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等企业西进 传中央将出台产业转移方略

产业西进

新一轮产业转移热潮正汹涌而来。

富士康计划在郑州等地设立新工业园，英特尔-T关闭上海工厂并扩建成都生产基地，惠普在重庆设立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联合利华酝酿湖南新厂，海尔、格力、美的、TCL等家电企业计划或启动在内地建立新的生产基地……

大潮的蓄势待发并非始于今日。较发达地带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的快速攀升，金融危机下企业市场空间拓展的需要，使企业不得不思考把生产环节配置到成本更低的区位。

近年来，中西部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承接产业转移政策，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首个中央层面针对整体产业转移布局的指导方略近日也将问世。

这份名为《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意见》以“有序”为中心，志在扭转以往产业转移无序、盲目扩张局面、缺乏政府层面协调等“断层”问题。

然而，产业转移仍难一蹴而就：中西部地区承接转移产业能力不足、交易成本偏高等阻碍产业转移的问题亟待解决，部分东部企业仍有犹疑；被转出地区未来的“升级爬坡”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

历史经验来看，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区域发展格局重新洗牌，每次大的产业转移都会带给转出地、转入地以新的重大机遇。可以预见，本轮产业转移的推进，势必带来中国整体产业布局的深远变革。

转移加速度

加薪只是一剂速效药，分布东部沿海的诸多加工制造企业在劳动力要素发生根本性逆转的背景下，正掀起一轮西进的产业转移大潮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李鹏 孙莹 范若虹 刘琳 实习记者 胡健

7月9日，村民王长林又一次来到后宋村谷庄那一大片花生地旁边。看着广阔的田地，他每天心中盘算的，却是这里即将盖起的壮观厂房，和自己将要开始在富士康工厂里打工赚钱的生活。

富士康科技集团与河南省政府刚刚签约，富士康将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区航空港区的后宋村占地133公顷，开启其事业群在河南建厂的首期工程。

就在同一天，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涂兴永与他的同事们，则在畅想着这座城市将在全球IT版图上涂抹怎样壮阔的蓝图。不久的将来，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台湾企业在重庆的分厂将会形成年产8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产能，这将占全球笔记本电脑总产能增量的半数以上。两年前，这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此时，广东东莞市厚街镇上，步峰鞋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林鸿鸣仍在反复掂量着一道纠缠他许久的选择题：不断累积的成本面前，公司已经在广东清远探路产业转移，接下来，是否该以更大的力度向西挺进？

7月9日，平常的一天。但在观察者的眼中，所有这些都在悄然成为产业西进大潮中的新元素：

富士康计划在郑州设立新工业园，英特尔关闭上海工厂并扩建成都生产基地，惠普在重庆设立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海尔、格力、美的、TCL等家电企业启动内地新建生产基地计划……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新一轮产业转移大潮即将席卷中国大地。

西进，西进

富士康的到来，改变了王长林们的生活轨迹。

“我家不少亲戚朋友都报名应聘了。富士康建厂之后，我就可以在这里安心上班，再也不用开着黑摩的满街跑了。”王长林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王长林所期待的这家工厂，仅是河南省政府与富士康集团战略合作的一部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河南省和郑州市主要官员目前与富士康集团高层商讨合作具体事宜工作已近尾声，7月中旬基本上能尘埃落定。

对富士康来说，这不过是其西进布局落下的棋子之一。

6月初，12连跳事件余波未平，富士康为其广东工厂员工连续高调大幅加薪。而与此同时，6月8日的集团股东大会上，郭台铭便明确了向重庆、河南、江苏、山西等地转移部分事业群的庞大计划。

一位麦肯锡咨询师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指出，这是富士康早年就已确定的分割产业园计划，目前除深圳、昆山、北京、太原、晋城、上海等已投产园区，重庆、成都、武汉、廊坊、淮安、南京等产业园都在建设中。“有的边建设边生产，还有一些关于大型基地的规划也已成型。”

这一场景郭台铭并不陌生。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台湾开始第三次经济转型，岛内人力成本急速上升，平均工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产业升级遂成为最大命题。富士康、伟力创等代工企业纷纷迁移到大陆，业态已经相对成熟的制衣、制鞋、玩具等，则被千万台湾商人复制到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世界工厂”成为当时产业转移的结果。

