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拆迁2年未果 钉子户回迁户形同陌路

　　

　　近日，因为中央电视台拍摄的《99%对1%的拆迁》，广州市天河区的杨箕村，这个2010年5月就已开始拆迁，如今已经事实烂尾的城中村，重又站到了风口浪尖。

　　羊城晚报记者连日在村中回访发现，问题并没有因为央视的报道得到缓解，相反，两方村民的矛盾反而日益加深。杨箕“死结”，其教训无疑是一本生动的城中村改造教材。

　　拆迁条件提高了，但还不够高

　　走进2月的杨箕村，映入眼中的就是“护城河”中环绕矗立的几栋旧楼。因为挖沟工程而导致道路变窄，“钉子户”的出行更加困难。村中的气氛更加紧张，村民双方不断出现隔空叫阵。

　　村民李健明是《看见》栏目中出镜时间最长的留守户。央视节目播出后，他和已经搬迁的村民们又发生了口角，这次的争吵比以往更加激烈，以往动口不动手的原则被打破，李健明的嘴因被殴打而红肿流血。

　　羊城晚报记者日前采访到其中一名留守户秦炯柱，“朋友打电话过来说播了，但我们看不了。”秦炯柱说，拆迁开始后不久，家里的电视线就被切断了。

　　钩机正在门外继续深挖“护城河”，已搬迁的村民的怒气也接近忍耐的极限。秦炯柱坦言，确实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但经历了近3年的拉锯战，外界的措施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现在留守户的生活就是“有酒喝酒，有饭吃饭”，其余什么都不管。

　　在媒体的压力下，秦炯柱承认，拆迁工作队“提出的条件又高了”。但他认为，这个标准只是提高了一点点，还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而在要求没有满足之前，他打算继续守下去。

　　“我怕人一走

　　

　　房子就没了”

　　

　　等待回迁的日子

　　

　　百位老人离世

　　范伟成，是最早搬离村子的一批。李启中，8户留守户中间的一员。两人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范伟成原是抱着慰问的动机去李启中家，但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他们的故事，是两方村民现状的缩影。

　　踩着一条用方砖随便铺就的小路，走过乱石堆，羊城晚报记者来到杨箕村永巩五横巷10号李启中的家。和其他留守户一样，门口没有一块平整的地方，周围也长起了杂草。

　　李启中说，自己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踏出过屋子半步。“我怕人一走房子就没了”，两年多来断水断电，条件实在艰苦，虽然家里人都支持他这样做，但他承认亏欠了家人，尤其是两个孩子。

　　他的女儿阿紫(化名)今年11岁，上小学五年级，儿子豆豆(化名)才刚读一年级。记者和李启中谈话时，豆豆趴着窗户栏杆探出头来。“你放学了都去哪里玩啊？”记者问。豆豆指了指记者身后的一片乱石堆。豆豆还说，拆迁之后只有一个同学来过家里玩，“后来我叫他，他也不肯来了”。

　　等待回迁的日子

　　

　　百位老人离世

　　范伟成目前的落脚点在村民安置楼金迪大厦，这是村里给超过80岁的老人租住的临时安置点，就位于杨箕村村口。几个月前，范伟成的父亲在这个临时安置点里离开了人世，这让家人倍感伤心和遗憾。而能否在有生之年回迁，成了范伟成的母亲最为牵挂的事。

　　一些已搬离的村民告诉记者，和留守者的矛盾是不可调解的，“因为他们把我们捆绑起来和开发商谈条件”。他们表示，杨箕村附近地价昂贵，市中心房价只涨不跌，2010年签补偿安置协议时，临迁费用的标准是约30元/平方米/月，但现在，这个标准在杨箕村附近已经租不起合适的房子了，村民们只好搬去番禺、花都、黄埔等更远的地方。家里年轻人和孩子上班、上学非常辛苦，或者选择倒贴钱住在市区，或者每天舟车劳顿地奔波。

　　最尴尬是有老年人的家庭，虽然村里安排了80岁以上的老人集体住在廉价安置房里，但不足80岁的老人还是很难找到愿意出租的房主，因为不少人会担心老人在自己的房子里有什么不测。

　　据村民自己的统计，在等待回迁的两年多里，杨箕村已经有一百多位老人先后离世。

　　“他们(指留守户)凭什么让我们这么苦？”

　　法院希望

　　

　　做到“零强拆”

