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三轮融合：特区平台的中国价值

“中国的经济特区是人类经济发展模式的一大成功实践。”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李罗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李罗力认为，国外的自由港大多是十几平方公里，功能单一，不是城市概念；新加坡、香港是城邦国家（地区），不是开放区。唯有中国以几百、上千平方公里搞经济特区，在世界上是首创，以近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当量做经贸往来，绝对是人类历史上飞地的成功。

原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理事、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研究室主任罗小朋对此表示赞同。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跟随“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十多年之久，对中国的产业开放有特殊贡献。

在罗看来，中国特区借助华侨人脉，30年来先后在产业、金融和制度层面，与外界进行了三轮融合，构成了特区平台的独特中国价值。

第一轮：产业融合

1979年7月，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决定双方互给最惠国待遇，次年2月生效。围绕此协定，在邓小平亲自倡导下，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6）、《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等法律陆续亮相，通过外资一下子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与此同时，邓小平安排和外资衔接最为密切的国家进出口委协调通管四个经济特区。据《邓小平文选》介绍，邓是从地缘和人脉考量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事实证明，在中国意识形态尚未消除、市场规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唯有老乡亲人之间，才能形成实质互动和产业转移。

“邓小平不是经济学家，但对世界经济战略演变的直觉把握非常厉害。”罗小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回头看，邓的政策如瑞士钟表一样切中国际经济变动脉络。

1984年5月，中央决定一次性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罗小朋称，他给“中国制造”的形成，贡献了一个重要建议。当时，罗小朋是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他对中央建议：如果能把沿海一到两亿人口的地区，统统变成出口基地，两头在外（指原料、市场在外），不占用国内资源和市场，把就业机会让给中西部。

随后，中央组织庞大的调查组沿海考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路。

罗认为，沿海地区有很大的加工能力，但缺乏原料。如果生产出口商品而挤占国内的原料，会引起东、南部与中、西部地区激烈博弈，使全国经济不稳定。如果把东、南部全部推向海外市场国际市场，首先他们不需要大量投资；其次他们的产品会很快销售出去；第三是从国外进原料，既不影响国内宏观调控平衡，又可让通货膨胀降下来，不必专门控制沿海地区过热。

进口原料大家都赞成，问题在于进来以后能不能出得去，出不去外汇如何平衡？罗小朋解释，这刚好可以改革两个障碍，一是改革外贸审批体制，让外贸自负盈亏，二是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由于改起来不容易，中央必然强调发展沿海的乡镇企业，而特区和广东珠三角地区，则成了这一外向型导向的核心平台。

深圳市政府副市长刘应力对此颇有感触。刘说，如果说沿海与外界1980年代是物流转移，1990年代就是产业转移，而进入21世纪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的结构转移；结构转移的特点就是制度的集中化、研发的区域化。

刘应力说，深圳目前的产业融合已到达制度的区域化阶段，就是大的制造企业已经从制造中脱离出来，把制造业转移到那些社会稳定、成本较低、物流条件好、反应速度快的地区；研发集中化就是把研发交给那些条件好、人才比较集中的地方去分散；现在所有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全球配套的，作为一个区域采购中心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如何跟上现在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迎接国际产业的转移可能是我们共同需要研究的目标。

第二轮：金融融合

“深圳特区1986年首次感受到国际金融的冲击。”罗小朋介绍，在深圳发展史上，1986年是GDP速度降得最低的一年，非常狼狈。深圳赤字七八个亿，相当于一年半的财政收入，外汇也是赤字，而且银行逼债，“三为主”——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出口都不成功，靠转手内地赚差价，特区声誉低到极点，邓小平本人也感到压力。

罗小朋称，这实际上是香港金融制度变化造成的。1983年，因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形势不明朗，引发港元汇率危机，港元兑美元一度大跌近五成，众多市民因担心货币贬值纷纷抢购商品。情急之下，香港政府迅速推出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币与美元严格挂钩，以维持港币的币值和汇率稳定。

