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三大机制支撑

编者按：

2010年是中国经济的转变之年。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河南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之策、关键之举。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下大气力、下真工夫，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做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务求取得突破性进展。

那么，那些活跃在思想和经济领域第一线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们是如何思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历史命题的呢？民营企业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潮流中该如何作为？本报近期将陆续推出对这些学者和企业家的访谈文章，以飨读者。

“我们要从产权、价格、税收机制来解决问题，这些机制如果不发生作用，转变发展方式将会很难。”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强调：转变发展方式更是一个系统，要从体制上根本改变。比如对干部的考核体制，是单纯考核官员任期内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还是考核就业、民生、环境等等。

转变资源型发展靠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廉价的所谓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直接导致了中国过去的GDP增长建立在高消耗、高耗能、高污染基础之上。

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6年，我国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5%,但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15%，消耗的钢材占30%，消耗的水泥占54%，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我国主要产品单位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500多倍，我国木材综合利用率只有40%，而林业发达国家的木材综合利用率已达80%。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严重缺水，很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的30%。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对于中国现在的资源环境问题，周天勇认为必须从三个机制上来解决：

一是价格机制。比如淡水，现在我国最大的用水供给量是8000亿立方米，将来的用水缺口将会在2000到3000亿立方米。按照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节约用水的意识还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只有依靠价格来调节人们的生活习惯，他说：“当资源型产品价格高到人们无法维持传统的生活时，公众在物价的压力下，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消费结构。生活方式才能从能源密集型向能源效益型转变，发展才能可持续。”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至关重要。

二是产权机制。健全现代资源产权制度和环境产权制度，尽快形成科学合理的资源环境补偿和交易机制。经济学中的“公地的悲剧”便是由于产权不明晰导致的。比如，对于中国的林地与草原的产权问题如果没有合理的产权机制，将无法改变现有的生产经营状况，对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均没有益处。

三是税收机制。我国资源税的课税对象为各类自然资源，征收目的主要是强调资源使用的有偿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资源开发利用各相关经济主体间利益关系。由于长期以来，资源税负担较轻，导致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中国目前的资源价格机制既不能反映资源需求的稀缺程度与市场供求关系，也不利于运用市场化手段促进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很少考虑到资源开发中的浪费及严重的环境污染。这就提醒每个人、每家企业要意识到资源、能源的重要性，强化全社会的节能环保意识。而税收杠杆对于节约资源、减少排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合理地充分地利用各种不可再生资源，都将起到实质性促进作用。

“刘易斯拐点”还不会出现

与能源紧张、环境破坏等系列问题接踵而至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沿海城市出现了因工资太低导致的“民工荒”，造成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有经济学家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

周天勇并不同意上述看法。他认为，“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他说：“如果说人口红利在减少还有可能，但是‘刘易斯拐点’现在还不会出现。”

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这样描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现象：在农村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情况，只要工业和城市部门给一定工资就能吸收剩余劳动力，非农产业就业工资会偏低。随着非农产业发展，农村富余劳力基本用完时就会出现一个拐点，劳动力价格将上升。

之所以有关于中国临近“刘易斯拐点”的说法，是由于富士康系列自杀事件引起的加薪潮和本田停工事件，自杀和停工的极端事件被看成是提高工资的契机，可是，是否中国现在不涨工资就招不到工人呢？

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那个“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的拐点的出现，都是和农业现代化程度紧密相关的。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有了极大的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工业化进程与实现现代化方面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10.6%，而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则仍达38.1%，而在2000年，美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6%、5.1%、10.9%和11.5%。由此表明，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

周天勇列出一组数据：“在国外，美国一个家庭的农场面积3500亩，拉美的农场更大，有万亩到十几万亩的，欧洲是200-500亩，韩国、日本的一个家庭也都是30-50亩，而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是5.6亩。”中国现在13.3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大概有7.2亿，从事农业劳动力有2.97亿，而我国的耕地面积只是18亿亩，“说明中国仍然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

提高服务业就业比率

由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绝对量和比重都相当高，使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仍然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不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实现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二三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不可能短时间吸纳如此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而且第二产业本身的技术进步和现代化进展和其吸纳劳动力的程度是成反比的。

而关于“民工荒”，劳动力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缺口。造成这些原因的有几个方面：首先是人口流动依旧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以及城市生活消费水平提高，进城打工的成本提高，导致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速度放缓；其次是劳动力所具备的技能与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不匹配，导致岗位招不到人；另外一个原因，也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20岁-39岁人口在2000年之后开始减少，这正是专家们担心的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开始。

周天勇还认为，我国的GDP总量与我国的就业结构比例不甚合理。在去年，我国的GDP已经达到25188亿美元，人均GDP已经达到3650美元，那么按照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比较，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应该在65%，而我们现在只有36%，远低于全球平均67％和发达国家平均73％的水平。2008年我国服务型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只有40.1％，而发达国家平均6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

在周天勇看来，提高服务业就业比率主要还是靠大量发展中小企业。“大企业与小企业有功能的不同：大企业增加GDP和税收显著，可以强国和强财政；而小企业则是增加就业，则是劳动力能获得收入，是富民。其实中小企业就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是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增加就业人口、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应该多进入服务业，并且民营经济要在节约资源、创新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能够成为主体，还在于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特别是实现创新成果市场化的主体。周天勇谈到：“很多时候民营经济在技术创新的使用方面很有成就，而且他们都是赚钱的，而这些技术国有企业一搞就亏损，所以许多新技术在国有企业搞不了，在民营企业搞得就很好。”（19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