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码头：撬起大西北的支点

编者按：今年是西部大开发10周年，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在内的中央多位领导同志要求在下一个10年继续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作为“十一五”期间中央确立的西部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承担着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的重任。到今年6月，关中-天水经济区刚好成立一周年，《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对这一经济区进行了深入调研，以为广大读者勾勒出今后一段时期内大关中、大西北的发展趋势，为关心中国西北角经济发展的人士作参阅。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伴随着白居易《长恨歌》的诗词，上海世博会陕西馆从5月1日起连续上演了舞剧《长恨歌》，唐明皇和杨贵妃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一批又一批前来观展的中外人士。

对于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每一个大关中人(天水在历史上深受关中影响，故将关中、天水合称为大关中)都耳熟能详。正是在唐明皇、杨贵妃时期，大关中迎来了它辉煌的巅峰。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关中走向了千年的衰败，直到最近的100年，大关中才开始逐渐复苏，而把它正式列为中央单独规划的重点经济区，更是才有一年时间。

重整大关中已成为每一个大关中人千百年来的心愿。陕西省最近斥资近1亿元创作出舞剧《长恨歌》，正是希望唐明皇、杨贵妃时期的关中盛世早日到来，希望大关中再次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从遥远的辉煌到千年衰败

历史上，大关中就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周人和秦人先后以关中平原为中心，创建了发达的文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以关中为核心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西汉建立后，更是以长安为起点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战乱影响，大关中经济一度陷入停滞和倒退。公元589年隋统一全国后，大关中的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唐明皇、杨贵妃时期，大关中的辉煌到达了顶点。大关中不仅成为全国的中心，而且也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在同时期的世界各文明古国中显得异常璀璨夺目。那是一个所有中国人至今都怀念的盛世。

但也正是在唐明皇、杨贵妃时期，发生了大关中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事件———安史之乱。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56年6月9日，叛军攻入关中，直到1年零3个月后沦陷的关中才彻底收复。也就是这短短的1年零3个月，大关中深受其害“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在平叛战争的后期，大关中不断被抽丁征粮，以致新婚丈夫和衰翁老妇都被强征从军。杜甫在目睹战后关中的残破后悲叹地写到“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对餐不能食，我心殊未谐”。大关中从此由盛到衰。

公元904年，朱温为篡夺帝位，强迫唐王朝迁都洛阳，命长安居民按户迁居，逐宅拆毁房屋，长安城最终变成了一片废墟，当时诗人描述长安“百万人家无一户”。大关中在周、秦、汉、唐作为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此一蹶不振。

五代宋元明清时期，大关中已沦落为落后的西北一隅。尤其是步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攻略和欧风美雨的浸染主要来自海路，使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外源后发型近代工商业的汇聚之所和先进生产方式的重心所在。大关中由于地处西北内陆，交通不便，新的经济成分极其薄弱，到民国初年经济已远远落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后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不发达地区。

百年来历史上的三次振兴

千载而下，大关中由盛而衰，直到近百年来才开始复苏。尤其是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新中国“一五”、“三线建设”这三个历史时期，大关中发展得非常快，为这里现代工商业的兴起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人开发大关中、大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国民政府遂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比较闭塞的西北地区，开始制定开发西北的政策，并着手实施。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总后方，开发活动达到高潮，大关中由此获得了自近代以来中央政府组织的第一次大开发。

国民政府从战时环境和需求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开发大关中的具体措施，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成就。在交通方面，1934年国民政府将陇海铁路通到了西安，并于1937年3月向西再通到宝鸡，至此陇海线宝鸡以东至连云港1075公里的铁路线全线通车。这改变了陕西没有铁路的历史，大大方便了大关中的出行。水利方面，国民政府从1930年至1941年已完成的陕西大型灌溉工程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等。