港币一强势，带动人民币高估，中国货基本卖不出去，导致港币成为特区主要流通货币。为此，深圳1985年11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外汇调剂中心，以改变人民币汇率偏低、价值被高估的情况，利于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抑制外汇黑市交易。1988年国家体改委等部门组成的深圳调研组认为：“深圳的调剂市场汇率接近于真实汇率，基本上能根据外汇的供给与需求和国际市场的物价变动而浮动。”此后，人民币汇率持续调整。到1991年，港币在深圳流通量约4．8亿港元，占货币流通总量的比例下降到12%，外汇券已极少流通，人民币流通量约25亿元，占货币流通总量的88%。人民币在特区货币市场的主导地位彻底恢复。

经此一役，土地按揭、股市、债券率先在深圳落地，深圳政府也由此确立了稳健财政政策，量入为出，形成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公共财政的雏形。

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到大陆，经济失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中央被迫采用财政扩张政策；尤其是1998年8月14日至28日，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政府强力进场干预股市，动用相当于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将恒生指数向上拉动1169点，保住了香港股市4000多亿港币的总市值。

这一年，深圳金融稳健、财政没欠债，成了全国榜样，其公共财政政策推往内地。至此，深圳力推高新技术、金融业等第三产业，成为全国最大的财富管理中心，其共同基金规模2006年已占据全国基金总规模的半壁江山，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大中华圈内最具活力（与上海、香港、台北等地交易所相比），中小企业板的开设使深圳成为全国中小企业、成长型企业、高科技企业的融资中心，以交易所为核心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初现雏形。

活跃的深圳金融市场，对香港形成倒吸之势。曾荫权特首在竞选中，首次提出了与深圳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底，香港立法会议员李保国召集香港金融界的专家，研究提出“行动纲领80条”（简称为“80条”），以与内地金融市场建立“互补、互助、互动”为出发点，首选深圳金融界。

2007年6月26日，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主任陈德霖（时任香港智经研究中心主席）拜访深圳市长，就共建港深大都会研究交换意见。其后，成立了由陈应春副市长为组长的专题研究小组，拿出了一份深港合作详细方案。2010年1月24日，广东接过这一方案，研究制定《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最终于4月7日签署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框架协议”)，形成珠三角和香港的金融融合。

第三轮：制度融合

“现在回过来想，我们的指导思想有点急功近利。”罗小朋说。

产业和金融的融合，带动了中国东西部这一波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劳动力转移现象。罗回顾，当时他给中央写过一份建议，提议不要强调劳动标准。认为农民工和国营用工不同，应淡化福利，强调纯粹的雇佣工资，避免国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本位主义化的弊病，把劳动者看成纯粹的经济成本。罗称，这是当时普遍的思考水准，忽略了长远后果，对今后长期发展埋下负面因素。

当时的想法是“先建设，后吃饭”，有机会主义倾向。尤其是，从来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世界工厂能到达如此大的规模，一个大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如此之大，就经济学理来说完全不可思议。尤其是广东，没想到能容纳如此巨大的外地民工，这种农民工制度是全球所独有的。

罗小朋说，这种全球独有的农民工制度，呼唤双层集体谈判机制。一个是劳资之间的谈判，另一个是劳工输入地政府和输出地政府的谈判。简单要求这么一个巨大利益群体采用理性方法表达自己的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要有思想准备。

以四川为例，目前该省农民工数量达1978.97万人，其中1123.01万输入外地。2005年2月，成都市总工会连续与浙江宁波、杭州、温州、义乌等地签订了《城市际间工会维权合作协议》，约定缔约双方工会均为彼此间农民工维权提供协助。协议签订数日内6000多份用工信息订单也投向了成都。半年后，四川省总工会提出，由省级工会出面，与川籍农民工主要输入地省份签订《省际工会联动维权合作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为：推进乡村工会组建，实现输入输出地农民工会员接转；实现劳务输出与对应的法律、职业技能培训；明确双方互为输入本区的农民工实施维权；共建信息通道，做好维稳工作。

罗小朋分析，当前工会异地维权的态势表明，地方之间的利益互动已成现实。如果两边谈不拢，可以由中央居中调节。这是重复的多次博弈，促成东西部平衡转型，过去西部输出劳力，现在东部输出资本。

“这种劳动力利益互动态势，已经影响到香港。”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段毅告诉本报记者，我国的劳动法，无论在教学还是实践层面，实际上来源于香港的雇佣条例。但今年5月以来珠三角的提薪浪潮，也影响了香港的劳资关系和议会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