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者：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

　　中新社上海10月14日电 题：浦东开发者：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

　　中新社记者 李佳佳 陈婷婷

　　跨过黄浦江时，南浦大桥上当年邓小平所题遒劲有力的“南浦大桥”四个字，夺人眼目，其中“浦”字右肩上的一点竟被点在了一横的下面。有人说这是邓小平当日的有意为之，笔下之意：现在上海浦东的开放确比深圳晚了一点，但起点可以更高。

　　闻此说法，当年参与浦东开发开放全过程的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曾炜报以爽朗笑声，“是听过，不过当时并不在场”。

　　暂且不论坊间之言的真假，但1990年4月18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五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时，深圳经济特区已成立整整10年。

　　改革缘何姗姗来迟？近日，中新社记者专程走访亲历者万曾炜，听其将过往的缘起、经过乃至当时遇到的难题娓娓道来，“浦东开发开放实际上是中国区域改革的第二站，在上海发生，并非历史的巧合”。

　　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的工业重镇和经济重镇，上海肩负着国家五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诸多工业日用品如牙膏、自行车、皮鞋、服装都要从这里调拨，被誉为“共和国长子”。于是不免有人担心：“万一开放后减产了怎么办？”事实上，当时选择南方地区进行改革试点确有其地缘优势，距离港澳台地区近、产业相对薄弱，而彼时上海实非首选。

　　“不是中央忽视上海，忽视长江流域发展，而是选择上海有风险。”万曾炜说。尽管如此，从汪道涵、江泽民到朱镕基，一届届上海市领导几乎都怀有一个共同想法：做好功课，准备开放。

　　开发浦东要多少钱？上海有多少钱？能从改革开放中盘出多少钱？需要中央投入多少钱？谁都不知道。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前期投入，各方前前后后进行过多少次测算。据万曾炜回忆，“算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

　　“80年代我们算过一笔账，需要400多亿元人民币，胡耀邦听了连连说：‘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我没办法决策’。”万曾炜透露，当时“算账”也是有心理障碍的，“算多了，怕中央不同意，所以总是适可而止”。如今，中央和上海地方投入浦东的资金早已远超1万亿元人民币，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向中央提出的“不要钱要政策，政策比钱管用”，如今也被证明极具前瞻性。随着股票市场、期货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资本要素市场相继在此间落户，而今的上海仍旧享受着当年决策带来的红利。

　　浦东开发开放后，面对一片阡陌、遍地农田，如何着手规划建设，怎样进行招商引资，就成为摆在上海市政府和官员面前的头号难题。曾经的一段时间里，上海大大小小的官员几乎每人、每天都肩负着外宾接待任务，而浦东却连一家像样的涉外饭店都找不出来，每次都要过江回到浦西去住。

　　万曾炜说：“那时我们做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模型，每次就指着模型告诉外宾哪一座是金茂大厦，哪一座是环球金融中心，哪一座又会是上海中心。”说起这段往事，最让他记忆犹新的就是当时外商脸上的反应，“听我们说完，他们都哈哈大笑，因为这时放眼望出窗外，都是吊车，四处破破烂烂，人家觉得你在白日做梦，很可笑。”

　　万曾炜还记得曾经有干部被外商问得哑口无言，“你们凭什么指着(模型)说这是以后的‘东方曼哈顿’？”“被人家一笑，自己再一想，确实没道理，当时我们虽然很自信，但在很多场合是没有他信的。”

　　然而就是在遍地质疑、嘲讽乃至不屑中，东方明珠塔起来了，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金茂大厦、证券大厦一座又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1999年的世纪之交，《财富》全球论坛选择了上海，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专程出席，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三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吸引了世界目光，当黄浦江畔绚烂烟火腾空而起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一个崭新又充满活力的上海。

　　回顾20多年的发展，上海浦东既建立了形象，也收获了自信。而在万曾炜看来，最宝贵的收获，则是树立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浦东既是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航运、贸易“四个中心”的重要载体，如今又成为首个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围绕着创新与转型，它迈出的每一步都引人关注。有人曾问万曾炜：“上海究竟离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梦还有多远？”他认为，当地方的创新与中央的顶层设计相结合，当中国的金融体系能与国际无障碍对接时，距离梦想就不再遥远，“这当中有差距，就说明改革还有空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今的上海浦东又一次站在了转型的十字路口，怎样“二次创业”，并最终实现“二次跨越”，所有人都在思索。就如同当时的上海浦东新区区长赵启正所言：“我们是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过往如此，现今亦如是。(完)