在工业方面，国民政府在大关中的发展力度最为显著。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布局极不平衡，民国初年偌大的大关中工矿企业寥若晨星“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的确定，大关中的近代工业才开始崭露头角。1934年至1935年，陕西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成丰面粉公司、中南火柴厂、西北化学制革厂等企业的成立，标志着大关中轻工业开始起步。与此同时，重工业也开始从无到有，除了陕西机器局、西安电厂等国民政府主办的国营工业外，商办机器工业也破土而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南沿海企业大规模内迁，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和甘肃的天水等大关中地区。其中，到1940年6月底，仅迁入陕西的工厂就有44家。到1942年，陕西省登记的工厂有72家，煤矿立案者50余家，土法炼铁者50余家，这些厂矿企业绝大多数分布在大关中，西安、宝鸡、天水等城市开始发展成为全国新兴的工业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一五”时期大关中又得到了一次发展的机遇。当时鉴于国内外环境和工业布局过分倚重沿海的问题，国家把大关中作为战略后方进行重点建设。“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在陕西安排了24项，与辽宁并列全国第二位；156项中装备制造业建设项目68项，在陕西安排了21项，占31 .5%；装备制造业中军工项目46项，在陕西安排了17项，居全国首位；当时国家对陕西装备工业共投资6 .42亿元，占全省工业投资总额的40%。

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建设，陕西尤其是大关中地区的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构建起了装备工业的基本骨架。当时的重点骨干项目引进了苏联和东欧的成套技术和关键设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并不大这一时期大关中还在重型机械、纺织机械、普通机床及标准件行业新建、改建、扩建了一批重要企业。同时，由国家投资建设的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学院、西安电讯工程学院、陕西工学院等工科院校为适应国防工业发展的需要也纷纷落户西安。

“一五”时期在陕西关中地区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山同脉、水同源的邻居天水，农业也实现了大发展。记者了解到，“一五”期间，天水地区第一次提出了划分经济小区的构想，根据当时全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生产水平和将来的发展趋势，把全区13个县(市)(当时没有陇南市)划分为8个经济小区，首次划分了天水区域经济的雏形，为后来天水区域经济的规划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线建设”时期，大关中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建设地区之一，这是大关中发展的另一个高峰期。从1966年到1976年，陕西全民所有制装备工业累计投资24 .9亿元，比前一个10年增长一倍以上。这一时期，大关中新建的主要行业一是航天工业，建成了以航天四院为代表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和以067基地为代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两大基地，奠定了大关中“航天动力之乡”的地位。二是核工业，先后调入铀矿地质勘探队5个，建立铀矿地质研究所1个，兴建核专用设备厂和核仪器厂2个，动工兴建了核燃料、元件厂和轻材料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核工业体系。三是汽车制造业，先后建成了陕西重型汽车制造厂和陕西汽车齿轮厂，结束了大关中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这一时期国家还在大关中迁建了黄河工程机械厂、宝鸡叉铲车厂、陕西鼓风机厂等大中型企业。

与此同时，在天水地区，从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洛阳等地陆续迁入了海林轴承厂、天水星火机床厂、长城系列各厂、天水风动厂、天水红山试验厂、岷山厂、天光厂、永红厂、庆华厂、甘肃棉纺织厂、甘肃绒线厂等39户企业，这批“三线”企业总投资6 .8亿元。正是这些企业的入驻，成就了今天“老工业基地”的辉煌。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天水形成了一个有重型机械、机床电器、风动工具、仪器仪表、轴承锻压、材料改制等门类较为齐全的机械加工体系，使天水市逐步发展成为国家西部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

从西部大开发到关中-天水经济区

百年历史上的三次振兴，为大关中打下了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真正激发大关中经济潜力的却是最近10年来的西部大开发。国家10年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大关中的基础设施、民生有了巨大发展，而且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促进投资、消费发展的可观的“红利”，这大大增强了大关中内生性发展的能力，为今后全面重整大关中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也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国家于去年首次把大关中正式列为中央单独规划的重点经济区，使大关中的重新崛起进入了倒计时。

国家在大关中实施10年西部大开发最显著的成就要数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它使大关中原本极为落后的基础设施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并成功地拉动了更多的投资进入大关中地区。

在西部大开发启动前，大关中地区的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1998年，包括大关中在内的西北五省(区)基本建设总投资还不及广东一省的39%。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得大关中在与东部竞争、吸引外来投资时处于绝对的劣势，也使得经济增速远低于东部。而大关中经济增长不足，又导致地方缺乏足够财力，无法改善现有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更加难以改善。

