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源资本王佳芬：58岁逃离国企跑入VC

　　　　“舞者”王佳芬

　　她喜欢唱歌跳舞。在她的人生舞台上，她扮演过知青、农场干部、乳业女皇。她在传统国企的舞台上跳了三十多年，退休后却进入陌生的风险投资领域，原因是原来“那样的舞台太小”。

　　王佳芬的典型一天是这样安排的：早上七点起床，工作，在单位解决午饭，下班回家，深夜12点后睡觉，之前还要打开电脑处理刚刚跳出来的邮件。

　　过去三十年，除了电子邮件改变了一些交流形式外，她的生活节奏基本不变。

　　她首先在农场的党务系统工作了十年，熟练地学习和组织下属开会，学习党的各种精神。然后在国企里抓了十五年经济建设，把上海牛奶公司变成一个市场化的股份制公司。

　　这可不是传统的劳模。20多岁，她就是全国学大寨的代表之一，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的家乡，喜欢搬着小马扎朝气蓬勃地挤在第一排听报告。不过，她被上海代表团的团长拉住，说她不懂规矩，“王佳芬，领导要在前面，你应该跟在后面。”

　　她马上知趣地往后退，明白自己犯了忌讳。

　　但大多数时候，她不喜欢后退，比如从上海农工商局去上海牛奶公司后，有个大好的机会让她退回到机关当领导。她对领导说，不。

　　“我就是适合做经济工作，适合在企业里干。”她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什么适合我。” 在上海纪源资本公司的办公室，她拿着时尚的玫瑰红手机，戴着铂金的耳钉，淡扫蛾眉，发出爽朗的笑声。57岁的年纪上，她又刷新了她的履历，纪源资本合伙人是她的新身份。

　　农场党委书记、老国企的领导、光明乳业的董事长、风险投资合伙人，这几个称谓在中国社会的出现前后跨越了三十年，但在同一个人身上划上了等号。她坦言，“我就是不喜欢做常规的事”。

　　没准备好的不要

　　不管王佳芬是否喜欢，一开始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替她做出的。1968年，年仅18岁的王佳芬下乡来到上海奉贤星火农场五七连队，开始过上了住草房、点油灯的生活。日后她成为乳业女王也好，投资新贵也罢，她始终记得自己的梦想最初耕种在土地上。

　　别人中午休息的时候她下地，一早天蒙蒙亮时，她已经挑好了水。这个出身上海的姑娘并没有城市小姐的娇气，还擅长唱歌跳舞搞宣传。四年后，她被领导叫到跟前。“王佳芬，现在咱们连队缺个指导员，你愿意当吗？”此时，王佳芬已经是几百人连队的副指导员了，指导员生病后，这个位置空缺，领导很自然想到了她。但她回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恐惧，觉得当时还没有能力“上到那么高的台阶”。她说，我还没有准备好。但同时建议领导，让上面派一个指导员来带她一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有意学习如何当一个“正职”，一年期满后，她主动报告：领导，我准备好了。

　　王佳芬认为，机会面前，重要的是自己是否做好准备，好比连队指导员，她没有准备好就不能接受。她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站起身来，在会议室内的小黑板上，用水彩笔重重写下了几次她不接收的机会。而她选择的原则，“没什么难的，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准备好了，我就接受。没准备好，我就拒绝。”

　　一步步，1975年，24岁的王佳芬已经领导着两万多人的农场，当上了农场党委副书记。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办公室里，翻阅着上面传达的各种文件，王佳芬的内心有说不出的激动。“把今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中来。”她咀嚼着这句话，也有意识地开始调整，越发意识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升迁的机会又来了。王佳芬被一个老领导叫去聊天。佳芬，他说，上海有个工会副主席的空缺，你愿意去吗？

　　此单位的工会主席快到退休的年纪了，按照惯例，王佳芬过去后很快可以当工会主席。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而且还是去农场的上级单位工作，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一桩美差。

　　不过，王佳芬当面拒绝了领导的好意，“我有十年行政工作的经验，再做党务工作，我不愿意。不喜欢。”她跟领导表示，她更擅长经济工作、行政工作。“我不会为了回上海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

　　老领导听到她这一席话，感叹道，佳芬，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差事，不多久就是正局级。

　　实际上，她接受了上海农工商局工业外经处处长的职位。王佳芬的丈夫很看好她的仕途，觉得她做个县长是没问题的。说起那一年的经历，她呵呵地笑，“连领导都问我要干什么，看起来很不稳定的样子。其实，我在千方百计寻找去基层、去企业的机会。”

　　王佳芬回忆到这里，语气坚定地说，“这一年我很清楚自己擅长什么，我不适合去机关。机关是个庞大的机器，更侧重执行，而企业是个无穷大的组织，任你创新。”

　　1992年2月8日，年初五中午，王佳芬盼望已久的机会来了。当时她和一群农场的同事正在聚会，接到农工商局罗大明局长的电话，约她下午两点到他家谈谈。

　　罗大明一改往日的严肃，亲切地对她说，“就是想说服你去局里下属的牛奶公司当总经理。”王佳芬其实隐隐约约地想到了这一点，但“当时没有立刻答复他，是因为他让我回去想想。要是他立刻问我，我就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去。”王佳芬快言快语。

　　而且，由于牛奶公司的复杂局面，罗局长提出，去干两年，要是干得不顺利，回局里继续工作。局里也准备提拔她为局级干部，好让她没有后顾之忧。当天晚上8点，罗局长打来了电话，王佳芬干脆地领命，并大胆地承诺。这一去，就一直在那干到退休。

