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刺激政策应该转向减税

讲述者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整理者 苏慧 《投资者报》记者

有一个摇滚歌手叫何勇，他在《钟鼓楼》里这样唱到，“是谁出的这道题这么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的确，有时候我们会摇摆于各种答案本身，尤其是现在，当总理告诉我们，其实经济有两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想，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促转型，技术革命先行

我刚从富士康考察回来，那边的工作环境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些，只是看到生产流水线上面的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像《摩登时代》里面卓别林的螺丝钉一样地去工作，工作技术含量太低，说到底依然是人力成本低的缘故。

实际上，中国最大的优势依然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所以代工企业最受不了的，也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很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链不完整，就专门做加工来说，利润压得非常低，所以对成本非常敏感，加20%的工资对于老板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不过，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倒也倒逼一些加工性企业开始转型。像东莞大狼镇的毛纺类企业，他们现在更多地去买一些自动生产流水线，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凭人工来做。

但是现在更多的企业依然还是以雇用工人为主要方式。像现在的太阳能企业，可以去买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的基本不去买，而去雇用工人，因为人工要比流水线便宜多了。这同时也就抑制了科学技术革新的动力。

当然我不是说为了给中国引进技术革新提供动力，就要用掩耳盗铃的方式，把工资强行给涨上来。我不觉得把最低工资不断地往上调，就是一个很好地解决这个工人工资太低的办法。当工资加起来以后，这个老板还愿不愿意再继续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更好的办法，还是应该给工人更多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去跟企业平等地博弈。这种方式可以让工资和方方面面的待遇得到更好的提高。

涨工资，配套政策要出全

其实，对于涨工资这个问题，要把握一个度，这个度是很重要的。但是由谁来把握这个度，我不相信把这个任务交给行政部门能得到好效果，更多的还是要留给市场。

让很多工人普遍地上涨工资，也许会造成短期的通胀压力、就业压力。但从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一些其他的行业，刺激了其他的需求。比如，更多的农民工回到家乡以后，农村金融就有更多的空间，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做抵押借贷，做资本化的运作。其实，根本上就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重新把乡镇企业，自我创业的这个空间放大。

当然，涨工资并不能单纯地涨这部分人的薪水，而是要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金融手段相配合，改革必须跟进才可以使方方面面能够和谐地发展。

还以东莞大狼镇为例，当地有户口的人口只有6万多，但是那边的流动农民工有42万人之多。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42万流动人口能够在当地落户，对于地方刺激有多大。他们的最低工资不一定要上涨，但是在就业的选择，包括其他福利，特别包括子女教育这些方面，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最主要的是有了“根”，他们就会更有心情、有愿望去买房子。现在很多在大狼或者是东莞其他什么地方打工八九年的工人，他们住的地方只有一台很小的电视机，所有其他的家具都不敢买。因为他们觉得我在东莞，在大狼，也就是临时的住所，没有必要买家具装潢屋子。这种投入，只有想在这边长期住下去的人才会去做。

所以说，我们在转型过程当中，涨工资只是表面现象，另外我们还要鼓励创业，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我们的城镇化进程全都要配套上来，这样中国经济才可能度过转型的阵痛，带来很多的来自于农民工和不同的流动人口的新的消费需求。这样使得整个国内消费的需求上涨很多，减少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减税赋，刺激政策忌走老路

对工人涨工资，对企业自然要减税，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对于减税，政策回到老路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差不多四个非农就业机会里面有三个是中小企业提供的，而这些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如果让它们把更多的钱、更多的收入利润留下来，做进一步的业务发展，不仅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而且对于整个经济结构的改善度大有裨益。让那些真正在第一线做企业的人去判断，哪些行业、哪些领域、哪些项目是可以投资的，是可以赚更多的钱的。

但是，我对未来政策的实际选择比较担忧。尽管我觉得应该减税、免税，但是只要我这样说，一些相关的部门，马上就会跳出来说，“我们这个税收太少了”。我想问问，今年前五个月比去年2009年全国财政税收上涨了30.8%，这还少吗？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道题目，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最终的现实只能给我们一个解，这个解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并不知道。但我呼吁，如果中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出现非常明显的下滑的话，千万不要再走“4万亿投资、9万亿贷款”的老路，而是真正地把更多的钱留在中小企业，把它们的税负实质性地减少，以这种方式来给中国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