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绕开中等收入陷阱 高效服务业是关键

　　4月份经济数据披露，中国经济形势仍然不乐观。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经历着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转型。那么，“向服务业迁徙”带来的发展，一定能带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冲出中等收入陷阱吗？而作为新设立的广东自贸区，又应该如何加入到现在服务业开放的历史大潮中？

　　在“广东—诺丁汉高级金融研究院”揭牌仪式当天，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殷剑峰，为担负金融改革重任的广东各地共50名市级金融官员，就经济结构转型、服务业发展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殷剑峰认为，低效服务业是使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而中国，目前正面临这一危险。

　　殷剑峰，2006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二届），2009年荣获胡绳青年学术奖（第四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3年曾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01 2000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

　　在过去十年中，服务业人均产值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制造业甚至农业。2013年，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值增速低于2%，而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增速是8%。这意味着，经济整体增速会持续下降—因为就业和经济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速又非常慢。

　　低效率的服务业将会拖垮经济，这是殷剑峰的一个重要判断。

　　殷剑峰的演讲从自贸区建设开始。他认为，当前，中国加快自贸区建设存在两个大背景：一是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出现巨大变化，二是中国经济转型。

　　殷剑峰认为，在次贷危机前，全球经济基本上维持二战后形成的治理体系，如布雷顿森林体系、RMF、世界银行等。但在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美国主导的经济治理格局。在过去数年，美国还积极推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形成：美国陆续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谈判（TiSA）等，但“这些新的协定都没有中国参加，所以美国事实上是在另起炉灶，排除中国的参与。因此目前的世界经济治理格局，让中国很难发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作用。

　　中国也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应对。首先是推出“一带一路”、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其次是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目前，中国与韩国、日本及美国都在商谈中。

　　第三个应对方式，则是实行自贸区战略。中国主动开辟区域向国际开放，同时在自贸区内实施一系列改革，包括殷剑峰认为非常重要的负面清单。“两年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何为负面清单。”殷说。

　　将目光转向国内，自贸区建设的第二个背景，显然是中国经济转型，即“新常态”，也就是经济结构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调整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殷剑峰认为这种转变当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态势。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崛起主要依靠制造业，即第二产业。但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的GDP超过了第二产业；在就业方面，早在1994年服务业就超过了制造业。因此从2012年开始，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这种转变，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殷剑峰认为。

　　但殷剑峰发现，有一现象令人无法乐观：在过去十年中，服务业人均产值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制造业甚至农业。2013年，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值增速低于2%，而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增速是8%。

　　这意味着，经济整体增速会持续下降—因为就业和经济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速又非常慢，“这种下降将会以加速度进行”，殷剑峰说。

　　低效率的服务业将会拖垮经济，这是殷剑峰的一个重要判断。

　　殷剑峰在研究中发现，除了产值，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生产者服务也表现不佳。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货物贸易一直保持顺差—这反映出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具有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则一直是逆差，并且从2008年开始，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

　　2014年，“中国货物贸易的顺差是500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的逆差则是2000亿美元。”殷剑峰说。

　　除了逆差之外，从结构上看，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运输、旅游以及其他商业服务三者，即占了服务贸易出口的57%。而更具现代意义的生产者服务业，即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包括通讯、保险、金融、咨询、计算机、信息等，占比非常低。

　　除了前两个问题之外，中国服务业的开放也并不理想。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低端产业，比如房地产业、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者占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70%。

　　02 低效服务业是新兴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原因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中可以发现，是冲出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一个经济体走出制造业主导时，走向的是高效服务业还是低效服务业。

　　为何在GDP与劳动力都向第三产业转移过程中，经济增速会呈现出下滑态势呢？殷剑峰认为，这就与第三产业政策的改革相关。

　　从亚非拉美多个国家的历史来看，在经济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即中等收入陷阱。

　　殷剑峰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进行了研究。

　　“这些新兴经济体中，有很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殷剑峰遗憾地发现，这些经济体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都比第二产业要低。

　　与发达国家一样，这些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收入和产出都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但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则是服务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新兴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原因。