　　“法院既然已经判决了，为什么还不执行呢？”1月16日上午，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受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涉杨箕村改造的8宗宅基地纠纷案件进行二审公开宣判。裁定上诉人撤回上诉处理，8宗案件的原审被告村民(含同住人员)应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将房屋腾空交给原审原告杨箕股份合作经济联社，同时搬迁到原审原告提供的过渡房。

　　在1月18日、19日两天，大量村民回到村子看法院是否会强制执行，村口的广九大酒店也因此分外热闹。村民中不少人是坐了一个小时汽车赶来的，谈及分别的生活，他们情绪激动，有人甚至落泪。但让他们失望的是，期限过后，并没有看到有人前来执行判决。

　　1月22日的广州市人代会海珠区第三组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对“杨箕为什么判了还不执行”提出质疑，广州市中级法院院长刘年夫回应说：“有时候强拆不是最好的选择。现在办案都强调要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结合。我们两个效果都要考虑，法律效果是最根本的，但是如果仅仅考虑法律，不考虑社会效果，办成的案件我们认为也不成功。”他说，城中村拆迁的案件他主张像天河区猎德村一样做到“零强拆”。

　　有相关人士向记者介绍，此前杨箕的强拆案例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主因。据介绍，自启动杨箕村拆迁改造工程以来，真正经过诉讼进入执行阶段拆除的房屋有8栋。2012年5月，自家房子遭执行强拆后，留守村民李洁娥跳楼。之后，司法强拆就没有再执行了。

　　剩余14栋房屋

　　

　　索要现金1亿元

　　强制执行此路不通，人们在期待另一种解决方案。而众所周知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提高“钉子户”的实际补偿，从而和平解决法律纠纷。而据透露，此前杨箕村已经有6例留守户的需求通过“另一种方案解决”。

　　但在最后留守的8户中，这个方法也难以推行。近日，更令人“艳羡”的留守户补偿磋商方案由央视首次披露。

　　据介绍，案件二审过程中，法院曾尝试在留守户和开发商之间调解，并达成过三条补偿意向：1.房屋产权证上的建筑面积按周边商品房单价进行购买；2.房屋产权证之外的违建面积，按照上述单价的50%计算；3.一层原来改为商铺的面积按照150%来计算。据央视报道，开发商事后反悔，担心这个相对优厚的补偿方案会引起已搬迁村民的不满，因而最终没有达成。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接触杨箕村知情人士了解到，这个方案属于方案之一，还有其他版本。比如，就如何界定“周边商品房”范围，留守户一般认定为“珠江新城”，而拆迁工作小组认为应该综合邻近的珠江新城、五羊新城、共和村三地价格考虑。

　　其次，工作组一度提出以珠江新城内等面积进行置换，但由于留守户坚持违建面积也需计算入内而不得不作罢。据介绍，8户留守户现有14栋房屋共2200多平方米建筑。根据每户谈判结果，留守户提出每平方米4万元至6万元不等的货币补偿。

　　该人士介绍，难点在于，留守户大多知道自己“得罪”了全村人，都放弃了选择回迁房，而选择货币补偿。这就意味着，开发商需要一次性拿出约1亿元的现金，“这对于任何房地产企业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据了解，杨箕村的地块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村民建设回迁楼的复建地块，另一部分是从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后，拿来“招、拍、挂”的融资地块。杨箕村改造融资地块在2011年1月18日拍卖，总建筑面积27.38万平方米，起始价4.7265亿元，竞得者还须承担约18.8亿元的复建房建设等全部改造成本，这样改造的起始价已超过23亿元。竞买者还要另外先交改造监控资金9.41亿元，以确保工程不烂尾。最终富力地产以底价23.53亿元取得。

　　随着杨箕拆迁进度的实际烂尾，庞大临迁费正成为开发商的负担，成本不断加大。据介绍，每个月临迁费大约需800多万元，一年需要1亿多元。如果剩下14栋“钉子户”按照每平方米5万元的价格来赔偿，价格也几乎相同。开发商由于拿地价格低廉而获得的利润空间正在一点点消失。

　　有一种消息就传出，开发商目前的立场是宁愿亏也不会给，因为两者成本相近，而且他们也必须考虑到已经签协议的村民的反应。

　　杨箕村民中则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即发展商最终会同意之前法院调解后的补偿方案，但作为交换，杨箕村的容积率可能会作出调整。而由于杨箕附近的共和村、寺右村也陆续进入改造征询进程，在杨箕之外也就还有更多的协调事项可谈。

