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心跳：触摸台湾

行走台湾，阅读台湾，是一个由彼及己的过程，明白了对方也就明白了自己。同为炎黄子孙，两岸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但都是中国人为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实践和探索，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共同的财富。

触摸台湾

文/本刊记者 胡 浩

5月5日，我从上海飞往台北，上海正值世博会开幕，整个城市气度张扬，不管是世博还是奥运，每逢盛会，中国人都尽情宣泄着一个不停取胜的追赶者的欣喜——中国的GDP在2008年超过了德国，在2010年又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飞机离开炎热的狂欢中的上海，经过香港周转，在台湾海峡上飞翔，能见度很好，能看见海面像丝绸一样光滑平缓，甚至还能看到轮船。

许多民族都曾经或正在被阻隔着，或许是漫漫海峡，或许是一堵墙，或许是人为划出来的线条。阻隔带来了太多的伤痛，但也带来比照的可能，跨过海峡的人，都想看一看彼岸的中国人因为这么多年的分隔变得有什么样的不同。

依然是商业的力量，率先在海峡间流动的。最初的台商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大陆沿海，财大气粗地到处探访穷亲戚，带来了稀奇古怪的洗发露、电吹风。他们开办工厂，将闲散的年轻人训练成流水线工人，将世界的订单引入中国。他们带来的卡拉OK、眼镜店、影楼、咖啡馆、豆浆店，自自然然地融入了大陆人生活的角角落落……当然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往往还会顺便在大陆包上一个二奶。

时过境迁，现在却是台湾看着大陆的一个又一个省份在跟前超车：2008年，台湾的GDP为4016亿美元，已经被广东（5100亿美元）、山东（4500亿美元）、江苏（4300亿美元）所超过。现在，台湾的企业界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态？

慢慢地看到了舒缓的海岸线，绿色的林地以及黄色的泥地。1504年，葡萄牙的水手们看到这里，用葡萄牙语大声叫“福尔摩莎”——美丽的岛屿，后来成为了台湾的英语名称——Formosa。

白岩松说，台北是距离我们最为遥远的城市。飞机降落，我的脚踏在这片土地上，闻到了亚热带微腥微甜的风，看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旅程开始了……

台北：老旧中的生机

●了解台湾，首先是从这里的城市开始，台北很少有炫目的建筑和开膛破肚的工地，老旧建筑像是神秘抽屉，传递着岁月的沧桑，传承着从历史走向未来的人文力量。

从桃园机场出来，看到的植物与建筑都很熟悉，像是福州或者厦门，但更陈旧一些。机场高速上行驶的都是日系车，豪车寥寥。没有大陆常有的关于房地产的豪华广告牌。

进入市区，看到了圆山饭店黄色屋檐上翘的房顶，但其他建筑依然不让人振奋。又过了一会，远远地看到了传说中的101大厦，突兀地立在众多低矮的建筑中。

带着困惑，抵达了宾馆，电梯很旧很窄，只能容纳四个人。所幸这个地方在信义路，走出去就是台北腹地。连续几天，都在这个城市漫游，一点一滴地感受这个城市的气场。

台北的确是一个老旧之城，传递着岁月的沧桑，台湾已经很多年没有像大陆那样做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了。而在大陆，城市与人，都在面临不断的颠覆与重建，到处是塔吊林立、开膛破肚的工地，各种建筑像雨后的蘑菇一样疯长。

全球的人流、物流、现金流，都在涌向大陆，汇集成无限的机会流。

行走在台北的人们，带有一种宁静的姿态。而在大陆，人口正从农村流到城市，北漂，南漂，到处是远离家园、神色匆匆的人们。众多的台北人中，我觉得最有特色的是中年男子，看上去充满了知性与平和的快乐，大陆的中年男，要么因为事业有成而飞扬跋扈，要么因为不得志而抑郁萎靡。