国家为关中-天水经济区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大关中的很多有识之士在欣喜之余却不免心中忐忑：落后的大关中真能重新崛起吗？国家的规划到底是一纸空文还是最终能够实现的蓝图？大关中凭什么重焕生机？对这些问题，大关中必须做出正面的答复。

“失去的20年”

大关中人对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的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在过去的30年，即“三线建设”停止后的这一段时间，大关中曾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经历了“失去的20年”。这20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20年，是中国经济从计划转向市场、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的20年，却是大关中经济在全国影响力日渐衰退的20年。

据陕西省统计局原总统计师杨永善介绍，改革开放之初，大关中的人均收入在全国并不低，但在此后20年，包括大关中在内的陕西经济与全国兄弟省份的差距便开始不断拉大。从职工平均工资看，1980年陕西省职工平均工资为78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23元，在全国排第13位。到了1996年陕西省职工平均工资4882元，比全国平均工资6210元低1328元，在全国排27位。仅仅高于江西、内蒙古、黑龙江，位居全国倒数第四位。当时北京职工平均工资为陕西省的2倍，上海为陕西省的2.2倍，广东为陕西省的1.9倍，西北其他四个省区也比陕西高800到1200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也非常慢，1978年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刚好到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排第12位。但到1996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65.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1926元差761元，在全国排29位，也就是倒数第二，仅仅高于甘肃。

从发展速度看，差距也在不断拉大。1981年到1 9 9 6年 ， 全 国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年 平 均 递 增21.9%，而陕西省年平均递增16.6%，低了5.3个百分点，其中集体投资低19.6个百分点。工业增长速度，1981年到1996年陕西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7个百分点，粮食增速低0.5个百分点。

“失去的20年”打断了大关中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便上升的势头，使得大关中在全国的地位再次落到了谷底。究其原因，本报记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这“失去的20年”中，陕西省上下思想过于保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偷偷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开始的，1979年这种被称为“联产承包”的责任制迅速遍及安徽全省，并推广到全国。而陕西省却到1981年底、1982年初才推行这项制度，比全国大多数省份迟了两年。这两年仅粮食一项陕西省就少产350万吨，并由此引起了以后整个陕西经济滞后发展的连锁损失。

1984年，当国家为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扩大银行信贷规模时，长三角的广大农村如获至宝，而陕西省乡镇企业却贷得很少，甚至不敢贷。陕西省原乡镇企业管理局局长权志长说，当时有一些金融部门特别是农业银行甚至把钱送上门也都贷不出去。这使得陕西乡镇企业的银行贷款基数一直非常低，国家以后给的贷款规模也非常小，给陕西乡镇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国家这项扩大银行信贷的政策仅仅执行半年后，东部省份的个体、私营和乡镇企业就利用这次机遇顺利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而陕西和甘肃天水市以后却长期为发展乡镇企业缺乏启动资金而苦恼。

二是在这“失去的20年”中，陕西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的快速发展，跟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分不开的。而陕西省经济却过于长期强调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支持不够。到1996年底，陕西非公有制经济在全省G D P占比仅为11.8%，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总数只占全国的2%，已远远落后于全国大多数省份。

三是在这“失去的20年”中，陕西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差，企业整体不景气。陕西国有企业以重工业为主，其中军工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改革开放后，这些国有企业从计划转向市场时，刚开始也办了很多民用产品，在市场短缺的情况下也曾红火一时。但当市场转为供大于求、需要进行残酷市场竞争时，陕西很多国有企业的民用产品便被市场经济的大浪一个一个地打翻。

以陕西省家电制造业为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家电业曾辉煌一时，彩电有黄河、如意、海燕，冰箱有长岭，洗衣机有双鸥……据悉，“黄河、海燕、如意”这三大彩电品牌，都曾在全国风靡一时，为大关中人赚足了钞票和颜面。当时这三家企业的最高年产量一度达到74万台，占到当年全国总产量的近10%。但是好景不长，当格力、长虹、海尔、美的等家电品牌出现后，陕西家电业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保守，缺乏创新意识，在市场竞争中基本全军覆没。大关中人痛心地把这段历史称为“黄河断流、海燕折翅、如意不再”。