而今，不仅是富士康，更多的沿海企业已在跃跃欲试产业转移。7月初，联合利华合肥生产基地六期工程悄然竣工。作为首家将生产基地迁往中西部地区的世界500强企业，该公司正在深入考察湖南及其周边地区，新基地建设已经列入战略规划之中。“向西去”成为公司长期坚持的战略。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制衣联合会会长梁俞昊2010年4月曾受江西九江、赣州、宜春等地政府邀请前往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即使不是现在，三、五年内产业转移也会形成潮流。”

梁在江西考察所到之处，已有广东企业生根发芽，“有些已经成为当地龙头企业。但主要是造纸、电镀、小化工等珠三角着力淘汰的企业类型。”

加薪变量

6月底，本是每年的开工旺季，协理超4000家鞋厂的东莞市皮革鞋业协会秘书长周伟东却一直紧锁眉头。

东莞市厚街镇，堪称珠三角制鞋业领头羊，约2000家制鞋企业以OEM（贴牌生产）为主，每年向外输出以千万双计的各式鞋子。整个珠三角“世界工厂”的声名正基于此。

“还有多少厂生意兴隆，实在难讲。”目光所及，满眼蓝色顶棚的大小厂房，周伟东却是一声叹息。

2009年，东莞开业的鞋厂457家，注销的鞋厂325家，可谓波澜起伏。而在东莞市外经贸局等部门的调查数据中，2009年，东莞有超过400家港澳台商企业终止运营，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包括了制鞋、纺织、五金、家具等行业。

“注销的企业中，确实已有不少厂是从东莞转向了其他地区。”7月5日，东莞市厚街镇经贸办主任王纪和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列入王纪和关注名单的制鞋企业有72家，“产值都在2000万元左右，用工数在900人上下。”

迅速攀升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催动企业重新思考产业转移的新触媒。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教授的监测研究发现，从2004年最低工资标准施行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薪资水平一直处于上升通道。“富士康并不是加薪潮的始作俑者。”

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至今，企业薪酬结构在逐渐理顺，农民工等各类打工者因此受益匪浅，但薪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普遍滞后的状态仍存。魏后凯认为，新一轮加薪因为触发于跳楼、罢工等极端事件，带有“速效药”的特点。

迫在眉睫的是，每年第四季度旺季缺工的现象或再重演，唯有针对性地加薪，才能挽留员工进而赢得工人乃至合作商的信任。

对企业主，加薪则是催化剂，势必催发企业支付的人力总成本的攀升。大至富士康，小至步峰鞋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是在“办社会”：对于海量员工，不但需要提供工作环境，还需要提供生活、娱乐乃至医疗、交际沟通等各类服务。对于企业主而言，这都意味着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增加。

多位企业主表示，加薪风浪再起之时，基本工资、五险一金、奖金、加班费、住房补贴等等，都在加薪风波中同步上涨，职工到手工资早已经超过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加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林鸿鸣对本刊记者说。

处于上升通道的成本项目，不止于薪资。在深圳龙岗、东莞厚街、中山小榄、广州新塘，企业主还面临持续上演的缺工潮，越来越急迫的环保、低碳生产标准，拓展必需但无法尽得的土地空间，以及财税、劳动保护等多年来一直依赖的灰色地带低成本。而对于东莞各级镇政府而言，土地、生态、环境、人口、治安，等等，已全面告急。

“正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加薪这个变量引发的动荡才如此巨大。”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教授说，汹涌舆情之下，产业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市场、政府、劳工都开始反思。

省内迁徙先行

对很多东部沿海企业家来说，省内的产业转移往往是第一选择：半径较短，稳妥、踏实。

6月底，对接广东东莞的东莞（韶关）产业转移工业园迎来了今年新三批集中向韶关转移的公司企业。“签约金额还未统计，但意向转移的企业数量不少。”王纪和说。

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苏南企业向苏北转移，福建、浙江一些产业也向周边扩散。“沿海省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促成这种转移的主要原因，省内的‘内陆’地区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选择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起步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的梦缘制衣公司，是当地最早向外产业转移的企业之一。公司负责人黄俊杰说，他2006年底接手家族企业时，产业转移的讨论，已然在新塘镇上千家制衣企业中蔓延。

