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硅谷与龙华富士康：媒体报道是否该更慎重？

在美国，上一代人的大公司偶像是通用汽车、GE、IBM这样的制造业巨人，新一代的偶像公司则有好多来自于硅谷，Google、苹果，也包括早期的微软，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这些企业的原因。上面提到的三家公司很有趣，它们按照通常的定义方式分别是互联网公司、硬件制造公司和软件公司，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们开始更多地进入到对方的市场，更多地模糊这些界限，如果我们为它们总结一下，可能是它们具有越来越强的媒体特性、对用户时间的占有和信息渠道的整合能力—上一代的制造业偶像在满足人们物质需求上竭尽所能，新一代则在精神生活层面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

探讨它们的未来是一件看起来有趣但实际上沉重的事情。在它们各自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似乎都引用过乔治·奥维尔的《1984》来指责竞争对手，它们都更喜欢以选择自由之名来抨击对方。它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对于信息、知识和娱乐的垄断的危害性，远远超过洛克菲勒对石油资源的垄断、AT&T对消费者的垄断。但实际情况看起来，它们似乎更羡慕“老大哥”的权力。沉重就在于此，这些聪明的头脑，用他们的技术、创意和营销能力创造了伟大的公司，他们以创新和自由精神为肇端，最后会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然，这种担心可能是多余的，一方面在于它们对这种潜在危害的自省和有可能的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就如同本期封面文章最后所说，这里毕竟是硅谷，一定会有更新的公司诞生，就像IBM之后的苹果，微软之后的Google。我更希望是后面这种情况。政府干预会给创新公司带来伤害，而完全依赖公司自省—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某一个机构上面，不是吗？

我们从本期开始推出新的专栏《硅谷故事》。除了吴晓波先生为我们梳理的中国企业史，我们也可以看看最近50年里企业创新的大本营硅谷在发生什么，这些偶像公司为什么产生在硅谷？作者杨琳桦，在硅谷做记者两年，她会为我们讲她在硅谷看到的人和事。或许会很有趣。她最新跟我讲的话题是，即使在硅谷，也很少有人知道苹果自己是不生产机器的，更不知道富士康，虽然每个iPhone和iPad后面都写着“Assembled in China”。

在硅谷之外，“Assembled in China”的发生地，深圳龙华，这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让我们很纠结的问题。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一连串的事件的报道？媒体急匆匆兴冲冲地表达意见和提出问题，我们担心可能对自杀行为起反向的激励作用，并且大家对于问题症结也并非很清楚—套用马斯洛理论，开始的自杀事件可能来自对基本生存需求的绝望，但是当自杀像病毒一样蔓延的时候，我们需要更专业更负责任的报道：媒体功能一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二是代公众问责。当我们对事件判断不清，并有可能恶化这个事件，并且缺少明确的问责方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更慎重的选择？

这样有可能沦为不作为，但法国电信持续三年35名员工自杀的悲剧在前，当地媒体反思还在持续，慎重可能不失为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