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看病贵”难题 探索制药“外包”降药价

　　生意社11月23日讯　近年来，“看病贵”成了困扰我国百姓的难题之一。2006年，三名从美国学成回来的海归，怀揣着制造“让民众负担得起且安全有效的中国药”的梦想，利用用自己的专业和特长，“嫁接”中美两国在生物制药方面资源、技术、需求的各自优势，探索一条将制药研发“外包”的创业道路。

　　 

　　近日，新华网专访了其中的两位——中美奥达首席执行官黎志良和首席运营官高峰。通过一番细细的讲述，他们与网友分享了对制药业的思考和独特的创业历程。

　　 

　　美国也有“高药价”，“外包”可降低药价

　　 

　　新华网：你们都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黎总是十五年，高总是十年，美国的药价贵么？

　　 

　　高峰：美国的药价虚高问题很严重，民众意见很大，国会每年都有很多针对性法案。总统竞选中，医疗问题都是重要议题。

　　 

　　　　新华网：美国的“高药价”是怎么形成的？

　　 

　　高峰：美国药企很重视创新，但是科研成本高。他们一次可能买回一百种研制中的“新药”，这其中最后能成功上市的就几种，而企业投资研发的费用，最终都要算到上市药的价格里。另外，企业不会养太多的研究人员，他们买回的这上百种药在同一个时期最多开发十个，这拉长了新药上市的周期，所以药价很贵，研发企业把一个新药卖给生产企业要卖上百亿美元。

　　 

　　美国的药厂现在学聪明了，把研发“外包”到其他国家去，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可以同时开发更多的新药，而且费用比较便宜，药价就可以降下来。

　　 

　　　　新华网：这样真的能降低药价吗？

　　 

　　高峰：美国有种治疗乳腺癌的药叫荷塞停，疗效很好用量很大。一个疗程需要打八针每针的售价在2万元人民币，这样一个疗程是16万。我们现在把工艺完全本土化后，一针的成本仅需1000多元人民币，这样市场价就会比进口药便宜很多，这对患者是最大的福音。

　　 

　　　　制药“外包”就是协助药企做研发

　　 

　　新华网：1000元一针的药对于中国的普通人来说还是很贵啊，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高峰：中国的药价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从老百姓的收入和用药支出看，中国的药价很贵，老百姓很不满意。另一方面，一味压低药价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偷工减料的药厂生存得更好，药效无法保证，创新无从谈起。而对于药品来说，最关键的恰恰是安全和疗效。

　　 

　　国外药企可以拿出20%的利润作为研发费用，而国内最好的药企也只能拿出8%到9%；国内搞出一个新药很快被仿制，利润空间很快被压缩。所以药企为了降低风险都保守地生产现有药。

　　 

　　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对于投入研发的企业采取免税、补贴等政策。

　　 

　　　　新华网：搞创新、搞研发不正是你们的优势吗？

　　 

　　高峰：对，这就是我们创办中美奥达的初衷。我们一直有一个认识：就是把中国与美国的资源和需求结合起来。之前，我们只是希望把美国好的新药推荐到中国来生产，但是，中国制药企业害怕承担新药的市场风险。而我们的优势就是了解国际市场变化和最新技术，我们来承担一部分风险，这样，国内药企的热情就调动起来了，2006年创业之初我们接的全国国外订单，现在是“四六开”，外单降到40%。

　　 

　　黎志良：21世纪初的美国经历了纳斯达克的暴跌和911事件后，发展瓶颈问题凸显，许多新兴产业开始向中国转移，这样我们在中国做生物制药研发内部和外部条件都成熟了。美国投资人对我们商业模式的认可，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新华网：怎么理解“外包”这种模式？

　　 

　　黎志良：打个比方说，通用是做飞机发动机的，波音自己不生产发动机，而是从通用购买，那对于波音来说，这个发动机就是“外包”。我们做的制药“外包”就是协助药企做研发，最后把一个新药的完整技术交给这个企业。

　　 

　　　　新华网：这种模式还能带来哪些变化？

　　 

　　黎志良：我们要为企业培训能够掌握新技术的人员。长期来看，中国生物制药人才储备会有一个提高。在生物制药领域，我们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大，他们的产量占世界的60%，而我们不到5%，希望十年内我们能把全世界10%的产量移植到国内。