　　拉美7国尽管服务业比重很高，但效率均低于制造业。从“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1)这个数值来看，2007年巴西和墨西哥大致能保持在0.8，而委内瑞拉从1975-2007年都在0.2附近徘徊。

　　亚非6国表现出了相似的情景。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稍大于1，但是其后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现阶段基本处于0.7的水平；泰国的这个指标值也是持续走低。其他4国的情景明显比中国和泰国要更糟糕。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情形则非常不同。历史上，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均高于或显著高于第二产业。1870年，美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4倍，1880年为3.4倍，一直到1960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为第二产业的1.3倍。

　　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在内的发达国家也类似。因此在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事实上都实现了“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的转移”。

　　所以，他们从“中等收入”顺利跃向了“高等收入”。

　　殷剑峰总结称，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中可以发现，是冲出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一个经济体走出制造业主导时，走向的是高效服务业还是低效服务业。

　　当天的演讲中，殷剑峰对中国服务业提出的最重要建议是：“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式，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者服务属于中间性投入，而不是最终被消费掉的服务。

　　生产者服务业的最重要来源，是从制造业分离出来的研发部门、咨询部门等。通过分离来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使生产者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又推动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上升，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从而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交互发展的良性互动。

　　那么，从哪方面入手，能够加快服务业的改革并突破壁垒？

　　殷剑峰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低效率和对外开放的落后，主要源于制度壁垒、多核管理，以及重审批轻监管的监管思路。

　　首先是准入门槛，目前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准入门槛非常高。以CEPA为例，CEPA中曾规定，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独资、合资或合作形式，在内地设立金融性培训机构，“这是个很好的服务业开放举措。”殷说。但由于教育部门认为国家没有具体操作办法，无法审批，所以该项目迄今为止没有落地。

　　殷剑峰将服务业按照“审批的难易程度”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困难”的，即服务业对外开放，需要先报地方的外经贸或商务主管部门，由该部门进行前期审批，再向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报批，难度极大；第二类相对容易，由相关的国家部委审批，包括法律服务、保险、证券、金融、会计等；第三类则最简单，就是由地方相关行政部门审批，包括会展服务、仓储服务，管理咨询、房地产。

　　为何中国服务业的外商投资集中在低端服务业？殷剑峰指出，正是因为这些低端服务业的审批权在地方，“开放比较容易”。

　　除此之外，殷剑峰还认为，其他并非从制造业分离出来的生产者服务业也受制于体制的弊端，比如科教文卫和金融—它们通常都属于带有官方色彩的事业单位，因而不属于市场竞争主体。

　　具体到广东，殷剑峰对台下的数十位金融官员们说，“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和强省，因此广东未来的发展当中，生产者服务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03中国服务业“过度开放”和“开放不足”并存

　　金融、医疗、计算机、电信、教育培训等，开放明显不足；低端的服务行业过度开放。“商业服务类”就属于过度开放，这导致外资大型商业企业控制了流通渠道，使中国企业只能在该领域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环节。

　　“负面清单，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在关键的领域仍然将进行管制。”殷剑峰如此总结负面清单的目标。

　　殷剑峰并不认为中国服务业的问题完全在于“开放不足”，相反，他认为现状是“开放不足与过度开放并存”。

　　“现代服务业开放明显不足”，殷剑峰说，首先，金融、医疗、计算机、电信、教育培训等，开放明显不足；其次，低端的服务行业过度开放。他认为“商业服务类”就属于过度开放，这导致外资大型商业企业控制了流通渠道，使中国企业只能在该领域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环节。

　　因此，殷剑峰认为，推出自贸区，解决服务业的开放问题，并且通过开放来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正当其时。并且，在自贸区进行的改革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是相辅相成的。

　　但他提醒，将准入前国民待遇等同于“减少外资的审批程序”，显然是不正确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意味着对本国的投资者不开放的领域，对外资同样也不开放。