老旧的台北到处藏匿着往事，许多历史人物的故居散落其中，他们的精神在暗处散发着光芒。

胡适是在台北终老的，他的故居位于台北南港区“中央研究院”院内。房舍掩映在茂密树丛中。推门进去就别有洞天，客厅里有赭红色书柜、卡其布沙发、老式滕椅，还有他亲笔墨迹“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一九五八年，胡适回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六二年，在家中招待朋友时突发心脏病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林语堂的故居，位于台北市郊阳明山的半山腰。阳明山有活的火山口，能闻到淡淡的硫磺味，经过一条树木蓊荫的路，才看到这一别致的建筑，粉白色的墙、蓝色的琉璃瓦，深紫色圆角窗棂。林语堂非常喜欢这个房子，在文章中写道：“空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还是一个发明家，在展示他的生平掠影陈列柜中，有一台中文打字机，这就是1947年林先生发明的“中文明快打字机”，他独创了汉字上下结构输入法，不懂中文的人也能照着汉字的形状输入。他倾其所有，筹集了12万美元，请人铸造了历史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由于成本太高，无法批量投产。

钱穆先生的故居隐藏在台北东吴大学校园的西南角，是一处幽静的院落，院门挂有“素书楼”的木牌。院内有红的枫树，黄的竹子。钱穆于1967年从香港迁居台北。从此，钱穆在家授课23年，客厅即讲堂。有的门生连续听课20年，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学生按辈分或与先生同桌，或坐在厅内一角。

1990年6月1日，96岁的钱穆为了不担“霸占台北市地产”之名，毅然搬离了素书楼，居住到台北市杭州南路自己的宅子，8月30日就离开了人间。素书楼重新开放的时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特地向钱穆的遗孀行三鞠躬礼致歉。

胡适、林语堂、钱穆，他们三人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五四”。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教育的目的……他们那些写于九十年前的文章，于当下的中国依然有许多启迪。

还有一个人要提到，5月8日是邓丽君的忌日，她已经离开我们十五年了。那天，我们出了台北，沿着海边开了很长的一段车，进入寂寞的山地，找到了她的墓地。这里依山傍海，有她的金色的雕像。墓前铺满鲜花与卡片，都是写给她的话。邓丽君是一个传说，也是大陆从台湾那里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之一。

那些台湾人与他们的故事

●从建筑，然后到人，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感受最深的是普通人的温和与执著，“精英”们对待财富与地位的优雅与宁静，也许他们早已度过了那段狂躁的岁月。

普通人：温良恭俭让

有一天在咖啡馆，一个大陆朋友失手打碎了杯子，闻声而至的服务生连忙说的是：“没关系，没关系，伤到没有？”而大陆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杯子要多少钱？服务生大惑：“杯子不要钱，没有伤到就好。”

画家陈丹青说他的台湾行，触动他的并非阿扁的遗患或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这种微不足道的琐碎。从中看到台湾人的“温良恭俭让”。所谓“温良恭俭让”，现代的说法叫做“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陆常说的所谓“底线”。倘若温良恭俭让被养成集体的习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败。陈丹青说：“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认真，台湾人的恭谨有汉民族的温润松爽，不给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规矩兢兢业业，台湾人的周到透着家常的欢然，并不板着脸。”

而这种“温良恭俭让”，实在并非假装——集体性的温良恭俭让，装不出来，也装不像，我所以觉得以上种种情状难以举证描述，并非指社会的精英，而是在街市随处遇见的人。

一个城市的人文素养如何，其实可以看书市的水平。在台北，除了便利店，特别多的便是书店。我曾在半夜，在101附近的诚品书店里驻守。书店里依然有不少的人，有情侣、学者、工人甚至流浪者。午夜时分，拥书而坐，这一幕让人感到温馨。正是这些挑灯夜读的人，将台北变成了一座充满诗意、思想不打烊的书城。在大陆，通宵的多是歌城、洗浴中心，甚至是商场，但不会是书店。

被登山梦俘获的公司职员

高铭和是台湾第一个攀上珠峰的人。那已经是1995年的事情了。

之前，他也是公司职员、上班族类，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但他的生命轨迹因为山而改变。

他给我看了那些美轮美奂的照片，比如朝霞洒落的雪峰，比如8848米上鸟瞰的云海。最漂亮的是喜马拉雅山上的星夜：满天的星子，仿佛童话中的世界，夜空碧澄，星星明亮饱满，甚至是硕大，仿佛伸手可摘。