据陕西省的统计资料显示，到1996年底，陕西省国有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已降到了1.4%，其中国有小企业还占了90%以上。这些国有小企业平均负债率高达81.4%，很多企业处于“活不好、死不了”的境地。陕西省的经济当时处于严重的“病态”状况，已成为全国最不发达的省份之一。

“大关中最大的伤口”

“失去的20年”不仅使大关中经济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大关中大量的人才急剧流失。在本报记者采访中，大关中很多官员、学者认为，这一点才是更要命的事，人才流失已成为“大关中最大的伤口”，而且这个伤口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加深。

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大关中人是深有体会的。历史上，秦能据关中之地灭六国就是靠吸引人才。李斯在给秦始皇上的《谏逐客书》中明确指出，秦所以强大，“皆以客之功”。汉唐时大关中的辉煌，也是由于汇集了天下的英才。大关中近百年来历史上的三次振兴，也是由于国家向大关中引进大量人才而促成的。很多大关中的有识之士认为，建国以来国家对大关中最大的帮助并不是新建或迁来一大批大中型企业，而是设立了数十所高校，使得大关中成为全国闻名的人才聚集地之一。

然而，自改革开放后，受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才政策及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关中的人才开始迅速外流。“孔雀东南飞”，从一只只飞，到最后一群群飞，大关中30多年来可以说是全方位地人才流失。

在高校层面上，西安交通大学从1996年到2000年调出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就有599人，其中45岁以下541人，46岁以上58人，而同期引进的骨干教师仅93人。2005年陕西高校硕士以上毕业生4600多人，其中80%以上都离开陕西到外地。自2007年以来，陕西省省属高校共流失正教授以上高层次人才50多名，其中校级学科带头人6人。陕西省高校招生效益溢出非常明显，陕西高校连续几年培养的学生三分之二流向省外，而由外省流入的学生非常少，流入流出比在1∶8以上。

在企业人才层面上，大关中人才流失也非常严重，而且流失的人才多是企业的中青年骨干。他们中既有经营管理的人才，也有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才；既有属于企业领导层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等高级人才，也有属于中层的车间主任、研究所所长等骨干人才。据陕西省人事厅统计，受人才流失的影响，2002年陕西省国有企业中的高级技术职务人员和中级技术职务人员只分 别 占 企 业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总 数 的5 .7 %和31.7%，远低东部非公有制企业的比例。

在普通的劳动力层面上，大量有闯劲的农民工也纷纷到东部去打工。与大关中落后的县区相比，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收入高，找工作也更容易。西安市临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建德说，广东来招工的人特别多，虽然那里常有企业倒闭，但是新成立的企业更多，外来的农民工很容易在广东找到工作，而且钱也拿得不少。大关中县区的本地企业数量少，工资又低，只要想有个奔头，谁也不愿意在当地县区干。

大量人才全方位地流失，给大关中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由于高校人才外流，第一流的人才留不到当地，致使西安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无法进一步提升。如西安电子信息产业，虽然西安汇集的该行业人才也不少，但是长期缺乏行业领军人物。西安华讯微电子公司的高管对记者说，西安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是坯才很多，但是成品人才不够。缺少尖端人才，已成为西安电子信息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

企业人才的流失危害也非常大，其具体产生的危害性是与其离职前在企业承担责任的大小相对应的。管理人员离职，带给企业的影响是团队不稳；销售人员的离职，带给企业的风险是商业机密的外泄和市场份额的流失；技术人员的流失是企业核心技术的流失和研发项目的中断或夭折。1997年，陕西东风车桥传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一高层领导辞职到山东一家企业去后，山东的企业不久便开始生产陕西东风车桥传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致使该公司在山东乃至周边地区的市场全部丢失，影响至今未消。

大量农民工的外流更使大关中县区造成严重的“劳动力贫血症”。由于大量优秀的农民工都愿意去东部沿海城市工作，使得大关中县区工业企业高素质的技工极为缺乏。号称“西部第一纺织大县”的陕西省乾县有20多家民营纺织企业，这些企业10多年来最终发展不起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无法获得一支高素质、稳定的技工队伍。陕西新联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新对记者说，现在的乾县纺织企业每年都要为能不能招到高素质的技工感到头疼。如今年轻一点的、身体好的都到沿海去了，她的企业目前只能用一些农村里年纪较大的妇女来当工人，这些人劳动纪律性很差，有时村里发生个红白喜事人就不上班了。由于用工不稳定、劳动力素质差，乾县纺织企业的生产效率一直赶不上江苏、上海等地的纺织企业，始终长不大。

