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需破利益割据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酝酿已棋近中盘，七大领域、23个重点方向基本定局，有关部委正密集研究与制定细则，预计整体规划于9月前后公布。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标志着自1986年首次提出产业政策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厘定对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发展内生动力，实现新赶超战略，其意义不言而喻。业界普遍认为，这是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下一步规划细则的即将出台，诸多层面的利益之争也在悄然升温。

比如，两大部委围绕“生物育种”项目的审批权归属产生意见分歧，双方各执一词，都认为“生物育种”的监管与审批，应当是本部门的职权。

这种争执并非偶然，其背后隐现的是部门“利益山头”。如果这一状况得不到有效解决，部门利益不服从全局利益，将不可避免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混乱与无序。

另外，与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实施主要由中央政府负全责所不同，中国幅员广阔，要保证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必须保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上的一致性。

目前，地方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争夺战已打响。此前各种地方版规划早已如雨后春笋般出台。其中，一些规划与国家大战略相符。但也有不少地区，借战略性新兴产业催生之势，产业规划同质化严重。甚至一些地方还将传统产业改头换面后进入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

在地方投资冲动催动下，如果地方政府只顾政绩考核之偏面“利益”，可能会引发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层面的重复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担心，“新兴产业和调结构是筐，什么都往里装”的怪圈会出现。

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就要实现各地错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过程中，政府应该制订准入标准，严格遴选鼓励性政策的下发，给予地方和产业领域以明确的信号，避免地方政府各自为战。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面推进，还必将触及科研体制与“产学研”转化机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以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产业转化的脱节问题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有效解决。分属于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科研机构之间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壁垒林立。

要顺利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对现有的科研体制再做一次细致的梳理和改革，通过利益和市场纽带的再造，真正形成以需求为导向、市场做牵引、企业为主体、资本市场为依托的科技研发崭新链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们还注意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调研前期，被称为“国家队”的央企、国企皆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开始准备，一场“筹备战”已经打响。国有企业在发展基础上的优势毋庸置疑，但也正因如此，需要更加关注的是：新一轮产业升级中，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在其中的作用将如何体现？

应该说，在“新36条”刚刚出台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并实现民营企业的真正影响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利益如何分配，如何给民资以均等机会，如何有效引导民资的进入，已成为观察政府对民企态度最直接的“晴雨表”。

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的确立，关乎国家兴盛、民族未来。无论决策与实践皆须谨严周详，需用大局观、战略性思维统领，从源头着手破解各类积弊已久的利益割据，支撑体制机制的创新。各类“利益割据”不除，新兴产业的战略目标就难以有效完成。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过程中，如能在产业发展与利益分配机制上打开一个新格局，才能真正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间顺畅的协调机制、产学研链条的重整，以及民间资本的广泛介入，从而真正实现新兴产业的新兴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