梦缘制衣到了与广州直线距离60公里、车程一小时的清远。“当时还没有像样的工业园区，我们联合了几家企业一起搬过去，拿到了最优惠的政策。”新塘制衣联合会会长梁俞昊说，土地成本是这几家企业最看重的。相伴随的水、电成本也很低廉，“差额能达到15%。”

第二批进驻清远的，是步峰鞋业等“响应政府号召”的企业。步峰鞋业2009年8月受清远市政府邀请，赴清远建设了一个原料初加工厂，主要对鞋面用材料进行裁减。这被林鸿鸣称为“产业转移探步”。

“综合成本要低一些。比较明显的是土地；感受比较深的还有政府的各类支持性政策。”林鸿鸣说，清远当地结合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方针，采取“政府买单、社会承办、订单培训”的办法，培训员工，迁入企业因此获益不少。而伟达公司则在考虑邻粤的湖南郴州、江西赣州等地，因为“那里更接近生铁等原材料的生产基地。”地方政府往往成为产业转移的“背后推手”。

“双转移”是广东省政府的战略选择。“双转移”即产业转移加劳动力转移。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从而实现广东的可持续发展。

此次政府主推的产业转移，被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比喻为“腾笼换鸟”。在这一思路下，广东在粤西、粤北建设了33个省级产业转移园，与珠三角城市一一对接。

政府主推的“双转移”已经初见成效。据广东省统计数据，2009年，上述33个省级产业转移园实现工业总产值907.18亿元，增长17.08%；工业增加值232.33亿元，增长21.2%；创税53.1元，增长33.99%。共吸纳劳动力39.2万人，其中本地占68%。

西部热度

更加热切盼望这些企业迁徙的声音来自中西部。

为把富士康引进来，郑州市政府一位官员透露，郑州市政府承诺在土地供应、保障、税收、用工服务等各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利益让步”。

郑州市商务局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河南省人力资源成本很低，又有大量的职业技术学校提供专业人才，同时交通区位优势比较便利，物流成本低，水电气等能源价格较全国发达城市偏低等，这都是吸引富士康投资的因素。

至于为何选在郑州新区航空港区，该负责人表示，郑州市在招商引资方面基本上是一事一议，政府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优惠政策，企业选址，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根据城市整体发展规划，结合企业性质向其推荐。“如果企业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再商量。”

对于产业承接保持如此热度，不仅有河南。

西部重镇重庆市确立的六大支柱产业中，可以与加工制造业对接的包括装备制造业、材料工业、信息产业、轻纺劳动密集型产业。7月9日，重庆市发改委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重庆目前的招商重点，正是广东、浙江等传统的制造业强区。

在重庆政界，更有“惠普案例”之说。

2008年10月前，在全球IT版图上，重庆这个地名并不存在。随着惠普3600万台笔记本电脑项目的落地，重庆一夜成名。

“这3600万台笔记本电脑项目，重庆与惠普商定的是，惠普为龙头，只负责设计、销售，生产制造则外包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台湾企业。而按照富士康等代工企业提供给我们的产能规划，重庆有望形成8000万台的产能。”7月9日，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涂兴永告诉记者。

以重庆为中心，人口稠密、幅员辽阔的西南经济腹地，今年开始成为广东东莞、中山等地企业出口转内销的重要方向。

根据重庆市政府提出的规划，目前的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是46比54，而未来5年的此项比例将达到80比20。以全市3000万人口计算，城镇就业人口将在现有基础上增长23%。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市）的优势，在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等不利因素面前，不降反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许晓军教授，曾多次赴重庆的职业技术学院培训师资。他预计，重庆现有的几十所大专院校、中职院校，可以为产业升级和转移提供超过100万个知识型劳动力。

江西、广西、四川、安徽……“最近几年，来自东部的投资额明显上涨，中西部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已经从原来的星星之火发展至现在的热火朝天。”国家发改委相关人士说。

不同的心思

然而，一些东部沿海企业仍然犹疑。

尽管认可产业转移大趋势的判断，但步峰鞋业董事长林鸿鸣说，“转还是不转，怎么转，企业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复杂了。”