　　王佳芬说，这是改变了她一生的决定。

　　坚硬改革派

　　罗大明派王佳芬去牛奶公司是有原因的。当时，牛奶公司和农场局沟通不顺畅，矛盾重重，因此领导人选一直是罗大明的心头之忧。看到罗局长派来的王佳芬，牛奶公司内部人窃窃私语，看来“王佳芬是罗局长的掌上明珠”。

　　但是罗局长没有意料到，他派去的这个爱将日后会在牛奶公司掀起那么大的改革。最严重的几次，王佳芬都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辞职。

　　“我们在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这是地利。所有外资乳业和国际设备准备进中国，都会首先来跟我们谈谈，容易吸收国际先进的经验。而90年代初期，我们已经引入外资十年，本土企业也具备了学习外资公司发展的基础。”王佳芬这样解释她推动改革的客观因素。

　　王佳芬喜欢看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让她振奋，她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变革正在到来。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一批国企、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辞职下海，闯荡一片天空，国退民进的呼声被首次提起。当年，大量的国企还在作为行政单位矜持地踱步，大量民营小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在市场的大潮里，作为国有企业的上海牛奶公司也嗅到了这场春雨的味道，开始在内部塑造变革的源泉。

　　“上海的牛奶最早是洋人从轮船上带来的，和鸦片、设备等一起过来。当初，他们把奶牛拴在办公室旁边的小屋里，就这么喝鲜奶。喝牛奶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牛奶公司，要走向全国。”

　　要做一个大公司，现代化、国际化的。这是王佳芬的雄心。她开始着手改变这个地方的老国企，第一步就是引入职业经理人。

　　她先联系会见了三个外资猎头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和市场总监，听听他们的找人方法。

　　听完后，“我觉得挺科学的，听完收益匪浅。”王佳芬说。然后她一边让猎头公司帮着找人，一边托朋友留意，后来，在市政府朋友的推荐下，找来了一个有跨国公司经验的高层。

　　除了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两个条件让她十分满意，“复旦大学毕业的，还是中共党员。”她说。

　　但王佳芬知道，这件事不会这么容易就过关。一家国企历史越久，传统的桎梏可能就越深。引入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且是一个工资比王佳芬高十倍的“假洋鬼子”，一定有争议。

　　“别人怎么说我不管，但是我对我的领导有要求，就是必须明确我的工作可以怎么做。”王佳芬在一个早上叩开了农场局领导的办公室大门，一进门，王佳芬就说，“我是请求您支持来了，今天我要做一件事，违反了您两个原则。一是违反了党选干部的原则，一是改变了企业内部的薪酬体制。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后果，我王佳芬来承担，但是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

　　一通开诚布公的解释，领导同意了王佳芬的试点，“今后有人来告状，就说这个事情是农工商局同意过的。”

　　引入职业经理人后，王佳芬直言她的工作就是要创造环境让职业经理人成功。大家都按照他的书面报告的方式做汇报，为他配了财务总监和销售总监，慢慢地，整个牛奶公司的系统有了市场化的变化。在王佳芬时代，光明职业经理人的数目一度达到200多人。

　　但在改革中，风险有时不仅来自下属的议论，也会来自上级的安排。当牛奶公司越做越大时，关于公司的名字，这个在出生时就注定的因素竟然出其不意地成了王佳芬和农场局的一根导火索。

　　“要改名。”当农场局把王佳芬和牛奶公司书记叫去开会时，王佳芬稍稍愣了一下。会议室内大圆桌后坐着农场局两套班子成员，严肃、庄重。

　　农场局领导班子先逐一说了想法，中心思想是把上海牛奶公司改名为农工商牛奶公司，其意义伟大。领导发言后，看着王佳芬，让她表态。

　　王佳芬说，我觉得原来的名字挺好的，改名没有必要吧。

　　“那个领导当场就火了，拍了桌子，拂袖而去，走前留下一句话，必须改名。”现场的气氛一时非常尴尬。

　　在座的其他领导对王佳芬说，佳芬，算了吧。领导说要改，就改吧。王佳芬笑笑，不吭声。

　　第二天，关于公司改名的会议纪要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下来。王佳芬坐在办公桌前，看着文件出神，她感觉到了沉重的压力。

　　回家，她跟丈夫和儿子说，做个心理准备，“如果真要改名，那我肯定辞职。”还在念书的儿子跟她开玩笑，妈，你折腾什么呀，你不做我来做好吧。她扑哧一笑。

　　还好，随后全国“两会”召开了，领导要去北京开会，这给事情的处理留下了余地。在“两会”结束前一天，王佳芬收到了农工商局的秘书电话，“佳芬，领导明天就要回来了，那个改名的事情，你要行动了呀。”

　　王佳芬放下电话，心情沉重，一个月的时间，她想了又想，觉得改名对主管单位确实没有多大的好处，对于公司而言则有很多弊端。她决定上门拜访领导，再次争取机会。同时，她给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打了电话，给光明乳业的股东上海实业也进行了沟通，通告了这一情况。

　　“我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调动所有的资源来做。”王佳芬说。不过，并没有等到外援们施以援手，王佳芬再次积极主动的沟通取得了成功，领导放弃了改名的建议。

　　那个领导曾经对王佳芬开玩笑说，我发现你很独裁。王回敬对方，“这是跟你学的。”王佳芬说，我和那个领导都是强势的人，也都是有强烈事业心的人。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会有不同的立场，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是简单而目标一致的人。

　　在若干年的工作中，王佳芬和这个强势的领导建立了友谊，直到现在，每年春节，王佳芬都会去拜会这个老领导，“我永远感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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