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更何况,同为医者,他们的待遇还不及综合类医院的三分之一。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记的石雕,坚持,等待似乎永不会到来的关注。
精神卫生立法,承载了终结——至少改善这一切的万众瞩望。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
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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