然而就是这些美景，让高铭和付出惨重的代价，严重冻伤，失去鼻子、所有的手指与脚趾，做了15次手术才重拾人生。

我看到高铭和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头白发，60多岁的老人了。特别乐观，历尽的各种苦难，都是用淡淡的幽默来化解。

最初的时候，他过着常人的生活，闲暇时就去登山，而台湾最高的玉山不到4000米，台湾政府在那里修筑了于佑任的铜像，使玉山理论上跨越了4000米。但也引来众多的登山者爬到于老先生的头上彰显雄伟。

征服了玉山，高铭和登山上瘾了，因为工作关系去法国、去美国时都不忘登山。老外们问他来自何处，他说来自中国，老外不解：“最好的山都在青藏高原，你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

高铭和一寻思，登山当登珠穆朗玛峰，不然就是登遍群峰也枉然。于是，他便被这个梦想所俘获并狂热地去完成。他马上向尼泊尔寄信申请攀登珠穆朗玛峰。没过多久，高铭和收到回信，尼泊尔方面同意他登山，但时间排在一年半之后。

高铭和大喜，但回信的文末有小行字让他忧虑——“请付登山费50000美元。”在台湾，登玉山也要钱，不过只要新台币10元。

他以为对方小数点计错了，又写信询问，结果的确如此。这五万美元要难倒英雄汉。打电话问美国的登山朋友，说没有问题，但这只是小钱，大钱在背后，登珠峰没那么简单，是一件庞杂的系统工程。美国人预算，至少要500万美金。

对于高铭和来说，不异于天文数字，他没有美国人奢侈，精打细算一番，最少也要800万元新台币。于是，艰辛的筹钱之旅开始了。

他去找“立委”，认为“立委”肯定有钱，不料大多不接电话，唯一接的一个还笑曰：“竞选很需要花钱，请高先生一并筹集一点。”

他又拿着《天下》杂志的企业排行榜，一家一家的找，但无人愿意把经费扔到他头上。一晃大半年过去了，美国的朋友问他筹了多少钱，他羞涩地说，只差790多万新台币。

难道登珠峰的梦就要落空？

他唯有不停地给企业打电话，终于有了突破，一家口香糖公司愿意赞助，但是是现货，给他1000片口香糖。怎么也算是个突破，高铭和答应了，第二天，口香糖公司就把货送上门，却是10000片，说是请高先生到了珠峰，请各国朋友分享。

现货模式有了突破，奶粉、咖啡、帐篷一样一样进来，高铭和的家里像一个杂货铺。他为了登山，几乎给全台湾的企业广撒英雄帖。终于又有意外的突破，一天，台湾的中国石油公司给他打电话，愿意提供赞助，条件是他攀上珠峰之后展示公司的Logo。

这有何难？几乎绝望了的高铭和一口答应。对方问需要多少经费，他斗胆报了一个1000万新台币。没几天，对方即邀他到公司签约。到了中国石油，对方的高管笑曰，因为公司经费紧张，只能略有表示。高铭和“刷刷”地翻过厚厚的协议，直接找到赞助金额一项，但见：500万新台币！原来，台湾“中国石油”喜欢按报价打对折，此言不虚。他直后悔没有直接报一个2000万元。

在珠峰展示企业Logo的方式很有效，再加上台湾“中国石油”的领头羊效应，高铭和靠此方式一口气拿下了剩余的赞助。他的任务就是在珠峰要展示10多家企业的Logo。

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尼泊尔导游在营地里扎起了藏传佛教的幡旗，高铭和则把分别印有10多家公司Logo的小旗子串在一起，相映成趣。

那次一起登山的还有新西兰和美国队，但离峰顶100米的时候，尽管阳光灿烂，尼泊尔人夜观天象，认为会风云突变，劝高铭和退回营地。他不愿放弃，而身边的美国人、新西兰人也不愿意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却步。