　　殷剑峰以美国服务业开放的负面清单为例，“很多敏感性的服务业，都是禁止开放的”。

　　在美国的领空进行航空运输、机场建设融资、航空海事服务等，属于“禁止开放”类别；而卫星电视传播、数字电视传播、广播等，也一样禁止开放。“千万不要认为美国人是全面自由开放的。”殷剑峰强调。

　　与通常的想象不同，在金融业方面，美国也将很多领域列在“禁止开放”清单里，比如外国的银行设立分行、外国的银行成为联邦储备系统成员、外国的银行持有本国国有银行股份以及外国银行建立信用卡机构等。

　　“所以负面清单，并意味着政府不管，在关键的领域仍然将进行管制。”殷剑峰如此总结负面清单的目标。

　　04 以金融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应当加速

　　那么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对哪些领域要逐渐放开呢？

　　殷剑峰认为，这分为两点。第一，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应该先开放，包括金融、航运、商业等，从而形成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二，需要“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行业要先行开放。比如，为了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在医疗机构的开放方面，可先行先试。

　　殷剑峰以上海自贸区两年中，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为例，复盘了自贸区的分批开放和前景。

　　殷剑峰认为，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其基本逻辑就是“以自由贸易账户为载体，对外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对内推动利率市场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自由贸易账户（FTA），FTA开设之后，在目前的关税条例下，境外账户和已经开放的自有账户都可以通过FTA进行自由的往来，也就是说FTA和境外账户之间已经打通了。

　　FTA与境内的人民币一般账户则实行了有限的渗透，这个有限的渗透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首先，允许FTA上的账户可以偿还境内；其次，允许FTA上的人民币资金在境内进行直接投资，包括新建、并购、增资等。

　　尽管，目前FTA只能用本币，但殷剑峰认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FTA可以使用外币。而如果FTA可以用人民币，又同时可以用外币，那么人民币和外币就在FTA账户下，实现了完全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也就在FTA账户上就实现了市场化。

　　目前提供设立自由贸易账户、服务的金融机构，被限定为十一家中资银行和两家外资银行。殷剑峰认为，下一步，被允许提供FTA的机构范围很可能会从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扩展，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

　　殷剑峰还认为，下一步，很有可能发展方向是，允许FTA下的个人账户能够进行资本项目下，特别资本项目下证券投资的操作。比如说，个人通过FTA账户可以直接去香港或美国去炒股票，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FTA后面还会有很多的发展”，殷剑峰说，FTA账户的设立将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个突破口。“如果广东自贸区设立之后同样能够推出FTA，其功能可能将会比现有的沪港通、深港通的功能更为强大”。

　　“商事制度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政府要树立负面清单思维，这非常重要”，殷剑峰说。

　　05 广东自贸区金融改革应当有全球视野

　　由于广东与香港、澳门离得近，因此过去广东的开放，都主要盯住香港和澳门。但现在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开放，盯住香港和澳门这两个门户，变得不够，殷剑峰认为：广东开放，“应该有全球视野”。

　　“广东要拓宽视野。”这是殷剑峰给广东省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建议。

　　殷剑峰认为，自贸区的发展，在国内看是经济结构转型，但它却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变的一个浓缩和一个措施。

　　殷剑峰认为，由于广东与香港、澳门离得近，因此过去广东的开放，都主要盯住香港和澳门。但现在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开放，盯住香港和澳门这两个门户，在殷剑峰看来变得不够，“应该有全球视野”。殷说。

　　殷剑峰向广东金融系统提出的另一建议是，要“加强协调”，首先金融和实体经济要协调，“一定要立足于实体经济，特别是转型中的实体经济。”殷剑峰说。

　　第二个协调是中央和地方要协调，从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殷剑峰发现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金融改革开放是全国一盘棋，很多方面不是能够自行决定的，而是由中央各个部委决定，甚至国务院才能决定。因此对地方自贸区工作来说，金融发展一定要与中央各部委做好协调工作。最后一个协调则是国内跟国外的协调，因为金融的开放，就是要面向全球市场。“那么今天和诺丁汉大学的合作，我想是协调国内和国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殷剑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