2009年8月步峰鞋业受广东省清远市政府邀请，赴清远建设原料初加工厂时，东莞厚街镇主管工业的副镇长就在“送行宴”上反问林鸿鸣：“清远的乡镇能有这么多熟练技工吗？你不怕更严重的缺工潮吗？”

步峰鞋业此后的实际情况，被这位副镇长言中了。而在厚街镇，有中国最多的制鞋技术工人聚集，即使在缺工潮最严重的时候，这里仍然能满足开工、两班倒的要求。

“硬件条件好具备，但企业多年经营积累的市场客户、品牌、信誉、营销网络，这些软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具备。这也是我们只迈出一只脚的原因。”林鸿鸣说。

周伟东对产业转移态度同样谨慎。他曾率队赴产业转移的不少承接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当地的行政、法制环境还是较东莞差距不小。

“工商、税务、海关、规划、报建等行政审批环节效率很低。”他表示，“也见过效率高的”，很多想做承接地的乡镇，不惜违反法律法规，违法征地、用地，被媒体称为产业转移新圈地运动。

面对产业转移带来的新变，转出转入地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心思各有不同。

东莞本是20世纪90年代东亚各地产业转移的受益者，现在却要经历产业转移带来的空心化问题，阵痛难以避免。

东莞市经贸局副局长罗斌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指出，东莞确实步入了产业升级、发展模式创新、社会转轨、体制转换的关键拐点。

现在，东莞正在变被动为主动。比如，推动一部分“四纯两小”项目（纯电镀、纯漂染、纯印花、纯洗水和小规模造纸、小规模制革六大行业）进行梯度转移，同时巩固电子信息、服装、毛纺、家具、五金模具等优势强劲行业的地位。再比如，着力保持各个行业的全行业、上下游综合优势，以保持产业链条的完整性和竞争性。

而能否实现大规模、行业性产业转移，正是广东省政府层面的忧虑所在。广东省政府政研室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说，广东省一般认为，产业转移的窗口时间是3~5年。在这个时间内，产业转移承接地如果不能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出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强化产业配套能力，其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将非常有限。

从发展阶段来看，产业转移一般是生产制造中心先转，销售机构再转，研究开发机构紧随其后，直至公司总部。这样的发展规律，对转出地、承接地，都是历史性的考验。

“为转入企业准备优惠政策已经不是招商引资的一个硬件东西，更多是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比优惠政策更重要。”宁夏石嘴山市市长张作理对记者说。

对于东部沿海企业常常担心的产业链打通的问题，张作理说，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一担忧，根据其自身煤炭储量丰富、煤炭机械制造业原来为军工企业，同时有技工大学可以培养产业工人的优势，他们在强调“产业链招商”，全力争取迎接矿产机械产业的转移。

“铸造、热处理、机械加工，这些基本的产业链内容我们已经具备，我们选择的产业也必须具备有产业链的基本条件。”张作理说。

“经济距离、供给能力、市场需求、基础设施的变化，是产业转移的主要变量，本地区适合发展什么产业链，打造怎样的主导产业、产业集聚群，产业转移承接地要心里有数。”魏后凯说。

指导方略紧盯“有序”

《意见》旨在扭转以往产业转移中无序和盲目扩张的局面，以及缺乏政府层面协调等“断层”问题

文/《财经国家周刊》实习记者 胡健 记者 刘琳

首个中央层面针对整体产业转移布局的指导方略即将问世。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这份名为《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意见》（下称《意见》），将于一到两个月内出台。《意见》以“有序”为中心，旨在扭转以往产业转移中无序和盲目扩张的局面，以及缺乏政府层面协调等“断层”问题。

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是国家第一个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国家发改委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最新出台的《意见》与之前皖江城市带的规划在内容上可以说一脉相承。”

最近两年，中西部很多地方政府对承接产业转移都表现出极高热情。“中西部如何承接、吸引产业转移，宏观布局上需要有秩序，这方面管理很难，又要让它活，又不能让它乱。”上述国家发改委人士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本次《意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以开发园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硬平台，加强园区集约化发展，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提高经济效率。