他们如愿登上了峰顶，在尼泊尔人的催促中，他赶紧给那些印有商家Logo的旗帜拍照，最遗憾的是拍自己的队旗时，给拿反了。

下山途中，风暴来临，漫天风雪，无路可遁。高铭和与周围的人失散，被困山上一夜，那也是他一生中最漫长最凶险的一夜。

第二天，昏迷的他被尼泊尔人找到，运回营地，在那次灾难中，美国队与新西兰队共有8人遇难。他幸存了，但却严重冻伤。

于是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做手术，消沉数年，不知生命的支点在哪里。一家台湾媒体曾这样来形容他的事迹“曾经辉煌，从此遗憾”。

给我说完这些，高铭和神色淡然，亦无风雨亦无晴。

他不想遗憾，随着身体的康复，他发现自己还能走，还能照相，于是他有了一个“百岳”计划，也就是要拍下一百座中国山峰的照片。于是他奔赴大陆，开始拍一座又一座的山，到现在，已经拍了50余座了，预计到2012年可以拍完100座。他认为“曾经辉煌，从此遗憾”应该改为“曾经遗憾，从此辉煌”。

生意人的优雅

台湾人都知道胡须张，因为这是台湾最大的一家卤肉饭连锁。

在吴兴街的胡须张总店里，有一面墙，上边有许多盘子，都是名人们吃完卤肉饭之后的留言。马英九与陈水扁签名的盘子并排摆在一起。

卤肉饭很民间很草根。胡须张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做到现在，历时25年，现在台湾和日本有几十家分店。那天，在店里见到胡须张的董事长张永昌，一位很可爱的老头。张永昌的团队其实很强大，手下几个高管有博士，也有从培训公司挖来的专家。

闲聊中，我以惯常思维，问张永昌，为何不到大陆再去开N家店，把胡须张做大做强做上市？他就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做上市呢？上市有什么好，样样要被资本方监督。我心里一惊，是啊，为什么一定要做上市呢？上市就是企业的终级目标吗？

在大陆，成功者如季琦，完成了上市的帽子戏法。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上市就意味着身价狂翻，功成名就。

张永昌说他不想上市，现在也不想把公司做太大了，“我想用十分力做七分事”。这亦是一个反差，大陆众多的企业，都是想用七分力甚至是三分力去做十分事。

这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在大陆，一方面机遇多多，另一方面竞争惨烈，任何一个模式稍有成功，模仿者杀价者就铺天盖地而来。所以，必须飞快地跑，不停地做大，赢者通吃，强者恒强。

而一旦成名，资本闻风而动，你不去找资本，资本也要来找你，然后就被胁持到云端。

张永昌的慢逻辑，也不见得错。台湾经历过数十年狂奔之后，开始出现一些为商业而商业，为手艺而手艺的企业。他们做公司的目的，还在于享受其中的乐趣，比如一直钻研一份小小卤肉饭背后的无穷奥妙。同时，不扩大规模，也是想享受“小国寡民”的融融之情。这种方式，亦是走向百年老店的一种方式。在德国在瑞士，有许多这种具有匠人气质、艺术气质、生意人气质的企业。

这让我联想到在台北夜市上的所见，一个烤玉米的小贩，他的玉米，要烤许久，有许多工序，上好多次料。等候的人排着队，很有耐心，他烤得也不慌不忙，仿佛是在做行为艺术。脸上带着自信，心中充满怡然。

大陆也有卖玉米的，多是煮好了，即买即走，时间就是金钱，谁愿意为一个玉米而浪费时间。

这样的感觉，在台湾很强烈，从小贩到经理人，许多都具有一种买卖人的优雅，不管做的是什么生意，有着对这个生意的爱与自信。

教授的转身

在台北，还去拜访了我们杂志以前的一位编委，叶匡时先生。

叶匡时先生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组织理论与政策分析博士，当年他在台湾“中山大学”企管系任教授时，常给我们撰稿。

那时他常在大陆行走，也得以相见。黑、壮实，有一些农民的质朴感。

忽然有一天，他发邮件给我说，不能再做我们的编委了，因为他进入了政界，不方便。

他出任的是“台湾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这是一个类似发改委的部门）副主委”，到了台湾，又知道他转任“交通部政务次长”。

