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沈阳城市化步伐加快,城乡接合部拆迁陆续进行。
●返乡日期:2月6日 ●返乡地点:辽宁省沈阳市
“老邢,你到哪了?我去接你,和你说点儿事,我有点儿想不通。”2月6日,中午12点,火车刚到达沈阳北站,便接到老柳的电话。
老柳是我的大学同学,是无话不谈的好兄弟。来京3年,每年只要我回到沈阳,他们都会张罗给我接个风。其实就是大家好久不见,找个借口一起喝酒。
但是今天,听他的语气有点急,感觉不太对。所以,我赶紧和他见一面。
青年干部下乡搞拆迁
我们找了个茶馆,坐定,他点了一壶龙井,陷入沉思……
“你离婚了?”我有点急了,认识11年,没见过他这样过,搞得我很不自在。
“不是。最近工作上碰到点儿事,我想不通。”他吸了一口烟说。
老柳大学毕业直接选调到沈阳市某区做公务员,工作7年,现在已经是正科级,手下带着5个“兵”,算是一个小领导。他性格开朗,为人处世比较圆滑,收入也不错。
“我最近下乡了。”他终于打开话匣子……
原来,老柳指的下乡,是到沈阳一个城乡接合部地区做征地拆迁的工作。
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一样,沈阳作为东北三省的中心城市,近10年间,城市化的步子越来越大。原来的乡村建造了很多新区,用以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
今年1月,该区选派了10名青年干部到某乡村搞征地拆迁,老柳是其中之一。
“这活儿真不好干”
“这活儿真不好干。”老柳说,他一个人负责10户的征地拆迁。由于新城项目很快就要上马,给他们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刚开始,老柳几乎每天都要去老乡家里拜访,去的时候都会带上水果……
然而,他的拜访并没有得到乡亲们的热情回应。老柳的感觉是,乡亲们视他们为敌人一般,每次和他们讲征地拆迁的政策,他们基本上不会多听,只会扔下一句话:“俺不懂,你找村长去吧。”
“老乡们的反应我个人是理解的,毕竟他们会觉得,我们是要去拆他们的房子。”后来,老柳又通过村长和大家沟通,每天还会例行去走家串门,老乡们看到了他的诚意,终于愿意和他沟通了。
让老柳印象深刻的是,10户中有6户,第一天老柳对他们家里土地及附着物、宅基地进行测量。第二天,当他再去看的时候,每家的土地上一夜之间“冒”出来30多棵树苗,宅基地上多出了一间小瓦房。当老柳说这种情况不能认定的时候,乡亲们的态度非常不配合,甚至不让他进家门。
一方面是老乡们的不理解,另一方面则是上面要求的拆迁进度。
“我就是被夹在中间的那个人。”老柳说,有一次,有一家老乡的补偿问题已经谈完,并付了拆迁款。当拆迁人员准备去拆时,这家的老人突然间反悔,跳上房顶,阻止拆迁。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对峙,他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一个人上房顶和老人谈心,谈了1个小时,终于化解了这次事件。
让老乡逐渐融入城市
老柳说,这一个月是他工作7年最揪心的一段时间,让他很崩溃。拆迁的经历也让他开始思考。
“老乡们盖房种树,是为了多拿拆迁款。他们的心情我理解。毕竟他们没了土地,让他们出去打工,这些老人是适应不了的。在补偿时,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些隐性成本?”
老柳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拆迁是必须经历的阶段,但是政府不应该只付出拆迁的房屋和土地补偿。最好的办法是,让老乡们上楼的同时,能够在当地给他们安排新的适合他们的工作,让他们逐渐融入城市化的进程中,而不是被甩到城市外。
在拆迁过程中,老柳还看到了一个现象。由于老乡们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一些青年人拿到了几百万的补偿款后变得“迷失”了。买好车、高消费成了村里年轻人互相攀比的对象,而当他们把补偿款花完了,将一无所有。
“那时他们怎么办?大部分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老柳说,在拆迁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一个类似于心理救助机构,告诉这些青年人这些钱应该怎么去用,才能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更有利,引导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你是记者,你得多呼吁呼吁这件事,我就怕现在是城市化了,以后问题会更多。”老柳叹了口气说。
新京报记者 邢世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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