产业转移大潮将至，但承接质量不高，地方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着力打造承接园区硬平台，无论对各项优惠政策集中实施还是对各地区形成错位竞争、协调发展都是一剂良药。

“承接地不能遍地开花，要选择一些高起点、高标准的地区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不能有条件没条件都来搞产业承接。”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说。

国家发改委人士表示，“产业相对集中的区域，将形成一个具体的经济循环，劳动力实现本地就业，经济效率得到提高，收获更大的社会效益。”

先于《意见》，工信部于7月2日发布了《关于推进纺织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参与该指导意见制定的工信部人士认为，“我们鼓励园区式承接，使产业相对集中和配套，并且形成块儿状的产业经济优势。”

《意见》还明确提出了“提升式承接”，认为产业转移不是东部产业平面位移至西部，园区平台对于产业集群、项目集中大有裨益。

在《意见》中，对于如何建立东中西部地区良好的合作机制、让企业主体真正成为主体，将被作为核心问题来加以疏通、引导。

《意见》认为，产业转移，必须明确企业作为主体，同时承接和转出两方政府需要顺利完成产业交接棒，发挥穿针引线功效。以前东部企业往往自发、盲目地去中西部“找婆家”，《意见》出台后，两方政府的行为都将被规范。

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珺及其团队在《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报告中，就有关中国产业转移的不足发表了意见，指出很多产业转出方政府，对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园建设、园区规划、资金投入、建设管理、招商引资和引导产业转移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仅限于协助招商。

针对转出方政府不积极的现状，作为示范区，皖江城市带正在践行跨区域合作共建开发园区。根据《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的相关规定，合作共建期间，皖江城市带与沿海地区政府，在引进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按一定比例分成，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可以按比例分别计入。

国家发改委人士强调，“促进区域间政府形成良性合作机制，东中西部良性互动发展，目的是使企业更多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投资失误，减少机会成本，形成共赢。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企业主体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角。”

企业主体地位得不到彰显，与一些承接地政府投资软环境较差的现实也直接相关。

有的园区能够打出“只要过来一切都好商量”的口号，承诺给入驻企业提供相应的政策扶持。但承诺是否能够最终兑现，产业政策能否持续稳定，公共服务能否及时跟上，知识产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等问题，往往令企业心存疑虑。

区域经济专家魏厚凯则认为，政府角色从管理型过渡至服务型才是根本之道，合作机制更像是妥协的结果，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实现企业用脚投票。

梯度转移“标本”

在“产业转移”渐成席卷全国的热潮之时，联合利华作为首家将生产基地迁往中西部地区的世界500强企业，其故事具有标本性的意义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周燕

炎炎夏日，联合利华合肥生产基地六期工程悄然竣工。不同于一期二期工程完工时的张灯结彩，六期工程的竣工低调安静。“生产规模一直在扩大，现在已经六期完工了，慢慢习以为常，不搞剪彩之类了。”7月8日，联合利华大中华区副总裁曾锡文对本刊记者说。

扩大合肥生产基地并非联合利华对内陆地区市场的唯一部署。频繁见诸报端的联合利华将于湖南宁乡建立生产基地一说，从侧面印证了公司布局的大手笔。曾锡文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此事，不仅会研究湖南地区，也会详细研究其周边，新基地的规模在初期或许不如合肥基地，但是会慢慢扩建。“我们今后产品要想覆盖全中国，估计在中国需要3至4个生产基地。”曾锡文说。

自2003年始，视中国为“不可放弃的市场”的联合利华即把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往安徽合肥，投资额从最初的20亿元人民币扩大至目前的120亿元人民币。此外，在内陆其他城市新建生产基地的规划也在不断推进，“向西去”成为公司长期坚持的战略。

离开东部

曾锡文介绍，联合利华在1998年讨论当时的下一个十年战略时，即把工厂内迁提上日程，并于2001年至2002年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调研，“主要从土地资源、能源供给、劳动力成本与物流成本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内迁之前，联合利华的生产基地位于上海。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不能建设大规模的工厂，因此，名为生产基地，实则是7个分布在上海不同地区的工厂，很难有规模效应，管理成本也高。土地资源紧张的必然结果是土地价格的飙升，这对于生产日用快速消费品的联合利华来说，是一大隐忧。“日用消费品生产商的利润率一般并不高，是以量取胜的。”一位长期跟踪消费品行业的分析师说。

