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中共依法治国柔性理政 构建清晰价值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会凭空而来，它必然和政党的价值取向保持一致。

　　2002年十六大报告宣告，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长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外界将之更通俗地解读为：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深刻转变。党的任务和功能发生变化，其领导方式和自身建设也随之发生变化。

　　“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新形势下执政党建设的布局、脉络由此清晰鲜明。十七大报告指出，这是“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根本思路”。

　　可以观察到，从能力着眼，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新的转变，以带领中国持续前行，走向全面复兴这是一种大有作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会凭空而来，它必然和政党的价值取向相一致。

　　信念感召：构建清晰有力价值体系

　　2002年12月5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天后，胡锦涛将首次公开出行选择在河北省西柏坡。

　　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人迈向执政地位的转折点。1949年，毛泽东在此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半个世纪后，胡锦涛重申上述话语，并郑重要求全党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中央党校教授辛鸣看来，执政党通过追寻传统，正从自身原点中汲取凝聚人心的先进力量。

　　“党的感召力在哪里？就在它鲜明的宗旨信仰上面。”辛鸣说。

　　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为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提供富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价值体系的重大责任。旗帜因此被呼唤，被高高举起。2007年9月，十七大召开前夕，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随后成为十七大报告主题的第一句话。这面旗帜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蕴涵新意。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说，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凝聚起最大的力量；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全社会的共识，在旗帜下得以汇融。党内，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历久弥新。“大力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则被作为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首要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说，要着力培育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在实践和理论学习中，认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更进一步，党始终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正在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张国祚说，现实中老百姓面临许多复杂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只有用老百姓喜欢听的语言，用老百姓身边的实例，才能入脑入耳入心，才能“真懂真信”。

　　“政党最核心的能力，是思想领导能力。”辛鸣说，党的感召力也好，“执政正当性”也好，首先在于构建一套清晰有效的价值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

　　组织优势：决策更民主执行更一致

　　2007年10月23日，新华社一篇报道记述了党的十七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过程。“一张橘红色的民主推荐票”，文中写道，400余人“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特别留意到这个信息，他撰文评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并且至少从十六大开始，党内民主加速”。

　　“加速”的党内民主，还体现在集体领导的制度化运行上。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十七大提出，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实行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这些都被外界评价为党内集体领导制度的重大突破。

　　组织战斗力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中央党校教授梁妍慧认为，对党的组织战斗力应该有新理解。民主集中制以往强调“集中”多于“民主”，但环境和任务变化之后，要更注重发展党内民主，以民主来实现党组织的公信力和凝聚力。

　　与高层的垂范同步，党内基层民主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其中，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和公推直选的探索，被诸多党建专家视为“带有方向性的成就”。

　　根据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目前已有27个省(区、市)制定出台了贯彻落实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的实施办法，一些县(市、区)更在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积极探索党代会的内容和程序、代表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工作机制等。

　　各地按照中央要求，结合实际，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提高候选人提名、介绍、选举中的民主质量。在不久前结束的地方党委换届中，31个省(区、市)党委委员候选人差额比例平均为11.9%。

　　梁妍慧说，十七届四中全会两句话“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怎么理解？“党内决策上要民主化、科学化；决策之后，执行要一致、要统一。理解方向应该是这样。”

　　执行一致，纪律为保证。“在党的各项纪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的。”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说，一个有强大生命力的党，不但表现为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而且表现为思想上组织上对党内法规的尊重、维护和有效应用。

　　在2006年1月6日十六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强调要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执政党的一项重大任务。党建专家评价，如此突出强调“党的根本大法”，表明中央要以党章为核心的党规党法体系建设来进行制度监督、用制度管权、制度管人、制度管事的思路越来越定型。

　　“什么时候党章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就正常，党的活力和战斗力就强；反之，党内生活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党的活力和战斗力就会削弱。”叶笃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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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创新：依法治国柔性理政

　　2007年4月27日，身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两个月后，无党派人士陈竺出任卫生部部长。

　　间隔数十年后，非中共人士任政府部委正职，无疑给国家权力架构带来重大变化。外界将之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得到落实的具体体现”。

　　稳步而坚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式在不断完善。在最新一 次全国四级党委换届中，各地党委常委担任统战部长成为明显趋势。中央党校教授刘春评价，这是“为应对社会结构变革和社会成分的多样化，通过人事手段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执政绩效的重要方式”。

　　完善治国理政方式，主旨始终是依法治国。十六大以来历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法律相关课题所占比重颇高。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首次集体学习，都与宪法或依法治国有关。

　　“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坚持政治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海外学者对此分析，中共一方面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化，一方面通过组织原则培养、考察、选拔和任命领导干部进入国家机器，从而领导和驾驭国家机器的运作。“通过赋予国家机器和社会领域的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实际上确立了一种‘党的间接柔性治理’。”

