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改革面临各方利益掣肘 建议成立新"体改委"

　　

　　十八大报告在论及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时称，要“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媒体查阅历次党代会报告发现，“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为首次写入。这意味着，现行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可能发生变化，那么，当前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协调机构”，才能成为新阶段改革的发动机？

　　过去30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每当改革处在关键时期，改革统筹协调就更加重要。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新阶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重要目标，迫切要求转型改革的全面突破。因而，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尽快打破利益掣肘，把改革协调机制做实，我们的建议是成立新“体改委”。

　　释放“制度红利”迫切需要改革

　　中国作为最大转型国家，仍然有巨大的制度改进空间，仍然可以从转型改革中释放出大量的“制度红利”。

　　十八大报告指出，“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

　　不少专家分析了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包括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的逐步衰退。从现实情况看，新阶段战略机遇，不在于要素红利的变化，而在于中国作为最大转型国家，仍有巨大的制度改进空间，仍然可以从转型改革中释放出大量的“制度红利”。

　　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消费红利。十八大提出国民收入倍增的基本目标，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重大突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明显增长，我国消费规模在现有基础上明显提高。我们初步测算表明，到2020年潜在消费规模将达到45-50万亿，这个消费红利，将足够支撑未来10年我国7-8%的中速增长。

　　再例如，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释放出城镇化红利。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但是，我们还没有形成促进消费释放、走向消费主导的体制机制，收入分配体制还在多方面制约消费释放；在解开城乡这个“二元N次”方程上，还有相当多的体制机制需要打破。

　　换句话说，虽然“制度红利”设想起来很诱人，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和有效的改革，这一切就有可能成为镜花水月。因而，重要的是清醒面对当前改革面临的障碍，并找到攻坚克难的方案。

　　改革面临多种利益因素掣肘

　　改革重点即在于通过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关系。

　　从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况看，部门改革的模式、行业改革的模式、地方改革的模式，很难突破相应的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和地方利益，使全局性的改革攻坚面临重重阻力。

　　有些改革提出来了，但是难以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已经提出十几年了，但尚未破题。有些方案提出来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突破，比如，有学者就认为十年来，电力改革动静不大。

　　有些改革在推动的过程中产生了扭曲。大部门制改革实质是行政决策范围内的决策、执行、监督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分离，但在一些地方的实践，成为简单的合并和增加领导职务。推动的改革在实践中走形变样。

　　而有些改革方案长期无法出台。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讨论了很多年，但很多部门有各自的意见，使得方案难以出台。再比如，财税改革争议相当大，大规模、实质性的结构性减税效果不彰。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当前最大的利益掣肘，是政府自身利益化倾向越来越普遍。而改革重点即在于通过打破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关系。

　　十八大报告也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落实的关键，在于防止权力与市场结合，防止行政垄断，防止特权经济，以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要做到这些，成立一个能超脱于各方利益的改革协调机构，显得尤为迫切。

　　需要一个“超脱”的协调机构

　　重新设立一个类似当年“体改委”一样的、高层次、实体性的改革协调机构，综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整体配套推进各方面的改革。

　　各方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未来几年转型改革既涉及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又涉及中央与地方、各部门的利益调整，更涉及改革的综合配套推进。

　　近年来，陆续有学者建议，重新设立一个类似当年“体改委”一样的、高层次、实体性的改革协调机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综合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整体配套推进各方面的改革。

　　新阶段的改革，已经不仅是经济领域改革，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的五位一体的改革。加强改革协调，需要成立中央层面、直接对中央负责的改革领导小组，对等五位一体的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和协调。

　　这个机构应该借鉴“体改委”的一些成功做法，以协调推动改革为唯一目的，不掌握具体的项目审批权，严格限制其培植部门利益。新机构不管发展，只管改革；不管短期，只管中长期；不管宏观调控，只管体制机制。只有利益超脱，作为改革协调部门，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从全局而不是从部门利益考虑改革的重大决策，尤其重要。

　　当然，在各方利益更加盘根错节的今天，给新“体改委”赋予相当大的权限，又能否切实解决现实面临的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细化探讨。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当前改革的现实，迫切需要摆脱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掣肘，客观总结试点经验和社会探索，把其中可行与合理部分上升为改革政策。一个相对客观中立的改革协调部门，有总比没有好，早设立比晚设立好。高层的决心越大，新机构发挥现实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只要设立的新机构，能抓住一些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比如在收入分配改革、官员财产公开等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必能由此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更为强大的改革动力，对利益集团形成越来越有力的威慑。

　　如果改革协调机制能够尽快建立并且有效运行起来，我国制度改进的幅度将会加大，“制度红利”将得到有效释放，由此为公平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中国的机遇所在、希望所在。

　　□匡贤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