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加薪加税的中国式矛盾

加薪与加税，是近期中国社会讨论火热的两个话题。

先说加薪。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通知》强调，企业工会应促进企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全总的文件被被冠以“紧急”级别的相当罕见，外界普遍认为此举与最近频发的一系列劳资冲突有关。提高一线劳动者的收入的需求，确实已经相当迫切。

另外，中央也密集表态，频繁提到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如无意外，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在年内出台。

再说加税。5月31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对外公布。明确提出将“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今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涉及六大税种，除了资源税、房产税和环境税，还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制度，研究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和完善消费税制度。

涉及改革的这六个税种中，唯一可能减的就是个人所得税，其余，实际都是新税或者加税。

按照一般的经济学逻辑，加税确实是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常见手段，可以“劫富济贫”，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或者福利。在很多时候，加税和给普通劳动者加薪是亲密的一对。

但这个世界有两种经济逻辑：一种是经济逻辑，一种是中国经济逻辑。加薪和加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恐怕不再会成为亲密的一对，如果非要把两者搞在一起，将上演一场“中国式离婚”，两者绝不可能兼容，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加税就不能实现劳动者收入的真正增长，要加薪，必须得减税。

逼老板加薪，小心重蹈南非覆辙

中小企业解决了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就业，此番要给普通劳动者加薪，一些人想当然地觉得应该找企业的老板要。全国总工会的通知其实也是这个路数，让工会有组织地和企业协商来提高劳动报酬。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近出台了一个文件更有意思，这份名为《关于2010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的实施意见》要求，经营正常、效益较好的企业，员工工资要比上年涨12%，工资增长的下限为6%。用行政强制的方式要求企业涨工资，南京某局纯属一种法盲的搞法，属于严重的违法侵权。

最近确实有老板给员工加了薪水，那就是风口浪尖上的富士康。6月6日，富士康宣布，将一线员工的工资再度调升为每月2000元，加薪幅度约66%。这是继2日该集团宣布基层员工薪资自900元调升至1200元之后，时隔4天之后的再次加薪。

对于今天富士康的几十万工人来讲，这确实是一大喜事。但对于富士康这个企业的前途，大规模的加薪是好是坏，目前还难以定论。细心地人已经注意到，7日的香港股市，在得知加薪消息之后，富士康国际的股票在开盘两分钟即下挫5.5%，后紧急停牌。8日开盘后一度再跌8%，创下半年来新低。

股市的反应显示了投资者对于富士康加薪的担忧，面对人力成本的急升，投资者很可能用脚投票。从长远来讲，这可能并不利于劳动者提高待遇。

政府想提高劳动者待遇，直接就想让工人向老板伸手要，可曾想到，中国的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本身就利润极薄，这些年一直在为生存挣扎，大多数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了。

根据5月14日东莞市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的公告显示，东莞制造业销售利润率仅2.49% 。将加薪的压力放到这些老板身上，很可能是搞错了方向，最终还可能搞杂了经济。

在这方面，南非经济在过去十几年的惨痛教训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1994年，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在国有化等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被强行推高。结果适得其反，由于企业无力承担这部分成本，黑人不得不面对失业的窘境。在国际社会解除了贸易封锁的大好形势之下，南非的制造业投资者们反而纷纷撤资，南非最引以为豪的加工制造部门，在80年代中期吸纳了12%的就业人口，到2000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7%。

南非种族关系学院200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南非住窝棚的人数由1994年的不到100万上升至2006年的140万，日均消费费用不足1美元的人数由200万上升到400万。失业率达4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行政力量主导的加工资，并没有给工人带来好运。

要加薪，先减税

1914年1月12日，亨利•福特宣布，将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每天5美元。也就是说，当时的普通工人可以用三个多月的工资买到一辆福特T型车。而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广州本田的工人，不吃不喝要7年的工资才能买到一辆最便宜的广本轿车。

劳动者的工资当然该涨！长期过低的工资也使得中国经济机构严重失衡，内需低迷，增长乏力。民营中小企业普遍困难，使劲逼小老板们只能是逼企业关门。那么，加薪的钱从哪里出？加税能使劳动者分到更多吗？

我并不反对在中国新增房产税、消费税、遗产税等针对高收入阶层的税种，况且这些税种迟早都会引入中国。但我们在新增税收的同时，必须大规模减税。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承担的税赋过重，是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的重要原因。

《福布斯》杂志四月份推出其最新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另外，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估算，如果算上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的收入。中国的实际税负已经超过了30%。

另外，中国的中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赋过重，而其他国家主要由富人来支撑税收。

很多人以为，我们平时只缴纳个人所得税。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或许与中国的税收方式有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流转税被分化到商品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因为是间接缴纳，所以往往被纳税人忽略掉。

比如，你去餐馆吃饭，营业额的5%是营业税；吃肉，里面有13%增值税和屠宰税；涉及到运输的，运输企业有3%的营业税；即使你坐在家中喝一口自来水，也隐含着6%的增值税。大大小小的商品，只要消费，不论穷人富人，都要交税。

而我们看中国香港，中低收入者所缴的税极低。占工作人口15%的高收入者缴纳了所得税的95%，利得税方面，占企业总数1%的大企业缴纳了60%的利得税，使得中小企业税赋很低。香港普通工作人口交税很少，差不多只占个人所得的5%—6%，而且没有其消费税。

据6月22日的最新消息，广东省正计划向中央申请个税标准浮动机制，并建议深圳个税起征点提高至3500元。希望此举能真正落实，要增加劳动者收入，这样的减税才是正道。

政府权力与收入分配

就在一周前，英国《金融时报》发布全球五百强企业排名，中石油首次登顶，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这一新闻要是放到5年前，可能很多国人会为之欢呼，将其视之为我中华崛起的一个标志。但此次登顶的中石油却有些“灰溜溜”，公众不但没叫好，甚至出现了众口皆呸的景象。

何以至此？原因恐怕在于，这些年公众从事实中开始醒悟，政府和一些国字头企业的强大并不等于国家的强大，更不等于民众福利的增加。相反，政府和相关企业的权力过大，反而会与民争利，压制民营经济的生长。

掌握过多权力的机构和企业占有的社会财富过多，是造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务院参事任玉玲曾在两会上指出，从1978-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现在，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已经占据了财政收入的20％以上，远远远远高于其他国家6%的平均值。

政府机构过于膨胀，垄断企业也收入过高。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很显然，收入分配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很多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直接导致了市场价格的扭曲和行业暴利。

要纠正这种收入分配的失衡，理应是将这些垄断的领域推向市场，政府权力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改变经济领域政府权力过大的局面。而绝不是用加税的手段，用一个更大的政府去解决大政府的问题，否则，此次税收改革，将有可能掀起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最终自然会使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更加严重。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