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3月15日讯 医药目录待扩容,医疗力量难补充……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认为,基层医改尚存不足。
“看不上病、看不起病、小病拖、大病扛。老乡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向记者描绘2003年新农合之前的情景。
这是汪春兰第14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同时也是安徽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她带来了一份长达7页的《关于解决基层医改试点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我是看着农村医改一步步走过来的,2003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下称新农合)开始执行了以后,筹资标准从最初的30元到后来的50元、80元提高到120元,如今达到250元,成效是明显的,步伐非常快!”汪春兰说。
“跟农村没完没了”
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汪春兰提了70多个议案和建议,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农民。
中国首轮市场化医改之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在医院为人民看病的汪春兰感受非常的明显,“有的农民治疗到一半被抬走了,因为没钱,看着非常心酸。”汪春兰说。
其实,我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当时,汪春兰记得每个村都有一个集体的卫生室,农民花很少的钱就能治疗一些常见的病,在当时被誉为用集体经济解决数亿农民看病问题的典范之举。
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很多村卫生室被个人承包下来。卫生室开始以市场价格定价药品和诊疗费用。由于村卫生室的诊疗机构简陋,没有科室之分,除了感冒、发烧等常见病症,农民大多去乡镇中心医院看病。但在市场化改革中,“以药养医”政策导致药价虚高,住院费用昂贵,收入有限的农民面对疾病,只能“实在不行才往医院抬”。
为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1998年,汪春兰递交了她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份议案就是《动用国债资金建立中西部地区农民大病保险的建议》,之后又陆续提出《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建议》、《建议从源头解决“看病难”问题》等。
安徽省是劳务输出大省,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农民工也引起了她的关注。“我记得,有一个18岁的男孩子,在上班的第7天,大拇指就被电锯切掉了,当时找到了我。”男孩当场就问汪春兰,“要花多少钱?”汪春兰初算后让他准备1万多元,男孩当场哭了。原来,工厂的老板开始给了5000块钱让男孩自己去就医,之后又加了2000块就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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