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舆情观察:“笼子”正步步收紧

　　

　　只要中央决定，自己愿意公开财产，因为我没多少财产，很容易公开。 ——俞正声

　　只要有这个制度设计，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财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

　　“笼子”正在一步步收紧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舆情观察

　　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厘米式”的推进中，我们看到各派激烈的交锋，民间掘密能力对改革的推动，舆情风向的每一次变化。

　　这样的“能见度”，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高层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的决心和途径：对这样的“硬骨头”进行改革，只有在广泛的争议下才能凝聚共识，一点点打破利益壁垒。

　　我们试着从传播学的角度观察与分析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推进过程，这样漫长的进程，展现了一个在各方利益博弈下的“真实而复杂的中国”。

　　“笼子论”走红 终于到了“只等上级通知”了

　　“如果接到财产公示的通知，我会带头公示。”1月24日，在广州市人大记者会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表态。

　　这样的表态，在日前召开的各地两会上频频传出。而记者的提问，已经从要不要财产公开，变成单刀直入式的追问：“你有多少套房？”“你有多少存款？”

　　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官员表态都附带一个前提条件：“只要上级通知，我愿意——”

　　这样一个标准答案很难引起媒体兴奋，直到主动公开家产的厅官范松青出现。

　　围绕这位“广东公开财产第一官”的诸多细节被放大，大众视线得以走进他们之前难以接近的“两会幕后”，一窥这场博弈的激烈。

　　公众闻到的是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你是一个厅局级干部，怎么只有70多平方米的房子呢？”在广州市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上，范松青面临同僚咄咄逼人的追问。

　　就在这位广州市政协副主席担心自己“树敌太多”时，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发出反腐倡廉动员令，他的这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更被各报纸直接拿来作主标题。

　　时政新词“笼子论”迅速走红。互联网语境下的流行词，其实是对社会现实最敏感的反映。有网民立即把这个词原出处翻出来，它来自小布什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对选民说的一句话，“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不是留下了多少宏伟建筑和科技成果，而是驯服了权力，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跟你们说话。”

　　究竟什么样的笼子，才能关住权力？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笼子”？会不会守着笼子找笼子？对“笼子论”内涵的持续挖掘引发了社会共振，并立即和时政热点官员财产公示挂钩。

　　庙堂与江湖两种语系遥相呼应，社会舆情在习近平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政治目标下进一步追问：官员财产公示这个现成的“制度笼子”什么时候启用？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再假装摸石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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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表态，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我会带头公示。 ——广州市市长陈建华

　　我跟陈市长的态度完全一样，已经做好了准备。 ——佛山市市长刘悦伦

　　复杂的中国 社会若撕裂，谁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

　　公众的期待与呼吁，是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必需的舆情准备。而在社会心理准备上，人们对这项改革的复杂性还缺乏深刻体会，具体表现就是针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激烈争议。

　　这期间，最惹人争议的是一些反腐专家提出的“特赦论”，即卸掉“腐败呆账”包袱，特赦贪官既往不咎，以此换取今后的民主进程。

　　这个建议最初被视为“不可思议”。“我知道会被骂，但不能因为怕挨骂就不敢说真话。”它的提出者李永忠是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早在十多年前李永忠就参与了“反腐败特别行动”课题研究。

　　2012年12月30日，在韶山市举行的十八大制度反腐研讨会上，“特赦论”激起热议。《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质疑：党中央始终强调坚决反腐，如果自己赦免自己的干部，能不能过老百姓这一关？

　　“特赦论”的代表人物有被视为政府智囊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以研究中国古代官场潜规则著称的历史学家吴思、法学教授何家弘等。

　　“改革不是革命，需要妥协才能换取进步。”曾在六年前递交官员财产公开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告诉记者。

　　这些重量级人物发声支持“特赦论”引人浮想：这究竟是高层为探测民意而释放的“气球”，还是为推行财产公示制向官员放话？

　　官员财产公示从去年全国两会热议至今，哪些是口水，哪些是立场宣示，哪些是按照论据和逻辑严密展开的观点，激烈的论辩中越来越多的理性和共识凸显。

　　经济学家华生尖锐地指出，这样的“硬骨头”之所以难改，就在于“我们唱高调、说套话、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落到有话语权的精英头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对这个触动官员阶层的“硬骨头”究竟怎么改，能不能达成共识？华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人超越自己的既得利益，否则两极分化到最后就是社会撕裂，谁的既得利益也保不住。所以要有各界的思想碰撞，在交锋里凝聚共识。”