通了电话，他非常高兴，要见上一面。在大陆，各省的交通厅厅长，是一个很危险的官职。“要想富，先修路”，交通部门资金密集、项目密集、权力集中，多省的交通厅厅长纷纷落马，前“腐”后继，成了一种现象。

在中国大陆，要见一个交通厅的厅长，一定是手续繁杂，厅长大人应酬多多，难得一见。在台湾见叶匡时，却很简单。

驱车来到“交通部”的大楼，楼体还算雄伟，也有保卫站岗。得到确认之后，便到办公室，前台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而在大陆，前台的冷艳程度往往与公司的实力成正比。在台湾去了不少地方，则感觉，前台大多宛如邻家小妹，这也算是两岸的一个重要区别。

叶先生依然黑瘦，更像是一个教授。

他给我讲，在台湾，做一个官员与做一个教授，其实并无不同，无非是两条路，可能做官还被骂得更多。中国向来是官本位的国家，而台湾现在“公务员”的概念倒是深入人心了。

我们坐着他的公车——台港本地产的轿车，找了一家日式餐厅，没有包厢，就在一个角落坐下，边吃边聊。吃完看他也没签单，而是用银行卡刷了卡。

“其实台湾与大陆，真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是叶匡时的强烈感受。

现在大陆到处大兴土木搞基础建设，上世纪70年代台湾也曾有过，当时是在做包括高速路、港口、机场在内的“十大建设”，整个台湾也像一个大工地。

大陆经历了从破千点到直攀6000点再滑破两千点的股市过山车，这与1986年~1990年台湾股市何其相似，台湾股市指数从1000点大关，一直跳跃到了12000点，涨了整整12倍，之后巨大的泡沫破灭，在疯狂中归于平静。

他问我，大陆的房子产权是七十年，人们疯狂购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今后时间到了怎么办？我说大家好像真的不担心，七十年对于急功近利的人们来说，太长了。国家在摸着石头过河，到时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叶匡时说，台湾真的可以看成是大陆的一个实验场，这是分离唯一的一点收获。我们至少可以看一些实验的样本与结果。

而他也感受到，在这个我们“激荡的30年”，大陆真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充分体会了人口的红利，庞大内需市场的重要性。大陆太大，各种力量各种思维都超越时空，汇集在一起冲撞厮杀；大陆太大，拥有强大的纠错与包容能力，但最可怕的是全民癫狂，最怕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两岸都有历史眷顾、机会垂青的美妙时光，台湾上世纪80年代迎来“钱淹脚”的时光，而大陆就是当下，“但是老天是不会提供无限机会的。”

在台湾当高管的大陆人

林峰是悟饕池上饭包的执行长，他现在的国语依然带着温州的腔调。他是地地道道的大陆人，但现在统管着这个台湾最大的便当连锁企业。

林峰说，悟饕池上饭包，一年要卖到20亿元新台币的营业额，用掉3000吨的白米。

他来到这个企业，用了六年的时间做到执行长。在他看来，台湾年轻人真的“像草莓一样，那么难栽种，还要养在温室，太热不行、太冷会死、太湿活不成。”林峰是个台湾女婿，他还记得第一次在加拿大见到岳父时，岳父对他的妻子说：“爸妈再辛苦，也要让你们吃得好、穿得暖。”他感到不可思议，却不知道这是台湾普遍的现象。

林峰还发现，每个来悟饕池上应征的年轻人，最在意的不只是薪水，而是一个月能休多少天假，当他告诉应征者，“我每天工作超过十四个小时，因为待在闷热厨房，每天要带三套换洗衣服”后，超过一半的人都打退堂鼓。

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台湾人初入大陆办工厂时，觉得大陆的员工没有危机意识，没有拼博精神，现在轮到大陆人来感受台湾员工的疲软了。

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大陆打造出一种幸存者式生存——每个人都是一个Survivor，从求学、应聘，样样都要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打造出大陆人珍惜机会与亡命打拼的精神。这种精神，放到全球，也是独步的。