　　在上述学者看来，这种“柔性治理”也包括党逐渐退出对微观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但党的组织却遍布整个社会领域。

　　2012年10月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布信息显示，2002年至2011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666.1万名，党员总数达8260.2万名，“十年间，中共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大幅拓展”，“突出抓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组建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柏瑛认为，通过扩大党员人数及多样性，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发展党组织，既是通过“嵌入”的方式扩大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也能反映新群体的利益、价值诉求，并予以协商和整合，“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开放性在提升。”孙柏瑛说，一方面，执政党的学习能力在增强，通过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基层更加务实，更能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党组织从上到下更能吸纳并回应外部的诉求。

　　梁妍慧说，在社会领域，党组织正在从依赖权力手段包揽一切，转向依靠协调和服务的手段整合社会。“执政党领导社会，引领和服务是一个重要手段。”

　　牢固基层：激活旧组织吸纳新组织

　　从农村村民小组到城市社区，从国家企事业单位的车间、科室到大大小小的外企、事务所，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网络广泛延伸，保障着执政基础的稳固和治理体系的完整。中组部公布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底，基层党组织总数达到402.7万个。

　　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指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以“六大版块”定位，全面奔向新时期。这“六大版块”分别是党政军机关版块、国有企业党建版块、事业单位党建版块、“两新”组织版块、农村基层社会版块、城市基层社会版块。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越来越注重科学化，越来越注重‘六大版块’如何相互衔接，共同走向科学发展。”张希贤说，这种探索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是十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武汉大学副教授唐皇凤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原有基层组织，同时在基层社区、“两新”组织之中建立相应组织，不断推进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的适应性调整，在激活旧组织与吸纳新组织的过程中发育现代治理结构，以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具体而言，张希贤说，比如党在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两新”组织中党组织的发展，这就包括新型的私营企业、新型的民营企业，新型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新成立的各种专业协会等社会组织。

　　根据中组部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底，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96.7%建立了党组织，符合组建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99.7%建立了党组织。以律师、注册会计师行业为突破口，抓好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社会组织党组织应建已建率达到98.4%。

　　再比如，农村有大约3000多万党员，其中近2000万党员进城务工、就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进城就业的党员没人管理，组织上对他们也比较冷落。”张希贤说，而在十六大以后，执政党对这近2000万农民工党员的情况逐步理清了脉络，在从输出地到输入地的党组织对接、中间党组织设置、新党员培养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

　　各地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方面也积累了诸多新经验。在解决“有人办事”和“有钱办事”问题的同时，探索把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融为一体。2009年始，全国农村推广河南邓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其具体内容是：所在村组重大事项，必须在村级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四议”、“两公开”程序，“四议”即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两公开”即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事关执政基础的稳固，基层党组织覆盖面不断扩大，本质上却是为了创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条件。故此，2012年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一面强调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坚强战斗堡垒，一面重申“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

　　“如果没有这一点优势，其他都是空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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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体活力：惩防并举法制反腐

　　2005年1月，《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正式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作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决策，提出拓展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工作领域的要求。

　　腐败是侵蚀政党机体活力的致命“顽症”。十六大以来，执政党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惩防体系”建设把反腐败提到又一个高度，既有国际化的需要，也在国内形成一种战略安排和规划，是反腐倡廉非常重要的亮点。

　　“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党的十七大报告如此再度强调。

　　2008年5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工作规划》颁布实施，建立惩防腐败体系并实行每五年为一个周期的工作规划制度。外界普遍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创新。

　　更高层面看，在反腐工作的根本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进一步加强反腐败工作的法制化建设，已经成为既定路径。

　　“反腐倡廉走向制度化、法制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和进步。”李成言说，已经出台的一些文件使制度化的约束力不断提升。比如，2010年2月24日，经过多年的准备酝酿，《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颁布实施，替代了199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其中“8大禁止”、“52个不准”涵盖了行政权力使用中极易滋生腐败的各个领域。这一准则的出台，进一步规范了官员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李成言评价，这些制度建设的成果，为未来反腐倡廉法制化建设作了准备，奠定了基础。从各国的经验看，反腐倡廉的法制化之路，都会经历一个从政策到制度，再到法律的过程。近十年来的实践，正是在作着这样的努力。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现阶段可一方面建立惩治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条例，用强制性手段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一方面将与反腐败相关的党纪党规上升到道德规范层面，用道德的力量来规范和约束党员干部。

　　“将这二者结合起来，是目前具有较强可行性的一种新思路。”林喆说。(记者 董瑞丰 陈泽伟 温泉 实习生 丁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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