更大的忧虑来自于东部城市的能源供给状况。“有时候一个月停电3~4天，按照当时的产量和价格计算，损失要超过一个亿。”曾锡文介绍。

同时，物流成本也是心头大患。工厂的运输半径在1000公里左右，然而，若以上海为圆心，这个半径覆盖的面积中，一半落在东边的汪洋大海，不能被利用。劳动力充裕似乎成了上海唯一的优势，即使如此，每年的春节前后以及农忙时节，也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从各个方面看来，这里的条件都不再适合作为生产基地，因此，迁移便成为势在必行之举。

内迁还是外迁?

生产基地要迁出土地、资源、劳动力、物流构成的综合成本高昂的上海。但是，离开上海后应往哪里去？

将基地迁往以劳力成本低廉及政策优惠多著称的印度及东南亚国家，是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流行的做法。

然而，曾锡文并不这么看。他介绍，联合利华在印度也有工厂，但主要针对当地，印度高速公路系统不完善，更适合分散建立工厂，设立大型基地并不合适。

曾锡文认为，工业体系不仅包括劳动力资源，还包括运输、能源等。此外，还有产品配套成本，例如生产快速消费品，包装、原材料等都影响综合成本。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范剑勇的看法与曾锡文不谋而合。他认为，印度等国家的基础设施及制度环境皆不如中国，所以虽然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的确远低于中国，但是其他方面的缺陷又增加了负担，“总的成本还是比在中国投资大，应该不会有产业的大规模转移过去。”

一位经营饲料生产的厂商的经历验证了上述说法。该厂商负责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他们曾将生产基地迁往越南，但基地的经营并不成功，已经在考虑迁回中国。他表示，当地法制不健全、人员管理困难，远离正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这是越南工厂无法成功经营的主要原因。

据曾锡文介绍，对于消费品行业来说，人口基数与收入水平的乘积构成消费基数，是衡量市场潜力最重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衡量下，“中国是我们不可放弃的市场。”

所以，生产基地迁出上海之后，需要找到一个综合成本低且能够覆盖大量消费需求旺盛地区的中国城市。

梯度转移

安徽合肥地处长三角腹地，不仅交通便利，劳动力、电力与土地供应都非常充裕，最终被联合利华相中。

但是，生产基地的转移不是一蹴而就的。

当时的联合利华还是一个中外合资公司，中方股东为上海轻工控股集团（下称上海轻工），是上海的老牌国企。转移生产基地与上海轻工的战略不吻合。因此，为了顺利实施生产基地的转移，联合利华最终斥巨资购回了上海轻工的所有股权，成为独资公司。

除了收购股份，转移生产基地的成本还有很多。“旧的厂房和设备都带不走了，还要支付上海工厂员工的补偿金。”

当时的上海对于联合利华迁址并不理解。生产基地外迁，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税收收入与就业机会外迁，“出走上海”成为当时媒体对联合利华此举的评价。有好事者甚至将联合利华与上海的关系形容为“当爱已成往事”。

然而，日后的事实表明，联合利华的战略是一种梯度转移，获益的不仅是合肥与联合利华，也包括上海。

在生产基地西迁的同时，联合利华正将更多的研发、采购及管理等方面的资源引入上海这个中国总部。据曾锡文介绍，2004年迁厂进入尾声时，公司在上海的工作人员从2000多人锐减至900余人，留下来的“都是管理人员”。“这说明联合利华从未放弃上海。”一位消费品行业分析师评论。

2009年9月9日，联合利华全球第六个研发网络核心——上海研发中心正式落成使用，标志着中国成为联合利华全球研发重镇。

曾锡文表示，目前上海的员工又达到了2000多人，但已经不是以工人为主，而是技术人才与管理人员为主，其中有博士学位的超过300人。

至此，联合利华的战略已非常清晰，即把上海做成研发、采购和管理中心，合肥则成为生产基地。曾锡文将这个战略描述为“梯度转移”。

布局中国

生产基地迁往合肥后，的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合肥土地资源较上海丰富，公司在当地拥有800亩工业用地，原先散落在上海各地的7个工厂都集中到一起，成为一个大型生产基地，不仅大大缩减管理成本，还能满足不断扩大产能的需要。