　　杨箕村民曾想

　　

　　自行改造家园

　　杨箕村改造拆迁工程为什么这么引人瞩目？很大程度由于她的富庶。在改革开放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很多人依然记得杨箕创造的一系列纪录。

　　1987年，杨箕村在全国第一个成立了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杨箕股份制合作经济联社，本来4000万元不到的固定资产不到半年就壮大到1亿元。前任村经济联社董事长张建好就曾向媒体透露：“(上世纪)80年代对集体资产的统计就已经是6亿元。”如今，杨箕在市内多区包括珠江新城内都拥有为数不少的物业，依然是村经济蓬勃发展的佼佼者。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杨箕村涌入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村民中先富起来的一批开始大批加盖楼房，相当数量的楼房被建成“默许”的7层。

　　由于违建之风太盛，时任村委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一度出手干预，并敦促违建村民补交罚款。但考虑到部分村民已经缺乏技能谋生，而只靠房租度日。在收缴罚款后，这部分违章建筑并没有被拆除。

　　由于外来人员太多，带来的负面效果也日益明显，村民不堪其扰，有了改造村子的想法，而且有这样想法的村民并不在少数。村民们回忆，2000年开始，村中改造一再被提起，当时还没有“三旧改造”政策，村民们更多的是考虑自行改造，其富庶由此可见一斑。

　　2007年，天河区猎德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造过程，并创造了通过出让土地来融资的“猎德模式”。这个杨箕村民眼中的“小兄弟”突然间迎来大变，这让他们有点坐不住。

　　2008年11月，在杨箕小学的西操场召开全体屋主大会上，张建好正式宣布改造计划。羊城晚报记者依然记得，张建好向村民们保证，改造后的杨箕“一定不输猎德”。

　　也正由于村中富庶，杨箕村开出的改造方案绝对是当年广州城内改造条件最为优越的：

　　由于村里一直以来批准建造的高度是三层半，有一小段时间是允许加盖至4层加10平方米左右的梯间。所以赔偿方案采用了阶梯级差方式来计算回迁安置权益面积。比如房产证载等于或超过1层但不足2层的，算2层的标准计算回迁面积，以此推算。当证载层数等于或超过4层的，最多安置面积的计算不得超过4层加10平方米的楼梯间。

　　杨箕村相关负责人向媒体介绍时说：“为了保证村民利益，村里已经争取了最多的回迁面积。比如一开始补偿给我们的还包括公摊面积，现在全部都是套内面积，地下停车库也从两层改为三层。”在这种标准下，杨箕村改造前的建筑面积是25万平方米，改造后达到了37万平方米。

　　正因为条件如此优厚，时任经济联社对拆迁进度信心十足，羊城晚报记者当时接触的一些居民，家中楼房已经盖至5层以上，也接受了回迁方案。时任经济联社曾乐观地表示最快2013年年末就可以回迁，第一个月的进度也确实印证了这种预测———当月，90%以上的村民签订了协议；3个月内，这个数字达到了99%。

　　但之后，这个数字几乎再也没有上升。

　　第一阶段结束后，未和村集体达成协议的有17户，没有交出的房屋有28栋，其中绝大多数人家都有高于4楼的违章面积。其后，2011年1月，杨箕村开始了漫长的法律诉讼过程，并且烂尾至今。

　　这是《99%对1%的拆迁》节目中最让村民们动容的一段对话。

　　A：启中，启中。

　　B：谁啊？

　　A：我是范伟成啊。

　　B：干什么啊？

　　A：这么多年没见你了，问候一下你而已。

　　B：我知道你不会有恶意。我不方便让你上来，你或者是受人所托。

　　A：没没没。我只是觉得大家是同学，作为我自己我等了两年半回迁，你们没签我们就一日不能回，我们就回迁不了，你说是不是这个原因？

　　B：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不想跟你聊天了。你们竟然责怪我不签。

　　A：我不是责怪你不签。只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抢(指村中补偿协议增加部分)，我们要有点骨气。

　　B：人各有志啊。你也讲不服我，我也讲不服你。我跟你做同学的时候，我太弱小了，但是之后呢，我那种成长经历呢，你是不知道的。我觉得，维护我的正当利益不是羞耻啊，不是像很多人认为，阻碍了许多叔伯兄弟，对不起祖宗，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有什么对不起祖宗。不争取的人才没骨气，才对不起祖宗。（记者 李春暐 李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