大陆高管已经开始在台湾发挥他们的影响力，无论在台湾本地或是整个大中华地区，甚至亚太地区，台湾人都避免不了要面对大陆的上司。

一种是大陆企业在台设立分公司。联想、海尔、华为、中兴通讯都陆续来台成立分公司。

另一种是在台的跨国公司中大陆人担任领导。刘小稚是现在有德机械中国地区首席执行长，之前，她出任通用汽车（GM）台湾地区总裁时，曾在台湾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媒体竞相报道。飞利浦照明台湾地区事业部门总经理张沁、通用（GE）企业金融事业部台湾地区总裁陈剑锋、肯德基（KFC）台湾地区开发部副总监虞国伟都相继在台湾职场上崭露头角。

再一种是一些来自大陆的经理人直接成为了国际企业亚太区负责人。比如AMD的大中华区总裁郭可尊、英特尔-T的大中华区总裁杨旭。

富士康式难题与苍狼战术

●城市与人之后，关注的就是企业。两岸的企业家，都面临着一个难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像苍狼一样游击，而真正成为商业生态链的维护者，带给员工世界级的收入，向全球贡献具有普适性的商业模式。

台塑企业文物馆位于台北林口长庚大学校园内，为一栋圆筒型的建筑，地下一层、地上六层，因“圆”在中国文化中，主要代表“圆融”、“圆满”之意。整个建筑是非常特别的，外墙无大面窗，只有小格窗。建筑顶部也采用圆顶天井式设计，天井中间采光呈V字形，由上而下，越低楼层越凸出，在内圈每个楼层都能引进自然光。

“经营之神”王永庆真的是神一样的人物。

东方希望的刘永行以他为榜样。当年准备进入重化工行业的时候，刘永行甚至希望免费替王永庆当三年助手。

王永庆的告别仪式，从马英九、萧万长到连战、吴伯雄，台湾的朝野党政要人一一亮相。王永庆去世前三天，刚从台北赶赴美国新泽西，考察旗下的生产线和厂房，可谓“战死沙场”，郭台铭在吊唁时行了跪拜大礼。

说到郭台铭，绕不开富士康。

在台湾的时候，感觉郭台铭还是很受尊重，许多企业界人士提到他都会说“很有魄力，很有气势，也很聪明”。他在员工的管理上，以“企业信任的五角大厦”而出名，强调通过“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公私分明”三个原则来建立公司与员工之间的信任。

但是温柔的鸿海为什么到了大陆就变成了凶恶的富士康？像中了诡异的魔咒，一连出现N跳。

其实富士康要面对的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制造”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另一个台湾人，明基董事长李焜耀早就有了答案，现在看来，他的《苍狼终将消失》完全就是为解答今天的富士康难题而写。

——整个社会似乎有很大的声音在鼓励、支持往一个扭曲的主流价值方向前进。整个社会都在增强鼓励苍狼式、游牧式、斯巴达式的经营模式。部分厂商到了其他国家，把人当狗管，对员工指东叫西。这是一种赤裸裸、最原始、最暴力的管理方式，但却被台湾及许多的亚洲厂商拿来当成竞争的利器。

——苍狼的精神不见得是对台湾有利的，经营管理还是应该回归到人的原点，在企业、股东、雇主与员工之间，寻求最大的利益平衡点。制造业的营运形态，虽然是经营企业，但其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数百万名相关员工个人、家庭、股东、甚至是客户的生活形态。只不过，多数的台湾电子业是缺乏客户思考的，因为最终用户是跟他们绝缘，隔离的。

——追逐肥沃的草原与充足的水源，草吃完了、水喝光了，就要换个地方。所以，这些苍狼型的厂商，目前落脚在大陆南方或是华东的广大生产基地，不会是他们的终点，也不会是久居之地，只不过就是追逐成本降低的中继站而已。

中国人似乎对狼情有独钟，华为就以倡导狼文化出名。

但是，狼文化成为被宣扬的经典商业理念后，其实意味着我们在道德上认为我们可以不是人，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可能就会在市场竞争过程的当中，把消费者看做绵羊，视为非我族类，可以统统吃光；中国商品在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就大打价格战，像一群狼把所有的青草、水土都破坏。然后又寻找下一片草原；同时，还可能不把员工当人看。