充裕的电力供应与劳动力供应也为公司省却大量成本。到合肥后，“几乎没有遇到过停电。”而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安徽，自然不乏工人的来源，“极端情况下，招100个人，会来2000个人应聘。”

此外，合肥的地理位置与周边的公路条件使产品可覆盖东边的长三角及湖北、江西等地。

因此，工厂迁址后联合利华的综合成本下降了30%左右，3至4年就收回了转移成本。

曾锡文表示，今后的目标是将产品覆盖全中国，新基地的选址需要综合考虑出口与供给国内市场两个因素。新工厂的选址将会考虑针对珠三角、西南、西北等地的消费者，“我们要贴近顾客和消费者。”

这也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范剑勇的看法一致。他认为，产业转移需要考虑的是两个根本因素，即对产品的需求及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中西部地区需求旺盛的产品，生产商自然会考虑在当地设厂。此外，中西部地区在生产要素价格上具有优势，比如，土地、电、煤等资源的成本比东部低得多。

面对劳动力成本提高并由此引起的工资上涨及可能的劳动力短缺，曾锡文认为，劳动力成本只是综合成本中的一部分，影响不会很大。

中国产业转移规模将越来越大

从中国产业转移的实际看，最主要驱动因素还是成本倒逼；劳动力成本变化是本轮产业转移最基本的动力

文/王一鸣

产业的空间转移是区域发展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区域间相对地位以及相互间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上，并引发新一轮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也是金融危机后区域发展格局调整的必然趋势。从历史经验看，每次大的危机都会带来区域发展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相对地位的提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势必影响到企业生产成本。把生产环节配置到成本更低的区位，就成为企业规避风险的必然选择。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也与外部环境变化直接相关。为了降低成本，减少风险，拓展市场，企业往往将对土地、资源、劳动力、运输等成本敏感的生产环节迁移到成本相对较低或市场潜力更大的区域，从宏观上看，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优化生产布局。

从中国产业转移的实际看，最主要驱动因素还是成本倒逼。

近年来，受土地、能源、劳动力和生态环境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受到制约，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步伐加快。

劳动力成本变化是这一轮产业转移最基本的动力。在劳动力工资维系多年不变后，2010年以来各地区普遍出现“涨薪潮”，大大压缩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生存空间。据有关资料，2009年东部人均工资高于中西部人均工资接近30%，这直接推动一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与此同时，中西部一些钢铁、石化等原材料产业因原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也出现了向沿海地区转移和布点的现象。

除了降低成本以外，市场拓展也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出口加工企业受国际市场预期不明朗的影响，更加注重开拓国内市场。如电子、家电企业纷纷在成都、重庆设立新的生产基地，除了当地的优惠政策外，就是看中了西南地区两亿人口的市场，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向河南转移，也与河南近一亿人口的市场吸引力是分不开的。

政策引导也是重要因素。政府“有形之手”的推动，推动了产业转移进程。如广东省2008年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促进了珠三角地区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广东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转移。工信部出台了《关于推进纺织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加速了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的步伐。产业承接地区推出的各种优惠政策，对企业转移生产能力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虽然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有比较优势，但也受到配套能力、物流体系、软环境等方面的制约，一旦低廉的要素成本优势被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所抵消，就失去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

产业配套能力是重要瓶颈。对一个企业而言，原料和零部件采购半径十分重要，这往往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成本，如果配套条件不好，或者配套产品技术落后，质量达不到要求，企业要远距离采购，就会大幅度增加成本。技工短缺是重要制约因素。中西部当地的工资水平往往难以吸引到高素质技工和工程师，也影响到产品质量和企业提升竞争力。

物流速度和物流成本对产业转移有重要影响。在市场竞争加剧条件下，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这就需要尽量缩短组织生产、产品面市、市场反馈整个过程的时间。物流成本也直接影响到企业选择转移地的决策。软环境决定交易成本。地方政府往往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来企业，但信息不透明，办事效率低，交易成本高，会使优惠政策大打折扣。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调整，中国产业转移规模必将越来越大。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产业转移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与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与适应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