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6月25日讯 我们可以用什么力量去制衡药价上涨的因素呢?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因素来呢?这是我们期待解决的。
药价是个大话题,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论起来,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出谋划策,调查调研,设计方案;众多行政官员慷慨陈词,政策宣示,实施的打压措施更是一波连着一波。可惜经年之后,似乎依然如故。虽然有人不断宣称药品价格降了多许,公众却无从感受。
药价为什么降不下来?细细琢磨,我忽然大悟,芸芸众生之中,除了直接要掏钱的百姓,凡是和这药沾边儿的恐怕没什么人希望降价格。
先说制造商和配送商,他们的本质是商人,为商不图利?这事有点说不过去。再说医院和医生,按说公立医院不应该追求利润吧,可是医院运行也要有收入,也要有支出,收入不够支出的是亏损。当然,亏损可以政府补,但在许多地区政府还是吃饭财政,这补又是一个负担。即便政府补,公立医院收入降低,意味着财政压力增加,对地方长官,也是一个大问题。医生呢,即便不拿红包,也没有开低价药的积极性,开贵药,院里有收入,科里有奖金,自己也能分一份。何乐而不为呢?据说药品招标要依靠专家来打分,可惜专家和药价高低没有关系,那我们又怎能指望专家会推荐给我们低价药呢?
药品还确实是一个特殊商品。使用药品的是患者,掏腰包的是患者,唯独对绝大多数患者而言,他们并没有使什么买什么的决定权。经济学上说这是信息不对称。医学是一门关于生命的精细科学,不可能人人都懂;所以,信息不对称是永恒的,久病成医,就是个戏谈,要不医学院招学生就直接在慢性病人中撮就行了。医学还是一门个体对个体的科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大体的标准化,个体的精细化,评价一个用药方案好不好,还真有些难度。我们找不到评价的可观测的标准,也找不到评价的可验证的标准,怎么评价?唯一期待减少费用支出的是患者,而患者剩下的就是捂紧腰包,静等挨宰。
当然我们还有社会规范道德水准。中国的士大夫都有不为良相就为良医的抱负,当了郎中,那叫悬壶济世。这种规范的要求不仅是道德水准的塑造,也是一种社会规则,是一种纳什均衡。做了好郎中,门庭若市,很受乡里爱戴,生活也丰衣足食;做不了好郎中,门可罗雀,不仅传世口碑无善言可陈,就是生活起居也未免如意。什么是好郎中,乡里乡亲,口碑相传,不仅医术要好,态度也要好,价钱也要好,人品也要好。
现代社会缺少了这样的制衡,失去了传统带给我们的信息渠道,温情的面纱被赤裸的契约所替代。不仅是药品,整个医学服务都是一样,服务契约完全一边倒,信息完全不对称。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好医生、好医院、好企业家。问题在于到了现代社会,我们要追求的是制度设计和机制保障,而不是也不能是期盼依靠遇到好人来解决问题。盼个“青天大老爷”是旧戏文的梦,不能是新时代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为了这个好机制,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力量去制衡药价上涨的因素呢?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因素来呢?这是我们期待解决的。如果还在原有的框子里兜圈圈,那药品价格可真是沉疾难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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