我们也看到，富士康已经加速扩大在四川、重庆等大陆西部地区的投资，“苍狼”已经搜寻到有更多廉价劳动力的草原。我们可以预想，随着成本的增加，“苍狼”还会迁徙，无论是去越南还是去哪里，都会是一场凶猛的掠夺。

最近，英国《金融时报》的全球五百强企业排名，中石油首次超过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这样一个资源型、垄断型的企业摘得桂冠，中国国内民众反应并不强烈。因为，我们一直没有世界性的公司，没有我们的沃尔玛、三星、丰田、星巴克。

我们企业的成功更多的在一些资源型垄断型领域，民营企业取得的突破也是非主流的。没有一种带着商业普世性的公司。我们有阿里巴巴、腾讯这样充满阳光的互联网公司，但它们更多的是COPY国外的模式而非原创，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成功源于“这里是中国”——它们准确地阅读了中国庞大的市场，并将国际通行的模式进行了改良。但阿里巴巴与腾讯要向世界大步迈进，何其困难。

长江商学院的创始院长项兵曾分析，天上掉下100元钱到公司的屋顶上，这100元如何被公司的股东和员工进行瓜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认为100元给员工，0给股东。美国认为0给员工，100元给股东。日本股东可能靠中间一些。德国的方式是靠马克思的分配方式多一些，和美国的极端主义的分配方式刚好是两个极端。其实在价值取向方面，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差别是很大的，美国永远是股东、股东、股东，然后才是客户，然后才是员工。而对日本企业来说，员工是至高无上的利益，然后是供应商，是客户，最后才轮到股东。

华人的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不是靠价值创造，而是靠价值转移。收购一个企业，你管理比较优秀，给员工10元，你亏损2元。这件事，让我来做，我的管理水平不如你，但你给员工10元，我只给2元，我就可以扭亏为盈。这个扭亏为盈主要的来源，是从员工的价值转移成了股东的价值，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财富的转移。

苍狼在历史上的最终下场都是消失，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最后生存下来的会是什么呢？不会有狼，只有懂得生活文明的人类，用更文明的手段、更有文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观的企业经营模式，才有条件继续生存下来。以中国之大，出现世界五百强是比较容易的。中国应该出真正的世界级企业，那将是一个顾及股东、上下游客户，给员工带来世界级收入，在企业生态链里是建设者，商业模式能为全球借鉴与共用的企业。

慈济：民间与传统中找寻力量

●慈济带给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关于民间、慈善、宗教、信仰……“走路要轻，怕地会痛”，这是证严法师的悲悯与慈爱。在台湾人的精神家园，你会被每一位慈济人的微笑所打动。当我们的人生信念被市场裹挟得没有方向时，当我们还在纠结于慈善的意义、手段和困境时，慈济早已达成了爱与效率的和谐目标。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唯一国家问题就是扼制国家以外的其他力量——如商人、军队和宗教社团的——的发展。”但在台湾，佛教组织慈济功德会已经成为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有超过数百万的会员，还有电视台、电台、医院、学校、出版社，堪比一个跨国大集团。在台湾，80%的个人捐助是捐给慈济功德会，年复一年，数以百万计的台湾男女老少自费加入慈济会做义工，每年基金会的受捐款项高达50亿新台币。

坐着火车去花莲，去看一下慈济。

轨道是窄轨，日本占领时代的产物。看到了东海岸，这就是灰暗的太平洋。中央山脉将台湾岛一分为二，西岸平坦温婉；东岸的海岸线则陡峭。车窗外不断掠过田野、农舍、工厂，沉静的台湾乡村。花莲到了，是一个很小的县城，因为慈济的缘故，这里被称为台湾人的“后花园”和“心灵故乡”。

接待我们的师姐，白衣、黑色的裙、平底的鞋，微笑着。这种微笑，让人如沐春风，源自内心，充满善意。

没有多久，我发现，这样的微笑，在慈济随处可见。

你了解一个公司，其实可以从遇到的第一个人开始，不管他是前台或是司机，如果他是抑郁的，或许整个公司也寡欢。

而慈济，能够让这里的每一个个体都充满温情，让每一个来者很快融入其中，实在是温柔的力量。这里是用放大镜来发现每个人的善，鼓励每个人点滴的善念。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你的一言一行，回应给你的都是赞许的眼神与手势。人人都步履匆匆却又轻盈，让人很容易想起证严法师说过的一句话：“走路要轻，怕地会痛”。短短几个小时，我也学会向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微笑，道一声“感恩”。