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建康说，大关中大多数县区目前只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县区“劳动力贫血症”大大限制了大关中县域工业化的进程，这与东部县域经济起步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县区“劳动力贫血症”已成为了大关中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在自主创新中重焕生机

面对“失去的20年”和人才的大量流失，大关中到底应该怎么做，成了本世纪初大关中人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大关中最宝贵的是人才，虽然“孔雀东南飞”使大关中伤了元气，但是毕竟部分底子还在，大关中要发展最终还得围绕自己在全国的优势即人才优势做文章。据本刊记者调查，近年来大关中的企业实际上正是依靠既有的人才走自主创新之路，目前才开始艰难地走出“失去的20年”，使大关中的经济逐渐重焕生机。

据陕西省教育厅介绍，陕西现在共有统招毕业生高校102所，其中普通高校76所，成人高校12所，独立学院9所，军队院校5所。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120.96万人。2010年，陕西共有高校毕业生约26.7万人。原陕西省省长袁纯清(现任山西省委书记)说，在关中地区每1万人当中拥有的大学生是285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6人，每1万人当中拥有的科技人员为60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5人，大关中在科技引领上应当有所作为。

据记者了解，针对大关中的现实，陕西省、甘肃省在进入本世纪后都分别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大关中的教育科技资源优势，汇集人才搞自主创新，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知名品牌，把大关中打造成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以走出“失去的20年”。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凭借着人才优势搞自主创新，大关中现已重新在西北崛起。目前大关中地区已拥有西安、宝鸡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西安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安国家航天技术产业基地、曲江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7个国家级开发区，形成了航空、航天、输变电设备、汽车、数控机床、冶金煤炭化工等重型装备、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石油装备九大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都有一批靠自主创新发展起来的龙头企业，如数控机床产业集群中的天水星火机床厂的发展经历就极为典型。

　　关中-天水经济区今后要努力的大方向已确定下来，但是要完成重整大关中、振兴大西北的重任，还需要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来保障。本报记者经过深入调研后认为，要让关中-天水经济区真正崛起，大关中的官员、企业、百姓还必须以史为鉴，审时度势，全面发力，才能将中央的意图变成现实。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大关中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兴衰，纵观大关中的发展，其间既有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本报记者梳理了从先秦到现代的大关中发展历史，认为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借鉴：

一是在大关中的发展史上，中央政府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历史上振兴大关中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组织下进行的。当中央政府重视大关中和大西北并能发挥有效作用时，大关中就能有较大的发展；当中央政府不重视大关中和大西北、不能发挥主导作用时，大关中的发展就会陷入无序的状况。如秦汉、隋唐、民国抗战、新中国“一五”、“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注重大关中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比较切合实际的措施，大关中发展的步子就迈得较大，就获得了较大的成功；魏晋南北朝及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中央政府无暇顾及大关中时，大关中的发展就受到影响，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

二是大关中能否有一支在全国重要的独立的经济力量对于大关中的兴衰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大关中兴盛或出现复兴的时候，大关中总有一支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的独立的经济力量。如从唐初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正是大关中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最为显赫的时候。这些大关中的名门望族当时不仅是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时重要的经济力量，他们占据了大关中大量的肥沃土地，士族经济非常发达。此后，由于关陇集团被摧毁，大关中在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经济地位日渐衰微。直到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为陕西商人的群体性崛起创造了机遇。当时的陕西商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大关中的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形成了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称雄中国500年，而且还一度名列我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前列，和晋商、徽商齐名，就连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也不得不感慨道“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大关中也因为陕商的崛起在明代和清前期迎来了一段比较快的发展时期。但到清代后期，由于先进的生产方式随着欧风美雨兴起于东部沿海，以及清末陕西战乱频繁，使得陕西商帮成为明清时代全国十大商帮中最先瓦解的商帮。而随着陕西商帮的消失，大关中的经济地位也急剧下降，到民国初年已成为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三是生态环境尤其是水资源对大关中的兴衰起有着长远的影响。如大关中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水资源丰富的地方，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泾、渭诸河水量较大，大关中农业当时极为发达，能养活很多人，故这些朝代都定都于关中。但到宋代以后，大关中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表水日益减少，最终变成了缺水之地，因而此后的朝代即使有的开国之君想定都关中也变得十分困难，关中已丧失了成为一国之都的自然条件。这对于大关中的长远发展影响极大，给大关中的重新崛起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审时度势可以自醒

