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缺失无父母呵护 救助站儿童渴望被关注

　　 住在市救助站的小亮（化名）说自己家在安徽，跟父母来上海，但他不想回家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今天，是11岁的小颖住在宁国路上的杨浦区救助站的第7天。小颖的父母早年离婚，相依为命的父亲在今年被判刑。12月18日那天，父亲的一个朋友把孩子“丢”在了杨浦区看守所门口，告诉她，爸爸就在“里面”，随后一走了之。

　　好在，民警及时发现了独立在寒风中的孩子，立即送到了区救助站。来自社会的关爱，让小颖在寒潮来临前找到一个温暖的庇护所，不至于过早感受到无依无靠的孤独。然而，在杨浦区，像小颖这样的“困境儿童”，还有36个。

　　所谓“困境儿童”，是指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事实无人抚养”境地的孩子。他们不是孤儿，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健在，但因离异、死亡、失踪、服刑等原因，暂时无法行使抚养义务，大部分孩子由亲戚(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为主)照顾，或寄养在邻居、父母的朋友家中。

　　“一旦老人过世，或好心人不愿继续抚养，孩子该怎么办？”杨浦区救助站站长李福强说，“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孩子的生存状态？因为他们离流浪儿，只有一步之遥。”

　　第一步先找妈妈

　　翻开小颖的杂记本，里面展现了一个小女孩的细腻心思——有她画的各种款式的公主裙，有美丽的项链，有她喜欢的动漫女主角的贴纸，还摘录了几段小诗。在孩子的心中，这个世界仍然美好。然而，说起被送到救助站那天的事情，这个活泼的小姑娘沉默了。

　　小颖记得，今年暑假，她被送到了妈妈那里，暑假结束回到家，爸爸却不见了。“要明年9月，我才能再见到爸爸。”问她接下来想和谁住在一起，她先说“妈妈”，又摇了摇头道：“她不会让我住过去的。”问她为什么，孩子却不肯多说。

　　目前，民政、公安、教育部门正在合力调查小颖的家庭情况，商量救助政策。初步调查发现，小颖在杨浦区某小学读5年级，是“袋袋户口”，最后迁出地是虹口区唐山路。和虹口区协调后，决定让孩子先暂住于救助站。“接下来肯定先去找孩子的妈妈。”李福强说。救助站安排了两名社工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每晚都有女性社工陪伴小颖入睡。

　　这37名“困境儿童”的年龄从3岁到18岁，小颖是救助站救助的第3例“困境儿童”。救助站将长期跟踪这37名孩子，每月进行一次入户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看看老人身体情况，寄养家庭能否给孩子全面的照顾。”

　　家庭氛围不可缺

　　李福强至今还记得年初第一次见到小天时的情形——这个12岁的男孩和外婆一起蜗居在7平方米的小屋里，外婆病重躺在床上，小天就睡在地板上。

　　小天的母亲曾到国外打工，回国后发现自己怀孕，父亲是外籍人士，无联络。生下孩子一年后，小天的母亲患病去世。此后他一直跟着年迈的外公外婆生活。今年3月，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小天的亲舅公成了监护人，但亲舅公的妻子身患尿毒症，实在无力再照顾一个孩子。于是，小天成了一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他被接到了区救助站。小天在救助站住了近半年，和社工小胡成了“好哥们”。在小胡印象里，小天知识面广，能说会道，有些固执。

　　今年6月，小天从小学毕业了，他今后的学习、住宿问题亟待解决。亲舅公提出，他愿意承担监护人的责任，但希望小天能上一个寄宿制中学，双休日回家，这样负担会减轻一些。经多方努力，最终小天进了一家寄宿制中学，包括街道和救助站在内的各方为孩子捐款，凑足了4年的学费。

　　“安置小天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思路，看来‘寄宿制学校与寄养家庭’结合的模式效果不错。”李福强强调，孩子必须在一个家庭的环境中成长，家庭温暖和家庭教育不可缺失。

　　补助政策是空白

　　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由于10岁的小艺有偷窃行为，她所寄养的家庭3次萌生退意，这让李福强犯了愁。小艺的处境在37个孩子中是最典型也是最棘手的一个：父母亲同居后，2002年小艺出生，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却不知所终。几经波折，街道总算为孩子找到了一户寄养家庭。但是至今，小艺都没法申报户口。

　　“没有户口，意味着孩子今后的升学、就业、结婚都会大受影响。”李福强说，像小艺这样无户口的“困境儿童”，杨浦区有两个，目前有关各方还在协调中。

　　为了让小艺在原寄养家庭中继续生活下去，心理专家对她进行了鉴定，认为通过药物和定期的心理辅导可以纠正偏差行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纠偏，小艺有了明显的进步。

　　“困境儿童”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补助政策上的空白。由于父母一方还健在，他们不能被定性为孤儿，也就无法享受散居孤儿的补助政策。在这一问题上，只能靠街道“各显神通”。目前大部分街道都有低保补贴，但每月570元实在有点少。只有很少部分的街道还提供临时补贴和一次性慈善捐款，比如小艺所在的定海路街道每月补贴其生活费1200元，并全额承担教育所需费用。 (文中儿童均为化名) (记者 徐轶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