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样本也有烦恼

在陈福清的办公室，挂着一张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价表，上面写着6大工种70工序的2009年度计件工资。

“2个月后，这些数字会发生变化，”陈福清说，2010年度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将于本月底启动，“工价协商的怎么样，直接关系镇里上万名羊毛衫职工的切身利益。”

今年60岁的陈福清，是浙江台州温岭市新河镇工会常务副主席、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2003年，新河镇为平息羊毛衫企业劳资纠纷，由陈福清挂帅成立 “羊毛衫行业工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至此，新河羊毛衫行业从“几乎天天有上访”，实现如今“上访为零”的巨大变化。

2007年11月，温家宝总理批示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总结和推广”。随后，一些省市也开会讨论其实施经验，但很少像温岭这样——组建“行业工会”，以此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直至今年，富士康员工跳楼、本田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劳资冲突事件后，“工资集体协商”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本月4日，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工会全力推动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要突出推行工资集体协商，提高职工特别是生产一线职工的劳动报酬。

理想离现实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陈福清说，在现实中，单个企业只是工资集体协商的第一步，但要真正解决劳资问题，还要大力培养“行业工会”等第三方力量，形成 “工会与协会”、“员工和老板”的平等对话，让工资集体协商具有内在生命力。

“仅靠企业工会解决不了问题”

“平常中的不平常，”陈福清说，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不是想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工人不集中上访，没有劳资纠纷就不会出现这事。“当时想了很多办法，还是解决不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河镇就有家庭作坊从事衣衫加工。到2003年，全镇已有113家羊毛衫企业，每年产值不下10亿元，从业工人12000人左右，其中外地工人为9000多人。

羊毛衫生产季节性强，1月到8月为生产淡季，9月到12月才是生产旺季。陈福清说，由于是计件工资，到了生产旺季时，企业之间用工竞争激烈，哪家企业出的工价高，工人就往哪家去做工，尤其是技术工人频繁跳槽。

为了吸引工人，一些企业往往承诺高工价，而结果往往无法兑现。同时，为防止员工跳槽，企业到年底才对工资进行一次性清算，甚至扣留身份证。 “当时特别乱，意见特别大，”湖北籍女工、浙江凯萨博斯服饰有限公司陈绪凤说，她2001年来新河镇做羊毛衫，由于老板没有兑现工价或拖欠工资，“工人动不动就罢工、上访，有时甚至几个厂一起停工。”

陈福清说，2002年下半年，新河镇的羊毛衫行业，100人以上集体上访就有3批，十几人、几十人上访几乎天天都有，约占全镇上访量的一半。在这种局面下，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难以为继，政府成了“救火队”，为罢工、上访的事情很是头痛。

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当时已经建立工会的羊毛衫企业，也同样出现了停工、上访等事件。

如今，同样在建有工会的外资企业，劳资双方的关系依然比较紧张。据今年3月披露的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已有11.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建会率达到73.1%。但劳资冲突有逐渐加剧之势。

一家新河镇的羊毛衫企业工会主席说，在企业里，她的工作更多起到一种中间协调、上情下达的作用，很难组织工人代表和老板进行工资协商。

“仅仅依靠单个企业工会，问题还是难以得到解决。”陈福清说，由企业工会出面组织，职工代表与企业老板就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等进行协商，这种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在国内推行。“事实上，在企业工作的工会及代表，在现实中很难和老板谈涨工资，除非他们不想在这个企业干活了。”

“党委、政府推动很重要”

2003年，113家新河镇羊毛衫企业，联合成立了温岭市羊毛衫协会，试图通过协商、统一工价，避免互相挖角、哄抬工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显然，资方单方面的定价对劳方有失公允。

如何平息羊毛衫行业工人停工、上访，成为当时新河镇党委、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首先问题是，由谁来做？此时，陈福清挺身而出。他说，之所以要接受这项任务，第一他是新河镇工会常务副主席，有着20多年的基层工会工作经验；第二他只是一个工会聘用人员，“不怕吃苦，也不怕得罪谁，只有我去做最合适。”

而从1999年开始，温岭就实行的非公企业民主恳谈会，由员工代表、企业主和工会三方参加，形成员工和企业主双向交流、平等对话。这给陈福清以很大启发，不如效仿开展一场由政府主导、工会出面、劳资双方参与的“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

