谋求“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努力获得中央首肯，更加重了一些港人内部看空的预期。他们常会思忖这样一个比喻：香港曾经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现在对外开放的大门都已经打开了，还需要窗口吗？

经济学家樊纲在《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一书中指出：通过学习、借鉴香港，深圳得以完成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转轨；通过追赶、服务香港，深圳建立起外向型经济体系。同时，随着深港经贸关系日益紧密，香港经济发展中的“内地因素”不断显现，甚至为适应内地市场经济转轨进程而进行某些制度性调适。“深港关系已从原来单向的学习追赶转为高度融合、互动发展”。而这种互动的最终结果，是深港“逐步形成共同利益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运作机制”。

深圳学者陈秀珍甚至还做过一项量化分析：深港合作每深化1%，将分别推动深港两地人均产出增长0.87%和0.31%，而香港与广东、内地合作每深化1%，将导致广东、内地人均产出分别增长0.73%和0.39%。

深港“深度融合”的乘数效应普遍被看好。问题是，“制”的聚变该从何处破题？

或许，在未来深港制度性合作的“深水作业区”内，的确亟需一间像前海这样的“新型实验室”，在微观领域先来一次“香圳”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