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4月12日讯 本月5日上午，虎踞北路公交车站，一手持长剑的精神病男子，将其妻子刺倒在地。
春季是精神病人易发病季节。然而，在占到我市精神病人床位60%以上的青龙山和祖堂山精神病院，却有一个奇怪现象：病人一旦“挤”进医院，就再难离开；同时，200多个精神病人因没有床位而无法住院。
精神病床位一床难求的背后，折射的其实是精神病人难以重返社会的现实。
一床难求，200多病人排队等候住院
前天上午，记者来到青龙山精神病院时，这里正在施工，准备增加住院床位。
院长庞志春带着记者来到病区。这里每个病房内，都安排少则8张床，多则10张床。“真没有床位了，这种状况已有好几年了。”庞志春说。作为市民政局下属的一家精神病院，青龙山不仅要接收低保家庭的精神病人，还要对救助站送来的流浪精神病人进行治疗。而且，公安机关经常会送来一些肇事病人。
目前青龙山设计床位742张，但实际床位已达800多张，床位超载率达到120%。“已经不能再增加床位了，要给床位间留下空当，病人离得太近，夜里会打起来。”住院部主任王庆华说。
同样是市民政局下属的祖堂山精神病院，有病人400多人，目前已经满员，无法再安排新病人。
在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申请住院的材料厚厚一摞，已经排到了200多号。工作人员对于申请住院的咨询，只能不断解释，“真的变不出床位来了。”
精神病人住院为何“只进不出”
是什么原因造成精神病院床位如此紧张？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我市确诊精神病人数量近年来并未明显增加，保持在10多万人，有肇事经历的为1.35万人左右。青龙山、祖堂山医院共有1300多张床位，再加上脑科医院等专科医院的床位，全市精神病床位为2100多张，床位确实不足。但在庞志春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我在这里干了20多年，很多病人住院时间比我工龄还长。”庞志春苦笑着说。
在青龙山住院部，可查到的最早一名患者是58年前住进来的，现在已经81岁。另据统计，在这里治疗超过5年的病人，占到了总病人的80%。只有一些流浪精神病人在找到原籍地后离开，才会空出一些床位；本地病人近两年来离开医院的极少。
在医生们看来，如此高比例的“长住病人”，让精神病院成为养老院，才是导致精神病人床位紧张的主要原因。
这些病人为什么不出院？青龙山精神病院精神科主任李建峰说，其实精神病人一般治疗3个月，病情稳定下来就可以出院了。但现实并非如此。
“我们不像其他医院，到时间就请病人离开。主要是家属不愿接他们回家，我们不能强行让他们走。”李建峰说，邻居们的反对，也是让精神病人难以重返家中的重要原因。
“老病人疗效明显不出院，社会上一些有攻击性的病人却因无床位又难以入院，这成了恶性循环。”庞志春说。
全市看护精神病人的工疗站仅剩一家
“其实，接受治疗后，精神病人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富有攻击性。”青龙山精神病院副院长明爱英说。记者到第一病区时，80多个病人整齐地坐在食堂里用餐，秩序井然，只有5名护士在旁边看护。
“我们这里一个病区晚上只有两名医护人员值班，80多个病人，没出过什么问题。”庞志春说，只要接受过治疗，再定期服药，精神病人是不会攻击他人的。而且，从治疗规律看，病人在治疗后应当重返社会，这有利于他们的恢复。
但让医院担心的是，精神病人回归社会非常难。“仅仅依靠家庭的力量是不够的。”庞志春说，精神病人返家后，如果抗拒吃药，只靠家人，强制力不够。
其实，以前我市存在不少精神病人重返社会的机构“工疗站”，几乎每个区、大企业都有。工疗站有专科医生，负责监督病人吃药，并给他们提供工作。但近些年来，由于经费等原因，工疗站已逐步消失，目前仅剩秦淮区还有一家。
据了解，由于精神病人工疗涉及卫生、民政、公安等多部门，目前仍处在协调阶段。而在深圳、北京及省内的苏州等地，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工疗模式。
“如果能像社区戒毒一样，重视精神病人社区康复问题，精神病人伤人的案件应该会有所减少。”庞志春表示。
北京建立精神病人社区档案
链接
北京市卫生局于2009年开始统一建立电子版的《北京市社区精神卫生个人健康档案》，目前已纳入该系统档案管理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已达5.7万余人，这些精神病人在社区能及时得到专业医生的治疗、康复、随访，不仅减少了疾病复发次数，而且还减少了精神病人造成的突发事件。（记者 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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