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惩恶何以扬善

这些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逐渐在中国企业界流行起来。各种各样的论坛、活动、评比层出不穷。其实，企业社会责任在西方也不是一个取得了广泛共识的概念。左派攻击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典型的光说不练的资本家式的伪善，期待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去承担社会责任，几乎就是让老鼠去守仓库，让黄鼠狼去给鸡拜年。右派的观点更是激进，认为私人企业根本无权代替公众去定义什么是 “社会责任”，让他们做社会公益事业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仅做不好，而且有谮越之嫌。用已故保守主义经济学家领军人物弗里德曼的话来说，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有影响力和有地位的商人们对社会责任这个概念装模作样的使用和以它们名义进行的那些无稽之谈很清楚地伤害了自由社会的基础。”

作为一个管理学者的明茨伯格的观点相对更温和一些。从经济学的逻辑上看，企业在法律的框架内追求利益最大化，让政府和第三部门去更专业做慈善、公益、环保事业符合最基本的分工原理。但是，经济行为有社会后果，企业唯利是图带来的各种负面的社会结果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无法承担的。大型科层制组织效率优先、利润挂帅的原则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合格承担者，所以，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必须更多地倚重员工个体的道德直觉和伦理底线，去避免因为外部公司间竞争和内部经理间的竞争可能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还有，就是鼓励地区性的中小企业去承担社会责任，因为他们的地区性，中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如捐助本地医院、本地学校）往往能够实现自利利人的良性循环，不容易出现上述的大公司做社会公益事业的时候容易出现的那些问题。

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跑到中国来，更让人莫衷一是了。一方面是官商、盗商横行，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肆虐，毒奶粉、地沟油到处泛滥，到医院去红包给得太少，小心屁眼都给你缝上。另一方面却是满城争说社会责任，个个都是一副道德标兵的模样，一张张金字招牌背后，是一推就倒的粪土之墙。其强烈的反差，令人眩晕，而其中的黑色幽默，更是让人无语。有人说，一码是一码，坏事是坏事，好事是好事，要把这两个分开来说。打个比方，贪污一个亿，捐款一百万，数量虽然不成比例，但捐款毕竟是捐款，总比光贪污不捐款的强一些吧。然而，如果捐款一百万成为了贪污一个亿的道德安慰剂和灵魂保险金，甚至成为进一步贪污、继续做坏事的政治资本，那好事就变成了坏事，成为了坏事的一部分，甚至是促进了坏事的发生。

最无奈的是，与这种大方相比，谨守本分的企业捐出上个月的奖金十万元、二十万元反倒显得吝啬了。虽说慈善“论心不论迹”，只有一个苹果的人送你一个苹果和有一车苹果的人送给你的一个苹果其意义大不同，但在慈善榜上，风光无比、顾盼自雄的肯定是排在前面的这些来路不明的大鳄们（当然，也有来路很清楚的，特此致意）。善良忠厚的人们，在这种比较前，如果不是自惭形秽，至少是自叹不如吧。下次碰到类似的情况，如果不对这种情况表示怀疑，还能继续捐款，但至少是不会那么踊跃了。如果他们不幸又居然知道了一点内情，那内心的纠结，更是无以复加了。

当然，更多不是正道挣的钱一般都刻意保持低调，知道不能在外面招摇。他们不是正道的钱都不捐，难道我正道挣的钱反倒去捐？于是，大家都不捐，或者 “诈捐”、“赖捐”、“裸捐”。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要扬善先得惩恶。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的首要社会责任，不是做好事，而是不做坏事，即不做恶，努力摒弃各行各业几乎无所不在的种种官商和盗商行为：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掠夺资源、破坏环境、欺压劳工、缺斤短两、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等等，努力建立与员工、客户、投资者、合作伙伴和社区五个方面负责任的关系。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能够努力去做到这些的企业，就是最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可惜，为富不仁的人想要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我估计，在这个社会责任榜上，排在前列的，多半不会是那些在各种排名榜上顾盼自雄的“财富英雄”们。

背后的道理很简单，道德教化之前，是政治和法治的清明。“政”是“政”，“教”是“教”，“政”是惩恶，“教”是扬善，政教要分离。中国人受儒家的泛道德主义的影响，政治层面的问题，总是喜欢归结到教化上去，试图用私人道德去代替公共政治，用情绪代替理性，用人治代替法治（最经典的是所谓的“修齐治平”，混淆私人和公共领域，幻想用私人层面的“修身”去治理天下）。这种思维传统与外来意识形态选择性地相结合的结果是，我们当今比中国古代的 “以吏为师”还要更铁板一块的政教合一体制。所以，这些年来，法治方面没有什么进步，却天天琢磨着在教化上下功夫。官大学问大，职位高，道德水平就高，越有教化别人的资格。然而，官方单方面的标榜背后，是愈演愈烈的道德空头账户和空头支票，“道德标兵”层出不穷背后，是缺乏法治基础之后的天下滔滔。这种的事情，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难道这是我们中国人走不出的人治宿命？

一般人受这种思维方式和政教合一的体制的影响，碰到中国现阶段的各种行为失范的时候，第一反应也都是倾向于把这些看作是这道德层面的问题。道德的主要功能是扬善，是劝善，然而，面对这些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种种行为，跟这些人讲末日审判、讲地狱、讲报应实在是太远，太虚无缥缈，太书生气了，他们需要是监狱，是现世报，是当下的审判。这种事情，“批判的武器”哪里比得上“武器的批判”？

这个问题还有更深的一面。政教合一不仅意味着政治参与教化，而且是政治垄断教化。政治垄断教化的结果是传统教化部门（包括宗教、教育、文化等部门）的全面衰退。一方面，私人捐资举办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只能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民非”（民办非企业单位）；另一方面，体制内的教化部门的普遍大力推行商业化。教育产业化，风景名胜区大收高价，寺庙道观也成为了一些人投机分子敛财聚富的工具，无论多深的山，多小的庙，都是一支支论价烧的高香。反正大多数人也是把神仙当贪官来收买，也算是求仁得仁吧，我们不需要为他们抱什么屈。可叹的是，那些到处寻觅的精神层面的解决方案的人，偌大中国，却难于找到一个真正清静的地方来安放他们那颗“驿动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