　　这种共识的逐渐形成，关键在于官员阶层已经对腐败带来的“职业风险”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

　　“活教材”倒逼 重庆那事儿，你们别当笑话看

　　1月28日，中国政治的风向标、官员必读物《人民日报》刊发评论警示，“未来将是官员‘高危期’”。

　　这篇评论指出，对“官员管理制度进行重大调整”这个大方向已确定无疑，“这个过程将充满激烈性和戏剧性，不断有官员被揪住并拉出来‘祭旗’。通过‘杀鸡儆猴’一幕幕的震慑，官员行为规范的‘虚线’将逐渐变成‘实线’,并且整个仕途从此装满‘摄像头’。”

　　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活教材”恰在此时出现，这就是引发重庆官场地震的10名身陷不雅视频的官员和国企高管被免职事件。

　　重庆忽然暴露在聚光灯下，不管是民间还是媒体，都以极度兴奋的表情去完成对这个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图。网友创作的关于赵红霞与落马官员的段子层出不穷，话语狂欢下是爆料、绯闻、恶搞，政治新闻被高度娱乐化。

　　“重庆那事儿，你们别当笑话看，别以为跟自己没关系，你们都要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你们收到那个女人的色诱短信，你们会不会上钩，你们就能确定自己能抵制住这样的诱惑？”重庆事件后某次会议，一位领导这样“敲打”台下官员。

　　“面对色诱短信，每个干部都有可能成为不雅视频的男主角。”中青报资深评论员曹林的这篇《以财产公示保护官员远离赵红霞》的时评一出炉，立即被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的排头兵人民网转发。

　　那些被偷拍的官员，在官场拼杀至今，从基层一步步上来。重庆官方免去这10人职务后，熟悉其中一名官员的人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他真的不错，在官场不小心就得被人毁，可惜！”

　　金钱、美色、仕途升迁，每一个陷阱都会带来“职业风险”。每一个官员的落马，都重复着面对诱惑无力抵制的故事。这些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的“活教材”，一步步倒逼官员投赞同票：公示家庭财产，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是避免岗位高危，清清白白地做官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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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财产公示是制度安排，不是个人表态的问题，我们既然愿意参与试点，本身就表明了态度。 ——韶关市委书记郑振涛

　　“反腐神器”难产 最好的顶层设计就是立法

　　当官员财产公示的政治准备、舆论准备、社会心理准备都逐步到位时，剩下的就是顶层设计和现实操作中要遭遇的阻力。

　　2012年末，一则45个大中城市出现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等新动向的消息扩散开来，又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词“政府资源房”出现。

　　“他们听到了风声和信号。”一位具有多年经验的房产经纪人说，这些抛售“政府资源房”的业主都和政府公务员打断骨头连着筋，若不是“上面有精神”，他们是不会抛售这些优质房源的。

　　经济学家华生说，最跑不掉的财产就是房产。“如果我们的系统真要查，任何一个人在全国有多少套房子那是几分钟的事情。”

　　但现实是，被视为“反腐神器”的个人住房信息联网40城市名单至今石沉大海。通过这一系统可以查询到公民名下拥有的住房数量、地址、面积等信息，今年，住建部表示要将这个系统联网到500个地级城市。

　　事实上，这个联网工程已经被地方一拖再拖，住建部官员一再被地方官员频繁问道：“这个系统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相反，在民间，“多套房反腐”轰轰烈烈，“房叔”“房媳”“房姐”的房产信息通过网络一个个被挖出来，这与个人住房信息联网拖了一年半还未连上的迟缓低效形成鲜明对比。

　　现实操作的难题不止于此。“房姐”龚爱爱事件暴露了我国现有最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存在漏洞，这对酝酿中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媒体，新一轮热点开始讨论官员财产公开的细节操作问题，港式、美式、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制度被一一盘点。在探讨哪一单“药方”适合中国时，一种深深的担忧也流露出来：究竟怎样的顶层设计才不致使官员财产公示流于形式？这正是中国的官场顽疾。

　　表示要在春节后进行官员财产公开的广东始兴县的操作流程被“解构”：“又是县级地方、又是内部公开、又是科级干部，这种公示没意思。”专家认为，各地小范围的探索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需要“顶层设计”，最好的设计就是立法。

　　事实上，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已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18年过去财产申报法未提交审议。

　　究竟什么样的“客观条件不成熟”，使一部法律一拖18年难以出台？但大势所趋，在现实语境下，浙江慈溪纪委常委杨智峰的那句“公示财产会影响社会稳定”的话，只会被认为是借口。(深度记者 张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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