　　 

　　　　一个印度教授对中国的看法促成一个海归回国创业

　　 

　　新华网：黎总念过MBA，在美国又搞过尖端的科研，条件很好，为什么要回来？

　　 

　　黎志良：回国是一个长时间的思想准备过程。1998年我第一次回来，看到北京尤其是长安街的变化，冲击力很大，那时候就觉得要回来参与国内的发展，而真正的触动我的就是一个印度教授对中国的看法。

　　 

　　2000年，我在密西根大学念MBA，一位来自印度的教授总是举例中国的发展，并与印度的发展做对比。在一个发达国家的课堂上，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教授在用自己的国家与中国做比较，描绘中国的发展前景，对于一个坐在课堂上听课的中国人，这种体会是很特别的。

　　 

　　高峰：我是2004年回国的，回国后最初在天士力工作。我们一直在摸索一种方式，把中国和美国的优势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制药水平提高起来。

　　 

　　新华网：这几年你们发展很快，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黎志良：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发展靠的是劳动力成本低，可东南亚也很低，非洲就更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劳动者的素质，九十年代初中国接受过5年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就是印度的两倍还多，这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高峰：最近两年，国家对“海归”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不再把拿着外国国籍的“海归”当外人，国家扶持创新的资金没有内外之别，只要你技术好，就会把钱给你。目前，我们拿到了“十二五”中的一个项目，“八六三”也有项目。

　　 

　　　　“海归”要学会“选择性遗忘”和“摸着石头过河”

　　 

　　新华网：作为“海归”在创业的过程中有优势吗？您感悟最深的是什么？

　　 

　　黎志良：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夏颖奇总结了“海归”的五个特征：一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爱国，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二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讲信用；三是一般都有较先进的技术；四是对国际市场会较敏感；五是管理上都比较国际化。这应该是海归的“优势”。

　　 

　　当然，优势有时候会变为劣势，就在于你怎么看。作为海归要学会“选择性遗忘”，一定要先了解和接受国内的情况，然后再去寻求改变的路径。学会“摸着石头过河”，这里的石头就是国内的实际情况，“摸着”就是要放平心态，勇于承担。

　　 

　　新华网：如果现在能够重新选择，你们会怎样选择？

　　 

　　黎志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如果重新选择，我可能会早些回来。我会早点去读MBA，不会在赴美十年后才去念MBA，然后，我可能去尝试一些更多的行业，比如金融之类的。

　　 

　　另外一点就是会早创业。对于年轻人来说行动力是最重要的，对于中国也是，如果只有观念的变化没有行动，我们怎么能发展起来，所以要早行动，这样你的机会成本会低一些，你会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新华网：对于打算回国创业的海外学子，你们的经历对他们有什么启示。

　　 

　　黎志良：中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其实，世界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机会，关键看是谁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一定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把自己的优势与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

　　 

　　一旦找准目标就要沉下心来，有一个长期打算。不能说冒个头就走，那样实际上你自己付出的努力是有限的，你的根没有扎进去，你吸取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别人也不会重视你。

　　 

　　高峰：回国创业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儿，中国不是遍地金子的地方，必须科学对待，想好怎么做。如果直接回来做，一定要依靠本土的合作伙伴，不要怀着挑剔的眼光去告诉别人你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么做。你仅有的就是技术上的优势，但在国外做得好，不代表你就在国内能做好，实际上大家各有长处。你在国外学到的东西未必就是适合中国的，你只能去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在此基础上才能改变环境，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而不是一两个人。

　　 

　　　　人物小档案：

　　 

　　黎志良，1990年赴南加州大学学习生物技术，曾任美国罗氏制药资深科学家，开发了国际第一个定量诊断病毒的全自动仪。2002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MBA学位。2006年创立中美奥达生物技术公司，任首席执行官，获得“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创业人才”等荣誉。

　　 

　　高峰，在美国俄亥俄医学院获得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一直从事肿瘤治疗的研究，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曾任天津天士力集团生物科技和生物制药部门主任，现任中美奥达生物技术公司首席运营官并兼任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