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院院长：“金钱标准”怎能验出医生成色

　　 　　刘玉村，1983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获学士学位，留校从事普外科工作并攻读外科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位外科临床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1990年远赴丹麦国家医院进修学习。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2008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

　　  

　　 　　凭着对普外科学的热爱，刘玉村教授始终如一地坚持在临床一线工作，对胃肠外科及外科危重症进行深入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对胃癌根治手术颇有造诣，擅长低位保肛手术治疗低位直肠癌，共同领导胃肠外科完成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和复发直肠癌，在该领域国际领先。

　　  

　　 　　“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目共睹，但也有两个问题凸显出来，一个是国人的心态很急，另一个是信任感普遍缺失。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其实也是这个社会问题在医疗服务业的具体体现。”

　　  

　　 　　在刘玉村院长的办公室里，有一幅北大医院大兴分院的效果图。在这所新建的医院里，一栋儿科楼占据了显著的位置。目前，在北京，除了两家儿童医院以外，北大医院拥有最大的儿科。在不少儿科大夫转行，许多综合医院的儿科逐渐萎缩，有些院校甚至取消了儿科专业的时候，北大医院在坚守，甚至“逆势”强化这个“最不赚钱”的科室。

　　  

　　 　　“为什么医生这个群体在社会被很多人看不起？就是因为医生总是在谈‘钱’。”刘玉村话语坦率，“如果要以赚钱为衡量指标，医院的赚钱方法很多。赚谁的钱？老百姓的。就知道赚钱，老百姓能没有意见吗？”

　　  

　　 　　“医生，本应是一个最不应该谈钱的群体，但现实的情况是，医生比社会其他人群更多地在谈钱。”

　　  

　　 　　“什么时候只看病不谈钱，医生这个职业就彻底高尚起来了”

　　  

　　 　　在刘玉村看来，医生，应该是社会精英群体，应该是影响社会思想的主流人群。但在“金标准”面前，医生失去了应有的体面，这个行业也面临精神空虚、道德缺失的威胁。

　　  

　　 　　“一个患者来看病，医生首先问的是，‘自费还是公费’、‘用进口药还是国产药’……问这样的话，是在降低我们医生的品位，甚至是在降低自身的人格。不仅如此，在挂号的时候，医生就在给自己“明码标价”——副教授7元，正教授14元，专家号100元至300元；医生在给病人医嘱开药，护士就在后面记账……这样一种氛围，让医生们不知不觉地总在想着钱。哪有这个本该救死扶伤的群体，总是谈钱的呢？

　　  

　　 　　“过去的大夫，在面对患者的时候，首先是诊断治病，看好病开好药后，如果患者是有钱人，可能会付给大夫很高报酬；如果遇到贫困潦倒的人，医生往往就免费治疗。很多时候，还会主动拿出一部分钱财或药物救济穷人。”

　　  

　　 　　刘玉村甚至设想，如果北大医院那些“德艺双馨”的大夫真的实行患者自主付费，“他们的收入肯定比现在要高。”

　　  

　　 　　“什么时候只看病不谈钱，医生这个职业就彻底高尚起来了。”

　　  

　　 　　“在这条路上，我们始终不敢加速，而且一步一回头”

　　  

　　 　　但在现实面前，刘玉村、北大医院，也面临着经济指标这个实实在在的生存压力。

　　  

　　 　　“北大医院也不得不走在这条路上，但始终不敢加速，而且一步一回头。因为我们心里始终存在一个念头——这个趋势有朝一日或许会改变。现在走得太快，以后减速就困难；现在走得太远，以后就不容易掉头回来。

　　  

　　 　　“我们的‘一步一回头’，是在时刻提醒我们，不要迷失在经济利益里，不要忘记北大医院近百年传承的文化精神。”

　　  

　　 　　在刘玉村心中，北大医院的建筑底色，就是其文化内涵的写照，“我们医院建筑的整体色调是灰色——在新落成时就不炫目，在经历沧桑之后也并不显得陈旧——这就是北大医院的风格，低调、内敛、平和、严谨。这是一代一代的积淀，也是北大医院的处事风格。”

　　  

　　 　　“不能一切只向钱看，我们每个人必须记得，北大医院不仅承担着治病救人的责任，还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

　　  

　　 　　每年新生入学，北大医院都会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授白大衣”，由前辈医师、社会名流甚至患者，为即将入行的新医生郑重地穿上白大褂，并重温《医学生誓言》。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年轻人经历一次精神的洗礼，重拾医生这个职业的神圣感。在北大医院的第一住院部，有一处地理坐标——‘水准原点’，而让北大医院成为中国医院的标准化样本，一直是我们的办院目标。重视教育，使北大医院的文化精髓传承不衰，同时，对医生们也是一种监督，毕竟你在看病人、写病历的时候，学生的眼睛都在关注着你的一言一行。”

　　  

　　 　　“宁可‘得罪’患者，也不挣昧良心的钱”

　　  

　　 　　“作为外科大夫，我也不能保证挽救每一个病人的生命。”刘玉村谈起自己的一个例子，“我的一个病人，在做完手术后几个月去世了。患者去世百天之后，他的女儿特意从武汉赶来，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并再一次表示感谢。因为家属知道，我就像他们的亲人一样，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挽救老人的生命。”

　　  

　　 　　刘玉村认为，在医护人员中做正面宣传教育不仅必要，而且是一项坚持不懈的工作。医院还经常组织医疗队下乡，让医生们亲身感受基层百姓疾苦，强化他们的使命感。“讲医德、讲职业理想，没有什么好羞答答的。作为一个医生，一家医院，‘口碑’是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

　　  

　　 　　于是，刘玉村有了这样“甜蜜的烦恼”：一天，有个病人和骨科医生争执起来——患者认为自己骨折，要“拍片子”，医生经过仔细检查后，认定患者只是肌肉拉伤，没有伤到骨头，坚持认为根本不需要“拍片子”。“‘告’到我这里，我真是既无奈又欣慰。无奈的是，医生要是顺着患者的意思，拍个片子，医院有了收入，患者也没了意见。欣慰的是，我们的医生宁可‘得罪’患者，也不挣昧良心的钱。”

　　  

　　 　　在当年玉树地震灾区，北大医院的灾区医疗队在一处废墟中，发现了一个脑积水的孩子，生命危在旦夕。显然，孩子的病不是地震造成的，而医疗队的任务明确，只是抢救地震中的受伤人员。但是医疗队中一位年轻大夫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想办法从兰州调运来医疗设备，并自己进行改装，终于挽回了孩子的生命。这位大夫自言，在经历这个事件时，他脑海中闪现的就是“厚德尚道”这四字院训。

　　  

　　 　　在北大医院，刘玉村让所有医护人员将“厚德尚道”印在名片上。让他欣慰的是，这四个字，不仅仅是无形的精神指引，更是变成了医生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田雅婷史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