历史上的得失对于重整大关中有很大的借鉴性，不过对于大关中的官员、企业、百姓来说，光了解历史是不够的，还得明白当前自己所处的现实状况。我国的改革开放最早是从沿海开始的，当时东部部分城市率先开放发展，而国家正式确定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却仅在一年前，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时间上，更重要的是两者的发展环境根本不同，大关中人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据记者调查，这两者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一是产品市场的环境不同。东部率先发展时，国内还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很多产品只要生产出来了就不愁销路，江浙两省的很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当时很容易从市场上赚到第一桶金，并凭借着市场先走一步的优势牢牢地把握着市场经营的主动性。而大关中是在东部率先发展后的20多年才确定了国家级的发展规划，此时产品市场早已从短缺状态转为供大于求的局面，大关中的企业要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是两者的金融环境不同。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金融体制还没有经过根本性的变革，金融机构在贷款方面还比较宽松，东部企业在率先发展中比较容易获得贷款，客观上给东部企业提供了原始积累的启动资金。而进入本世纪 后 ， 国 内 金 融 机 构 已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化，经营以利润为核心的理念已渗入到每家银行，大关中新兴的企业要获得银行贷款是难上加难。据陕西省中小企业局介绍，近年来陕西省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最困难的时候全省竟有75%的中小企业购买固定资产的资金都得自筹，得不到银行一分钱的支持，这严重打击了大关中经济的发展。

三是两者的环保环境不同。上世纪，对于环保问题国家还没有足够重视，东部沿海地区牺牲环境发展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还能被国家和社会容忍。而进入本世纪后，环保问题已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话题之一，大关中要走东部最初牺牲环境来发展的老路子已越来越不可能，这使得大关中不仅要放弃发展一批“五小”企业，而且还得给已有的一批高污染企业兴建昂贵的环保设施，这大大增加了大关中发展的成本。

四是两者的人力资本环境不同。由于东部率先发展起来，使得包括大关中在内的全国的大量人才和青壮劳动力都前往东部寻找机会，当时东部不仅可以用全国的人才和技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但是现在大关中要发展，一是优秀的人才难找，二是人力资源的成本已大大提高，这对于大关中的企业发展极为不利。

五是两者技术学习的环境不同。东部刚发展时，国内知识产权的观念还很淡薄，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东部企业盗用国内外其他企业的先进技术而不受到任何惩罚。而当东部逐渐积累、掌握先进技术后，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已逐渐为国人接受，大关中的企业现在如果要学习先进技术就必须比当时东部企业付出高得多的成本。

六是两者国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同。东部率先发展时国内开放的地区不多，国家相对来说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给东部“吃小灶”，东部开放地区实际上就比大关中多享受了10多年的优惠发展政策。而等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出来的时候，国内开放发展的地区已有好多，国家单独给大关中的“好处”就非常少。其实，这种情况早在近10年的西部大开发中就体现出来了。

十年前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实施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然而记者调研发现，这些优惠政策在国家其他区域发展政策的稀释下早已被弱化。比如，中央在2003年做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并在此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其中有一部分针对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优惠政策其实比西部更加优惠和实惠。而中央财力的分散不仅造成西部投入减少，而且加大了西部民众的心理压力。陕西省发改委西部开发处处长朱立社说，2004年7月1日国家在东北启动了增值税转型试点，东北地区从中受益颇丰，2007年7月1日开始国家又将试点扩大到中部六省的26个老工业城市、12000多户企业。而西部地区直到2009年初才得以享受到这一政策，而此时增值税转型已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开，“优惠政策”变成了普惠政策，西部也就难以在同其他地区竞争上得到实惠。作为西部重要的地区之一，大关中从国家政策倾斜中得到的利益其实非常少，远不能跟东部率先发展时相比。