陈福清说，要想缓和劳资双方矛盾，必须制定一份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工价表。

于是，陈福清去企业了解、调查工价，遇到的不是“人难见，脸难看”，就是“话说的比较难听”。迫不得已下，陈福清向当地政府“求援”，召集企业领导开个吹风会，“政府很重视，企业最怕的是政府”，他这才取得了一些企业的工价单。随后，新河镇又召开羊毛衫职工代表大会，了解工人的理想工价。

2003年6月，新河镇工会主持召开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13名从各类企业中选派的职工代表与20多名企业负责人，面对面进行工资协商。陈福清说，结果工人的工资报价只比企业高10%左右，“并没有出现漫天要价。”

陈福清说，经过5个月六次协商、三次工价调整，最终确定羊毛衫生产全部工序的最低工价。

为了更好地推行工资协商制度，2003年8月，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成立，陈福清当选为第一任工会主席。随后，新河镇羊毛衫协会与新河镇羊毛衫工会，签订行业职工工资协商协议书，企业实行最低行业工价标准，以及按月发放工资等要求。一个员工感慨地说，政府给我们撑了腰，我们在这里可以安心的工作了，说话的分量也重了。

“听政府的，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浙江唐古拉服饰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说。

“党委、政府的推动很重要，否则我们也是做不下去的。”陈福清说，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后，新河羊毛衫工人上访数量急剧下降，从2006年至今无工人上访记录。2004年开始，在温岭市总工会倡导下，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的工资协商机制向全市铺开，并把这项工作纳入党建考核，如今温岭已在轴承、泵阀等15行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行业工会搭建对话平台”

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后，新河羊毛衫工人的工资逐年提高，每年增长10%-15%之间。陈福清说，我们做过测算，即便是业绩最差的工人，每天8小时、一个月上班22天计算，其计件工资也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在一般情况下，加上加班赶工因素，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在2200元至2500元之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就对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赞许有加。

全国总工会6月9日在其网站刊文表示，“各级工会以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为突破口，以创新思维大胆破解了工资集体协商中协商主体缺位的难点和科学确定劳动定额、工时工价的重点问题，切实提高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成立行业工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才能解决劳资问题，”上述的浙江凯萨博斯服饰有限公司工人陈绪凤说，老板也会和工人进行工资协商，但由于劳资双方地位的不对等，以及工会组织的不完善，企业工会还是很难承担起企业内部工资集体协商。

在温岭市总工会主席叶其泉看来，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除了能够缓和劳资矛盾以外，更大的一个作用是，培养工人集体协商意识。“意识比制度重要。”

温岭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陈奕敏认为，在党委、政府领导的推动下，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已具有“工会与协会平等对话”的雏形。政府只是起到协调作用。

“关键要培养非政府工会组织”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即便在温岭，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有好也有差”，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能实行工资集体协商，比如美容美发行业，由于工序复杂、工艺比较强，很难给予一个量化的工价要求。“然而，一些部门为应付考核，也就上报实施了，很难有什么效果。”

“行业工会做得好，主席人选很重要。”陈奕敏说，羊毛衫行业工会做得好，与陈福清工作认真负责直接相关。

陈福清说，为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他已经换了3辆自行车，“每年，我都要去各家企业了解情况，这样才能算出比较合理的工价。”

在忙碌工作中，陈福清还帮忙帽子等行业成立行业工会，以及指导建立村企业联合工会。他说，这个行业工会主席，在当地有威望、有能力，能为工人利益说话，不一定要从企业代表中选举出来。“工会主席就相当于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只要对董事会负责、对股民负责，认真做事、做好事就行了。”

温岭市总工会主席叶其泉说，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要各方推广的话，就必须要有一套严谨的程序做保障。虽然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在温岭已经很普遍，但在实施过程中，有些工作还不是很科学、很规范。

如今，温岭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整个流程将分为8个阶段，分别是组建行业工会、召开业主座谈会、召开职工座谈会、合理地进行工价测算、进行初步的工价协商、工资集体协商、举行签订仪式、加强监督力度。

“行业工会在国内发展薄弱，使得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发展上缺乏良好土壤环境，”上述知情人士说，只有发展行业工会这些等非政府组织，才是维护社会稳定很重要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