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医保药品被发回重审：折射诸多现实困惑

　　生意社6月28日讯　6月1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已启动新进医保目录药品核价工作，对企业在医保目录公布前后的涨价行为从严核查”。其起因来自一份2009版新增医保品种的价格调整列表。6月23日，国家发改委再次以电报的形式，要求制药企业自查价格，并要求各地物价部门对提价品种进行复核，列出涨价的时间节点，查实涨价理由是否充分。

　　2009年11月30日，人保部公布了新版国家医保目录，比2004年版医保目录增加了449个药品。而在业内盛传的这份价格调整表中，有超过30个品种抬高了价格，占新增医保产品的6%。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人士表示，目前品种和涨价情况正在核实。“即使有些品种提高了名义价格，但由于受竞争对手和医保招标制约，其市场实际交易价格未必能水涨船高。”

　　　　省级定价不再是“隐形翅膀”

　　记者从各地物价部门公开资料的查询结果看，2009年11月30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公布前后，确实有一些新增补品种的价格进行了不同幅度的上调。除了备受媒体关注的注射用甘氨双唑钠、聚桂醇等西药，部分新进入的中药医保品种如麝香海马追风膏等价格也有增长。涨价范围涉及辽宁、山东、江苏、陕西、安徽、福建、广东等多个省份。多年从事医药咨询的老刘目光犀利：“涨价品种是否利用了国家医保目录确定后，与国家发改委价格调研前之间的时间差？”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处长郭剑英告诉记者，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后，将从企业自主定价转为由价格主管部门定价，按规定程序核定最高零售限价。由于成本价格调查等工作，药品从进入医保目录到政府核定限价标准，需要一定时间。“在政府未定价前，经营者可以暂按市场实际价格执行，但不得随意涨价。”

　　记者注意到，今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国家发改委定价药品目录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增规定：“列入我委定价范围的药品，我委已制定公布价格的，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不得擅自调整。因市场供求、生产成本等发生较大变化，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可向我委提出调价建议，未经我委批准，不得自行按照拟调价格暂行。”而涨价产品中确实有一部分在医保目录公布前后几个月，已通过“成本增加，原材料涨价，经营费用增加，GMP改造” 等诸多理由，向所在辖区的物价管理部门提出了涨价申请。理论上，在4月1日文件出台之前提出涨价申请，某些涨价品种依然是属于自主定价。物价部门表示：“企业自主定价品种，是否调价以及调价的幅度，都取决于企业自己。企业在进入医保目录前突击涨价，受到的制约很小。”

　　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也有部分是原先的地方医保增补品种，由省物价局定价。“企业提出涨价申请，我们会参考很多因素，比如生产成本、出厂价、周边省份价格比照等等。”辽宁省物价局物价二处曹会武告诉记者，药品定价十分复杂，物价管理部门主要对可疑的项目进行核查，“比如采集实际出厂价、零售价和在相关省份的招标价” 。而老刘认为，价格采集和成本核查的难度和工作量“难以想象，耗时很长”。对此，业内普遍认为，目前的结果往往是“民不举，官不究，这种自下而上的涨价就顺理成章了。”一些药品走过这一系列环节，就能在省级物价部门得到涨价备案，从而也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涨价的“隐形翅膀”。

　　针对可能出现的这种个案，郭剑英强调：“对于涨价理由不充分的品种，我们将劝诫企业恢复原来价格。如果企业不听规劝，会建议地方招标部门对该品种予以重点关注；继续无视劝诫者，可能会采取惩罚性措施。” 例如舆论关注的注射用甘氨双唑钠，在2008年12月的价格为108元，在2009年5月和7月连续涨至168元、198元。物价管理部门表示，类似品种“应该查实涨价理由”。

　　　　国家定价避免被动“涨潮”

　　“一旦在原产地涨价获得备案，这一价格就有可能被周边省份沿用。”某药企的政府事务负责人表示，药品在原产地涨价成功后，企业就会将目标转向其他省份，以期获得更大范围的涨价认同。“比如，广西很难核查产于河南的药品成本，所以通行的做法是参考周边省份价格。”老刘的经验是，原产地涨价，有可能会波及周围省份，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甚至可能影响国家层面的最终指导价”。此前，“天价”芦笋片就是由于省际成本核查的名存实亡，其价格才能“打着滚”横行多地。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告诉记者，湖南省针对“芦笋片事件”成立了专门调查组，经调研形成了报告，责令企业限期整改。“这虽然是个案，但值得通过分析，揭示背后的规律性问题，” 刘振秋表示，要通过个案举一反三，对政府定价产品进行复核，同时进一步规范市场定价行为，并进一步影响长效机制。

　　“小河水满大河涨。” 云南一家药企的销售总监表示，从原产地省份的涨价备案开始，各省保持涨价后的水准，寄希望于提升国家的价格采集水平。“如果涨价被其他省份拒绝，我们宁可弃标。失去一个省的销量，也要保住全国范围内的价格统一。”该人士非常果断地告诉记者，“基于现行的价格采集制度，一个省低价会将全国中标价拉低，必须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国家医保是诸多药企梦寐以求的‘铁饭碗’，退一步进入省级医保的增补目录也是药企的奋斗目标。”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从合理的商业逻辑分析，进入医保目录的品种因为销量增加和品牌效应的迅速扩大，会使企业利润总量增长，也给成本摊薄和价格下调留下可操作空间。这一趋势也能从国家发改委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看到，其中明确提出：“已上市销售的政府指导价药品，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每2-3年集中调整一次政府指导价。其中，对专利药品和按照专利药品对待的药品，以3年为周期进行调整，下调幅度一般不低于6%；保护期结束后，政府指导价下调幅度一般不低于15%。”

　　对此，国家发改委也在6月17日的声明中强调，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是药品最高零售限价，主要是“防涨价”。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新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在控制涨价的同时，将配合招标采购，促进企业通过竞争合理降低价格。对于企业自主定价，正在研究“反暴利”的具体认定标准和程序，将依此打击恶意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现阶段，我国药价形成主要是三种渠道：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由国家发改委制定价格；未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但进入各省医保补充目录的药品，由所在省制定指导价格；其余品种实行市场定价。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已经数次祭出重拳，打击虚高药价。本次又针对政府定价、企业自主定价等细节制定了相应的价格政策，旨在根除药价顽疾。但是，在现实操作中，这样的美意似乎与市场的反馈总难匹配。从报批、生产到营销、使用，价格成为诸多市场因素和矛盾的集中出口，背后有着纷繁复杂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