更让大关中人憋屈的是，东部一些先发展起的地区现在还凭借着自身的财力优势，在招商引资时实行政府补贴、补偿等办法与大关中一比高低，争资金、争市场，致使大关中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实际上比不上东部一些地区，这让来大关中投资的客商不满。

对比以上6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说，关中-天水经济区今后的发展其实要远比东部率先发展时艰难得多。大关中人应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重整大关中的有效措施。

全面发力方可成功

重整大关中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情，本报记者调研发现，要完成这一重要的历史任务，需要中央政府、地方力量、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形成“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局面。

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必须在大关中的建设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央政府掌握着重要的经济支配力量，在国内所有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代表国家利益的央企一直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大关中当然也不例外。

关中-天水经济区去年设立以来，陕西省一直在争取中央的大力支持，主要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一是争取中央的大项目，二是争取中央金融机构的融资，三是争取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优惠发展政策。近一年来，陕西省已取得了一些中央的支持成果，如在争取中央金融机构的融资方面，农业银行允诺从2009年至2012年内为陕西省提供800亿元贷款，工商银行允诺未来三年内给陕西省提供1500亿元的信贷，北京银行允诺三年内给陕西500亿元贷款。这些钱对于发展大关中是十分有利的。

不过在大关中人最关心的争取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优惠发展政策方面，进展却并不大。对此，兰州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新才、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曾昭宁、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教授聂华林等西北知名经济学家建议，国家需尽快为关中-天水经济区出台区别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殊的优惠政策，不然大关中很难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曾昭宁强调，国家尤其是要给关中-天水经济区出台新的财税优惠政策，不能再重复和强调过去的老政策，更不能出现东部地区凭借自身优势导致优惠政策“倒挂”强过大关中的情况，不然国家发展大关中的战略意图很有可能会落空。

为早日重新崛起，大关中在尽量争取中央支持的同时，还得重视培育自己独立的经济力量，尤其是要复兴明清时期陕西商帮的精神和力量。

新中国建国以来，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主要是通过国家布局形成的，经济的“嵌入性”强，“内生性”先天不足。改革开放后，受保守思想观念的束缚，私营经济也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没有在全国形成有影响的经济力量。而与此同时，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民营企业却异军突起，富起来的这些商人开始在全国甚至全球进行资本布局，如温州商人号称三分之一的财富在温州，三分之一的财富在全国其它地方，另外三分之一在国外。现在以浙商为代表的东部商人在国内已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极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反观陕西，却越来越沦落为廉价的劳动力输出地，成为东部商人们的商品销售地。事实上，近年来陕西两位数的G D P增长，不少是东部商人的资本主导产生的，最大的利润当然也不会落在陕西人在头上。因而，这些年来陕西人均实际收入与东部沿海相比，绝对值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一省的实际财富也越来越落后于东部省份。

要转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大关中就必须得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力量，就当前来说，须复兴陕商，这对于大关中人来说是比发掘兵马俑还重要百倍的事。大关中人要学习历史上陕西商帮的精神，包括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的时代精神；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诚信精神。大关中人要从昔日陕商的辉煌业绩中，重拾祖先“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再造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陕西商帮。这样，大关中人才会有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经济力量，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

此外，有可能影响大关中发展的另一股力量是自然环境的力量，尤其是陕西关中的水资源对今后大关中的重新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中地区集中了陕西省62.7%的人口、80%的工业，而水资源仅占全省水资源总量的20.87%。关中现在人均水资源仅为396.87立方米，是全国的20.6%，全省的33.3%，低于国际上公认的470立方米/人的绝对缺水线，属于严重缺水地区。据统计，2009年关中水资源供需缺口高达11.4亿立方米以上。而根据国家的规划，大关中今后在人口和经济上都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口得从2007年的2842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100万人，地区生产总值得从2007年的3765亿元增到加2020年的16400亿元，其间肯定需要更多的生活、生产用水，这与关中贫乏的水资源是相矛盾的。中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