许多人就被那些微笑所打动，然后留下来。

我们去的那天非常有缘，是证严法师的73岁生日，证严法师其实是一位柔弱的女人。慈济是她在1966年成立，由小做大，算是长寿组织、基业长青组织。

在这里，还邂逅了一位阿贵师兄，他叫谢景贵，曾在美林证券、花旗银行等供职，拿着高额的薪金。在人生的一个节点上，他需要寻找精神的支持，于是就到了慈济做义工，一做近十年。而慈济力量的源泉，许多就来自于这些源源不断、向善而来的义工。

慈济人员的费用，是不从善款中支付的。从最清苦的创业时，他们就倡导，用施主的钱来做善事，而他们自力更生。富人捐钱，也并非想捐就捐，必须先做慈济的义工，义工有时间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捐者能真正感受慈济，接受慈济的理念，让捐款不再是傲慢的施舍，而是一种真诚的奉献。

慈济在汶川大地震时响应非常快，地震当天3时许，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就已经接到慈济的电话；第二天一早，通过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协调，慈济等台湾慈善团体获准进入大陆；第三天，慈济在大陆的义工就先行进入四川。我问阿贵师兄，这么快，你们是怎么样动员的？

阿贵笑道：“我们不需要动员，因为我们一直在运作，由停止到启动才需要动员。”阿贵告诉我一个事实，汶川大地震并非一件孤立的事件。其实，2003年伊朗发生了大地震，死亡人数三万，2005年巴基斯坦的大地震，又夺去了七万人的生命。灾难一直就在我们周围发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灾难如果不发生在身边，那只是一则新闻，飘浮而过。慈济却对每次灾难都感同身受。他们的悲悯，是对全人类的悲悯——无论是美国发生卡特琳娜飓风，还是缅甸的风暴，慈济都一样地前往救援，没有区分富国穷国。

慈济并不排斥宗教信仰，义工里边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信徒，他们来到慈济，是发现找到了一个规范并运作有力的“善”的出口。而在这一点上宗教是相通的。证严法师手里一分钱都没有，但她能在一天内筹到一个亿。

证严不仅是一个慈善大师，也算是一个管理大师。庞大的一个组织不但井井有条，所有的会员不计报酬，各司其职快乐付出。慈济模式，正是证严法师佛教智慧和世俗经营之道成功融合之果。

德鲁克说，非营利组织的最后目的，是激发每一个人成为某一种价值的受益者和实践者，否则非营利组织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善意者，而不会产生具体良善之结果。

证严法师有两个清晰的管理理念：一条是慈济的组织是以爱做管理，以戒做制度；另外一条是专业人要成为志业人。后者非常有意思，因为慈济有许多具有专业特长的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但他们的知识并不能使他们成为权威，他们要做“志业人”，修炼德行，专业知识只是做事的手段。在慈济，有社会精英，也有家庭主妇，但人人都可以表达意见，最佳的专业见解未必全然采纳，被采纳的计划，通常都是经由扩大参与所得出的，是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见解来进行规划，虽然决策会缓慢，并且难免需要耐心的协调，但是最终因为更多的人参与而留住了很多人做事的热忱。最终，仍然是专业人带领执行，但是却糅入了许多人的意见。

好在是非营利组织，更重要的是有证严法师这样的最高精神领袖，在慈济，爱与效率是可以和谐共处的。对于证严法师而言，过程是最重要的，每一次都是最好的修行。

在复杂而又贪婪的人性面前，证严法师和慈济人的努力和实践就像是一个路标，他们的成功进一步拓宽了我们对于人之生命认知的视野。在证严法师践行台湾的这40多年里，台湾人有幸看到了，净化人心，改造人性，可以不是海市蜃楼，也可以不是藏经阁里的秘密。

大陆的现代化过程，也充满了伤痛。即使是商业，进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