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中国是与非

文 | 本刊记者 秦姗

产业链模式的革新可算是中国式山寨的最大创新，

但山寨机带来的组织形式的创新能否在更大范围、更多产业内复制？

2009年初，Google发布了年度中国搜索热门词汇，向世界介绍过去一年中国的重要事件和现象，排在第一位的词是“山寨”，Google使用的英文是copycatting（原意为无主见的家伙，复印机），对它的解释是：这个汉语词汇的字面意思是山堡中的强盗们（the mountain strongholds of bandits），首先被借用来描述那些剽窃仿造的产品，后来也用来指自制的产品，比如恶搞视频。

山寨以这种巴别塔式的简单表述，被介绍给了全世界。

山寨改变世界

这场源自商业，后广泛使用于文化、社会领域的山寨运动，在其它领域很快有了“挑战、觉醒”之类清晰的解读，在商业领域，人们看到的却是对知识产权乃至法律的漠视以及正规企业深受其害的困境。因此山寨多受到讨伐和斥挞。

但如果在更长和更广泛的历史中去看，山寨是企业崛起的重要手段。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丰田喜一郎投入13万美元成立丰田汽车，在完全没有经验和人才的情况下，开始以抄袭和模仿的方式起步。在这个过程中，丰田进行了逆向工序分解，同时大量采用美国汽车公司的零部件，让产品比美国公司的产品更有优势。比如美国的生产线适合大批量生产，而在丰田，将此改成手工，这样大规模节约了成本。在相当长的模仿过程中，日本公司通过新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最后一跃超过了美国厂商。各国产业发展的事实都表明，第一阶段模仿普遍存在，接下来会有逆向工程，通过拆解国外产品学习关键技术，最后全面自主研发。这个过程，今日在国产汽车比亚迪、奇瑞身上，都一一重现。来自巴菲特的投资，更让比亚迪看起来有些未来之王的姿态。

日本企业在山寨过程中，向世界贡献了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在中国，这个拥有制造优势和巨大消费市场的国家，一场轰轰烈烈的山寨运动，最终将有何贡献？山寨手机无疑是山寨商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山寨机的大潮中，不但会催生天宇朗通这样通过积累具有竞争力的企业，更重要的是，它的诞生和升级的过程，对于产业链来说也就是一个再造的过程。

山寨的野蛮生长

深圳，如同美国淘金热时期内华达州一样充满魔幻魅力的城市，它可以称为中国山寨的发源地。华强北一带，有近30家电子专业市场，几万家手机商户；车公庙一带，有上千家手机设计公司；宝安区，绵延几公里大片的手机工厂厂房，从方案设计、软件开发、贴片组装到物流配送、销售甚至售后服务都一一配齐。

在山寨产业观察者潘九堂看来，这是一个类似“蚂蚁雄兵”的巨型虚拟组织：这里有一个研发部（MTK，解决核心技术），有上百个工程部门（手机方案公司，研发公板或定制主板），上千个产品项目组（山寨机企业，主要是创意/外观定义和项目管理），每个工程部门和项目组都是独立核算并且相互竞争的，当然下游还有遍布全世界的营销网络。

这个虚拟组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融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优势于一身。由于技术和物料标准，在研发、采购、生产方面的规模效应，保证了相对于传统企业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个虚拟组织每个个体都非常灵活、有效率，贴近市场：由于规模化生产造成的同质化，要求这些个体组织要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所以如何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是这些个体必须进行的创新。对于市场热点、产品卖点的灵敏度超过了任何一家传统企业。电视、多声道，这些都是首先应用于山寨机的功能。深圳一家普通的设计公司，每年能设计超过1000款机型，充分满足市场的个性化需求。

这种近乎野蛮的生态变化对于传统厂商形成了有力冲击。在近十年手机产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产业格局和技术都趋于稳定，传统厂商已经有了固有的生产流程。在他们的日程表上，一款手机将经过冗长的研发、测试周期，新品上市往往要八个月到一年时间，甚至有时为了销售库存，而有意放缓新品上市时间，摩托罗拉一款刀锋手机卖了将近两年。某种意义上，一线手机品牌已经形成一个垄断组织。山寨机由于上述虚拟组织形式的存在，一款机器上市最快仅仅只要45天，品质足够稳定，功能贴近需求。

山寨在国内市场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同时，逐渐开始影响周边的海外市场。按照2008年的数据统计，全球有一半以上的手机为中国制造，深圳就占去其中四成份额，其中山寨机超过8000万。从2009年开始，山寨机的冲击越过国界，影响到东南亚、中东甚至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对于低端手机有着强劲的需求。甚至由于某些功能或者外观的创新，在国外这些山寨机已经吸引了正规的运营商或者渠道商与之合作。所以在2008年，连品牌优势最为明显的诺基亚也公开抱怨山寨机的影响。

山寨何时转正？

中国山寨，由于其所代表的巨大市场能量，现在已经成为产业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制衡力量。Google推出智能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面临强敌iPhone的竞争，就对山寨保持了拥抱的姿态。2009年，时任Google中国总裁公开表示，欢迎山寨机使用Android操作系统。联发科则在今年宣布加入Google创办的OHA（开放手机联盟），联发科和山寨市场有史以来的紧密联系已经开始让人预想，此举将在多大程度上倾斜智能手机市场的天平。在国内，运营商对于山寨组织的依赖更加明显。随着3G市场的启动，重组之后的三家运营商进入新的竞争状态，如何在初期更快的发展用户，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三家运营商将来的格局。在2009年市场发展低于预期的情况下，2010年运营商不约而同提出了“公板计划”，希望最大限度降低山寨厂商的进入门槛。

产业链模式的革新可算是中国式山寨的最大创新，但山寨机带来的组织形式的创新能否在更大范围、更多产业内复制？山寨机之后，曾经有电视、上网本等诸多产业试图复制此模式。在上网本市场，芯片厂商威盛在2009年曾经联合深圳多家厂商推广“开放式超移动产业策略联盟”，希望能够在当时大热的上网本市场再现联发科式的成功，但被更多的市场热点淹没。

观察者认为，这场不算成功的尝试并不意味着这是故事的结局，随着产业格局以及山寨行业内部的不断裂变，这种创新模式或许会以更好的方式出现。作为发源地的深圳，当地政府已经做出详细规划，将就深圳山寨产业在通讯、视听、计算机网络等产业方面表现出的规模生产和产业配套优势，制定扶持中小企业研发的技术研究开发计划和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从2009年，通过和金融机构的合作，一批企业从深圳市政府部门得到了无息贷款政策支持。一批起于蛮荒的山寨企业，能否引发中国商业社会的一次重大革命？那将是更久的将来才能看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